鄒宗平，1953年3月出生，李四光的外孫女，與外祖父一起生活直至外祖父去世，是李四光唯一健在的直系親屬。鄒宗平1970年參加工作，在原地質部三河地震地質大隊任見習技術員。1972至1976年在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學習，畢業後在地質力學研究所工作。1979年去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學習地質專業，1987年定居美國。1989年回國，協助母親李林院士打理李四光紀念館的日常工作。鄒宗平是中國科協科學家精神報告團成員。
科學家精神報告團成員鄒宗平講述“李四光的故事”
外公李四光去世已經快半個世紀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心裡，好像他從未離開過。每次走在紀念館裡總是恍惚覺得他還在辦公室裡伏案工作，或者在臥室裡聽著音樂，和外婆小聲聊著天。他晚年的一些事好像就發生在昨天。
李四光標準像（攝於1970年冬）
一九六六年三月八號，河北省邢臺地區發生了強烈地震，給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極大的災難。地震發生後，周恩來總理召集地質、地球物理的科研人員開會討論震情和震後應採取的措施。總理問大家，這次地震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同時也給了我們很大教訓。我們能不能預報地震？總理這句話一說，會場上立刻就靜了下來。沉默了一會，才有人陸續發言，都認為這個問題不好辦，地震預報國外搞了許多年都沒有解決，我們更解決不了。最後，總理轉過頭來，問坐在身邊的外公：李四光同志，你的意見呢？外公答道：“地震也是一種自然現象，它的發生是有個過程的，是可以預報的，不過還需要做大量的探索工作。”地震給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巨大損失，他覺得作為一個地質學家，解決地震預報問題就應該是他的職責，科學就是要探索未知，如果有困難就放棄，那還要科學家做什麼呢。
李四光學習造船時期照片
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外公就開始研究地震帶的活動及分佈規律，六十年代初外公帶領團隊開始研究、設計和製作地應力測量設備。這次會議之後，外公立即在地質力學研究所組織了一支隊伍，派到邢臺地區，在隆堯縣堯山建立了第一個地應力觀測井，並建立電臺隨時瞭解情況。堯山地震臺建立之後，外公每天都要和臺站通話，仔細分析考慮今後地震的發展趨勢。當時各種意見爭論不休。外公非常擔憂地說，“我很擔心，你們在這裡吵，那邊很可能還要震。”果然，三月二十二日邢臺地區又發生了一次七點一級強震。這次地震發生後，外公再次打報告給中央，堅決要到災區去看一看。但是中央根據醫生的意見，怕他身上的動脈瘤經不起直升機的顛簸會破裂，不同意他去。他說：“你們不要再攔著我了！總理冒著生命危險，已先後去了四次災區，而我是做這個工作的，怎能貪生怕死呆在這裡呢？”外公的申請終於得到批准，四月二十日啟程去了邢臺，在堯山站，他詳細地檢查了觀測儀器及觀測井的位置，研究了站上同志繪製的地應力值變化曲線，又聽取在震區工作的同志彙報，並和大家一起研究討論。然後又到堯山站周圍查看地質情況，從邢臺回來以後，外公認真地分析總結了這兩次地震的地質構造背景和今後應密切關注的地區。在他指出的發展方向上，一九六七年春天，河北河間縣又發生了一次強震。震後科委地震辦公室的同志來向外公彙報這次地震的考察工作。最後他們問外公是如何在邢臺地震之後就預料到下次地震會向北東方向發展呢？外公詳細回答他們的問題，講解自己的判斷依據。並提醒，在這個方向上，應該密切注意可能發生地震的危險。一九六九年夏天，渤海又發生了一次七點三級地震。每一次地震發生後，看到地震給人民生命財產帶來的極大損害，外公都深感自責，認為這是他的嚴重失職。在一九七零年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地震工作會議上，他曾含著眼淚說：我們沒有抓住地震的前兆，沒有為人民放好哨，我是人民的罪人。
