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青年时代恰逢法国大革命，J．卢梭的思想对他产生了极大影响，他被法国革命崇尚的自由精神深深打动。他反对封建专制和民族分裂，渴望德国在政治上实现统一，把德意志民族的复兴与资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并把立宪政治制度视之为理想的国家制度。1815年拿破仑战争的失败、欧洲封建势力的复辟，使他的政治态度发生变化，放弃了激进的政治主张，开始赞颂现存的普鲁士王国，主张以此为基础而建立君主立宪制政体。黑格尔晚年对普鲁士王国表现出忠顺态度，但对法国革命始终持有好评，对德国保守派──历史法学派持反对态度。
黑格尔的国家观继承和发展了I．康德、J．G．费希特以来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他用哲学的思辨揭示国家的本质，反对17、18世纪的社会契约论从国家的外部特征解释国家的本质，认为国家不是契约的任意产物。
他的国家概念指的不是现存的国家制度，而是精神的国家理念。他认为现实的国家只是国家理念的表现。国家的本质在于它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黑格尔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对国家与社会进行了区分，认为市民社会是“外在的国家”，是主观意志、个人利益的结合形式。国家以它至高无上的意志、伦理精神把整个民族凝聚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国家先于并高于家庭、市民社会，是它们存在的前提，是决定的力量，是人类生活的最高形式。它是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统一。个人只是国家的一些环节，生活在国家中，才能获得个人的人格、自由和价值。黑格尔对德国古典哲学中整体国家观的倾向给予充分发挥，表明了他对古希腊以伦理和整体为特征的城邦国家观的崇尚。
在国家制度方面，黑格尔认为世袭君主制是国家制度的顶峰，王权是普遍利益的最高代表，国王拥有最后的主观决断权。但他主张限制王权，认为三权只是政治国家统一意志的象征，只能依法签署议会通过的决议。
他对行政权的论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指出行政权是执政权，应当掌握在为社会服务、与普遍利益相一致的等级手中。他反对封建的官职世袭制度，主张任用官吏应以才智为标准并向一切市民开放。他强调国家制度的整体性和有机性，反对机械的分权理论。
黑格尔渴望德意志统一和复兴是与其民族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的，他提出国家、民族要独立自主，论证了战争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并把日耳曼民族视为优等民族“世界精神”的完美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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