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罗马教廷一直作为中古西欧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思想的支柱与枢纽存在，“政教合一”的特殊性让教皇在这段时间里，成为了国王背后更高的主宰。在那时，社会的每一寸呼吸都与基督教息息相关，罗马教廷通过在大西洋东北侧这块土地上的长久驻扎，实现了对中古西欧社会的稳固统治。
和历史上出现的诸多封建社会形态一样，建立起封建制度的中古西欧社会形态也提倡“重农抑商”：商人的身份不受到待见、商人的业务也被人们所诟病。
或许在许多人看来，这就是中古西欧社会的常态。只不过，教廷与商人之间是存在合作的。中古西欧的封建制度建立得较早，而资本主义出现萌芽的时期也远早于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这得益于中古欧洲教廷与商人之间的“同舟共济”。双方的互相协作不仅属于一种“不言而喻”的常态，有别于明面上的抑商政策，这种合作更是促进了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社会的转型。
基督教教义斥责教徒沾染金钱交易，但圣战造成教皇金库亏空等客观原因，最终促成了教廷与商人之间的主动合作
那么中古欧洲教廷与商人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合作，又究竟是怎样达成“表面相嫌、实则互助”的趋势的？笔者将从教皇的财政需求一步步说起，直到出于财政需求、教皇对银行、贷款等商人业务放宽，最终商人贵族出现，资产阶级跻身政界，成为社会的上流阶层。
中古欧洲社会对商人的歧视，其实和古代中国的抑商思想有着本质上的相同。一方面，教会提倡以农为本，以此稳定国家的必要生产资料和原材料的获取；另一方面，在社会上放任对待商人的批贬之风，以压住商人财富的势头。因为商人行业的特殊性，人们多以他们没有土地作为缘由，攻击他们为无本可固的放荡游民，或者视他们为往来在社会上的别国敌人与奸细。基督教教义更是不提倡人们沾手金钱交易，并提出如果在世贪图金钱，那么身上的罪恶将会更加深重，在死后也不会升入天堂。
但无论是政策规定还是通过宗教意识形态加以影响，教会都没能把商人逼入绝境，甚至在危机时刻，不得不依靠商人的资产来一解燃眉之急。十三世纪，欧洲各教皇国发动了圣战，这使得原本财政观念并不浓厚的教皇深感财政体系的重要性。
战争让国家资源受到更加迅猛的消耗，彼时，圣库（设在罗马的最高财政管理机构）经常处于亏空状态。教皇频繁下令欧洲各教区缴纳税款，但在纷飞的战火中，各教区的税官想要把税款运回罗马，是一件十分耗时且费力的事情，在押送钱款时还要派士兵护送，有时士兵的护送也并不能保证钱款的安全。这一来二去，就让教廷感到焦头烂额。
再加上从各地征税的钱款回笼速度十分缓慢，倍感困难的教皇就不得不求助于借贷。于是，早期的资产持有者，即商人，就这样被纳入了教廷的财政运作体系，并且作为早期“银行”的概念发挥作用。欧洲早期中古教廷与商人之间的合作大致分为两种：一是帮助教皇转运税款，二是通过借贷的方式，缓解教廷的燃眉之急。
1262年，圣库长在发往肯特郡一位平民约翰的信中写道：
“以现教宗的名义，我们命令你将你所征到的保护金（可能是在某些交易中所产生的）和彼得便士交给塞耶那商人凯伊迪和博拉库瑟。”
究其原因，大致是教皇认知到了商人所提供的商业服务的价值和重要性，于是教廷与商人之间的合作逐渐变得正轨化。在上述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十三世纪的商人已经具有了“代行征税”的权利。这些高高在上的圣库官员无需亲自出手，只要让民众将税款缴纳给指定的商人即可，而征收完税款的商人又会直接将税款承运至罗马中央的圣库。
早在1232年，格雷戈里九世就授予了两位意大利商人“圣库商人”的头衔，这标志着商人与罗马教廷财政运行系统的正式合作。不仅如此，从格雷戈里九世开始，后来的每一位教皇多少都会指名一位到多位银行家或者商人，作为“圣库官员”为教廷提供服务。
从处处受限、到逐步成为教皇的债权人，商人阶层通过信贷等方式，逐渐占据了“同舟共济”中的主导地位
从上述事例我们可以看出，罗马教廷与商人的合作早在十三世纪就悄然进行。罗马教廷不仅无法将商人的社会地位自一而终地压死，反倒在财政理念逐渐走向成熟的同时，愈发地依赖商人提供的服务。