李四光在三河地震地質大隊聽取地應力測量儀器實驗的彙報
1968年初春的一個深夜，外公接到國務院召開緊急會議的通知，他趕到會議廳時已是凌晨兩點。當時的情況是北京附近的小震突然平靜下來，同時一些動物表現得很不安寧，所以有人提出北京可能發生七級地震。周總理請外公在他身邊坐下，問他的意見。在回答總理問題之前，外公先給北京附近的一些地應力觀測站打電話瞭解情況，又向堯山地應力觀測站要他們的數據曲線，然後對周總理建議最好不要發警報讓市民都出來過夜，天氣那麼冷，老人和小孩都會凍病的，當然還要注意密切觀測。周總理同意不發警報，並說，李老你年紀大了，身體不好，早點回去休息吧。其實那時也已經是凌晨三點了。事後外婆問外公，他作不發警報的建議不怕萬一錯了要擔很大的責任嗎？外公回答說當然想過，但是一個科學家就應該依據科學說實話，有擔當。如果為少擔責任只說些模稜兩可的話，那還要我做什麼。
李四光23歲任湖北實業司司長
在早期地震預報的研究工作中，堯山地應力觀測站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所提供的地應力數據、曲線是當時中央地震工作領導小組研究地震發展方向和發展趨勢的主要依據之一。很可惜，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地應力測量站沒有保存下來，現在已經無跡可尋了。但是地質力學研究所和國家地震局地殼應力所的科研人員一直繼續地應力的研究工作，並在研究手段和研究成果上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李四光（圖右）
外公非常重視研究地應力的實驗工作，只要他有時間，一定親歷親為。一九六七年底，他不顧78歲的高齡，一定要跟著地應力研究人員到房山地區去做“地應力解除”實驗。那是一個北風呼嘯的寒冷冬日，大風吹得電線杆子嗚嗚直叫。他站在風口上，從工人手中接過手柄。為了能更真切地體會加力的感覺，他摘掉了棉手套，握住冰冷的金屬手柄，並不斷地問看儀器屏幕的同志看到什麼變化。什麼天冷、風大他好像都沒有感覺到，全部注意力都在實驗上。他的手在感覺加力的大小、快慢，耳朵在聽著來自儀器的數據報告，心裡在思考著實驗的進程，他的身體好像已經和那高聳的鑽機融為一體了。直到實驗結束，“應力解除”成功了，他才放開手柄，臉上露出了興奮的笑容。那天他高興極了，試驗成功之後他和在場的所有人握手祝賀。有個老工人看到外公這麼大年紀還如此努力地工作，感動的捧了一大把紅棗給外公，讓他回去好好補補身體。
李四光在野外考察
1970年底，外公參加國務院科教組的會議，開完會一回到家就發燒，一直住院到第二年的春節。這次生病以後，外公的身體明顯虛弱了許多，他知道自己是不行了，就更加爭分奪秒地為研究地震預報做工作。他多次對家人說，如果在他死以前完不成地震預報任務的話，他怎麼對得起黨和人民。1971年三月，外公又因為血壓波動得厲害住進了醫院，醫生要他把病情穩定下來再出院，但是他不肯，堅持出院後他又開始繁忙的工作。四月下旬外公連續聽了兩天的彙報，聽完後又對工作進行指導部署，說了一個多鐘頭的話，身體更加不好。我那個時候已經在三河地震地質大隊工作，因為離北京市區比較遠，只能每個星期六回家。二十四號晚上我回到家裡，看到家裡人因為外公生病都很擔憂，晚飯也沒吃好。到了十點多鐘外公的體溫更高、脈搏也更快了，外婆堅持把外公送去住院，第二天他的燒雖然退了，只是人還是很疲倦。我們進去病房的時候，他正靠在床上寫東西。外婆和媽媽不停的勸他休息，養好病再工作。因為要趕回地震隊工作，那天我在醫院呆到下午四點鐘就走了，走前對外公說，讓他好好養病，我下個星期六回來接他出院，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我的外公。
李四光在三河地震地質大隊與科研人員探討地應力探測原件的設計