上面说到，当中央圣库陷入财政流水紧缩，也就是资金周转不过来的时候，圣库官员以及各地的税官通常都会求助于当地商人。不仅如此，这种模式的合作到了中古后期，大部分教省和教区的税官甚至会让已经成为正式“圣库商人”的银行家直接代行征税，这样一来，又省去了钱款由商人到税官手里、再被发还回商人手中、由商人承运至中央圣库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教皇能够从中获得便利，商人一方更是能够借着圣库的身份谋取额外的利益，这些“额外利益”包括但不限于商人向圣库借贷、收取额外的保证金等。只不过在中古早期，商人的业务和活动还是较为受限的，当时的圣库要求每位圣库商人与圣库之间随时保持流动的账目，并且，圣库长随时可以核查圣库商人个人以及银行的账目，以确保商人不从中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伦特在解析中古罗马教廷财政制度时，曾指出：
“意大利银行家在欧洲财政事务中能够占有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教廷开设的业务与一些政策保护。”
到了十五世纪，在教廷与商人的“双向选择、双方合作”中，主动重心已经逐渐向商人一方偏移。由于教皇尝到了例如有大宗开支需求时、直接向圣库指定的银行借贷这样的甜头，于是逐渐有了处处求助商人的习惯。一些客观原因更是让教廷原本强势的财政基础一再缩水，从十四世纪开始，教皇国发生了分裂，多个民族国家接连出现更是让罗马教廷失去对西欧大片土地上人民的征税权。
从这里开始，教廷财政就已经陷入长期赤字的开端。教廷对商人阶层的依赖，最主要就是体现在直接向商人及银行借贷的方面。每当资金难以周转时，教皇便信手向圣库指定的商人借贷，但频繁的信贷加上原先的贷款，让罗马教廷的财政顺其自然地陷入赤字。有不少史料对罗马教廷的这段信贷史有所记载，在1526年，教皇背负的债务就已经为收入的5.6倍了。
这一系列的借贷与信贷，不仅体现了中古后期教皇对资产者的依赖愈发加深，更为中古后期，商人成为社会的上流人士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商人在受到教皇依赖的同时，享受到了非同一般的便利。因为一些商人除了直接向教皇放贷外，更会向一些手头紧的教士提供信贷。而在圣库进行国际事务时，一纸来自教皇的文书也会为他们在异国他乡投资提供极大的便利。
在长期的财政赤字中，罗马教皇逐渐难以偿还债务，教皇卖官现象的产生让商人拥有了跻身社会上层的机遇
从帮助教皇转移税款，到直接或间接地向教廷放贷、成为债权人，其实商人的地位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飞跃性的改变。不如说，中古欧洲商人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同舟共济”才是自始自终、并未断绝过的导向，只不过，与教义的相悖在最初让商人与教廷之间互相看不对眼，呈现一种互相排斥的态势。
只不过，这种看似两向选择的合作到了中古后期，商人一方已经明显占据了主导地位。并非像原先那样，商人只能从教廷严格的规制下“提供帮助”和“谨慎地谋取利益”，而是成为了教皇的债权人，从教皇的各种预期收益中分得一杯羹，更有甚者则跻身了政界，成为“商人贵族”。
在十五世纪末期，无法偿还债款的利奥七世与克里门七世将诸如盐田、矿产这样的预期收入的一部分包给拥有债权的商人，以此缓解还贷压力。而博尼法斯九世则采取了卖官鬻爵的手段——将自己授职的文书卖出，并以获得的标价来偿还债务。
这种卖官鬻爵的风气在后来愈演愈烈，长老会与红衣主教团体由此“应运而生”，这些官职实际上就是教皇通过卖官所组成的新政客团体。每一任拥有卖官行为的教皇所招揽的政客团体人数不一，少有几十、多则上百，而买官的人在一边坐拥官职的同时，也偿还任职文书为他们带来的债务。
这在许多世俗商人眼中是十分诱人的一件差事，毕竟在明面上，商人阶层被基督教嫌恶了数个世纪，但是如今，教皇官职的卖出给他们带来了涉足政界的机会。一言以蔽之，教皇卖官的行为直接性地让钱与权之间的交易成为可能，这为中古西欧社会阶层的流动与社会转型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总的来说，中古西欧社会的商人并没有在基督教教义的打压下“苟活”，而是与教廷通过多种形式的“同舟共济”从中获得了利益，甚至在长期的过程中最终跻身社会上流阶层。而教廷方面的确从商人提供的业务中获得了诸多的利益，拉动了教区的发展；只不过，在信贷的压力下逐步向资产者、商人家族让步，可以说也是顺应了社会发展与历史的必然。
参考文献：
《中世纪文明》
《佛罗伦萨、罗马与文艺复兴的起源》
《欧洲经济史》
《教皇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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