外公在醫生的盡心照料下燒很快就退了，身體稍微恢復一些後他就急著要出院。二十八號阜外醫院的心血管專家到北京醫院來會診，他對醫生說：“請你坦率地告訴我，我究竟還能活多長時間，我還要安排一下工作。”醫生走後，外公又和秘書談了整整一個下午關於地震方面的工作，並且一再囑咐秘書第二天帶一份全國地質圖到醫院來，還有一些工作要安排。那天晚上，外公一直睡不著覺，就躺著和我媽媽聊天。他說：“我已經八十二歲，死也不算早。就是有兩件事不放心，一是黨交給我的地震預報研究工作還沒有做完；二是不放心你媽媽。”他還說：“地熱工作我比較放心，它已經被人們重視起來了。我不放心的是地震預報。我的觀點還沒有被人們採納，還不知道有沒有時間讓我和同志們一起去征服地震這個‘地下的敵人’。”我媽媽安慰他說：“媽媽的晚年，我一定會好好照顧，你不用擔心。地震預報的工作也一定會有人繼續做的。”
1971年3月在辦公室講地熱工作的安排（這是李四光生前最後一張照片）
第二天上午八點半，外公的肚子忽然劇烈地痛起來，醫生們立即開始搶救，他卻對醫生說：“你們不用在我身上忙了，我是不行了。但請你們這時候不要告訴我的夫人。”然後就失去了知覺。搶救小組立即打電話請示周總理，是否要按照擬定的搶救方案打開腹腔，切除破裂的動脈瘤，也許還有一線希望。周總理忙了一晚上，剛剛吃了安眠藥睡下不久秘書就叫醒了他，總理說：只要還有一點希望，可以照醫生的意見辦，也要問問家屬。我媽媽剛從上班的地方趕回來，醫生問她意見，她當然同意。這個時候周總理派的兩個醫生和阜外醫院搶救小組的專家都到了，手術進行得很順利，可是外公的心臟還是停止了跳動，雖然醫生堅持人工按摩心臟兩個小時，仍然無法挽救外公的生命。他的秘書帶著他要的地質圖一早趕到醫院，看到的已是緊張的搶救場面，外公已經永遠閉上了眼睛，連最後看一眼這張地質圖的機會都沒有得到，帶著對未完成事業的遺憾與世長辭。
一九七一年四月的那一天我永遠都不會忘記，二十九號是五一節放假前最後一個野外工作日，三十號我就可以回家看望外公，和他一起過節。就像每年的五一、十一那樣，在電視裡看他上天安門參加慶祝活動。當時我和地震隊的同事在平谷一帶做野外地質考察，等我得知情況趕到醫院，看到我的父母，還有科學院的領導陪著我外婆，醫生走過來對我外婆說：“我們沒有把李老救活，我們心中很沉痛。”後來郭沫若院長也來了，他默默地握著外婆的手，許久也沒有說一個字。
李四光
四天以後的五月三日外公的告別儀式在八寶山舉行，周總理站在麥克風前沉痛地說：“我們國務院的工作沒做好，沒有給李四光同志寫悼詞。早上來時，我收到了李四光同志的女兒李林同志的一封信，我在休息室裡徵求其他領導同志的意見，是否就用李林同志的信做悼詞，他們都同意了，我現在就唸這封信。”我媽媽的信中講到外公對地熱工作、地震預報工作、冰川、找礦、海洋地質和地質力學理論發展的遠景及期望。
儀式結束以後，周總理走到門前大聲問道：“你們都聽見了嗎？現在把任務交給你們大家了。”臨離開前，周總理握住外公的秘書周國鈞同志的手說：“把李四光同志遺留下來的資料好好地整理出來。”根據周總理的指示，經過兩年的努力，一九七三年李四光資料整理小組將外公遺留的資料全部整理完畢，印成大字本，送給中央領導同志和地質、地震方面的各個有關單位。
2019年在即將出版的《李四光科學論著集》中也盡數收集了46年前出版的這些資料，讓大家可以更清楚地瞭解外公的科學思想和科學精神。他的一生都是在不斷創新，雖然道路充滿荊棘，困難重重，但他從不退縮。
科學家精神報告團成員鄒宗平與師生合影
科學研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地震預報更是一個全世界的大難題。外公晚年接受這個研究任務的時候，很清楚他的努力在人們眼中可能只是沒有結果的工作，但是科學研究就是從這些看起來沒有結果的工作開始的。而且地震預報是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他既然決定要做，就一定要全身心地投入，能做一天就做一天，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李四光雕像（攝於2020年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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