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需要“病夫”，我们需要美好人性
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图景是不值得一看的，因为它遗漏了一个时时刻刻充满人性的国度。而一旦人文理念在此生根发芽，一个更美好的国度就会扬帆起航。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戏剧、散文：写作与诗歌》（Plays, Prose: Writings and Poems）
在人类经历了犹太人大屠杀的悲剧之后，我们都渴望群体和国家间的平等与尊严，但期间总是会有一些杂音。喜欢阅读的朋友们可能会注意到，美国著名的《华尔街日报》在2020年2月3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这对于不了解或者不关心中国历史的人们来说或许无足轻重，因为“病夫”（sick man）这个名称在欧美往往被作为对一个贫弱国家的政治性称呼，十分常见，但是，这对了解过近代中国历史，尤其是19世纪后半叶鸦片等毒品肆虐危害的中国人以及海外研究者来说，印象就很深刻了。在这里，或许值得来谈点历史，以及关于“病夫”的一些故事，因为这些故事，所关涉的并不仅仅只是中国、东亚，而是我们大家对尊严的认同，以及对美好生活和美好人性的期待。
“东亚病夫”：曾经的群体屈辱
中国在近代曾被称为“东亚病夫”，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这确实是整个18至19世纪帝国殖民时代整个东方世界的缩影，中国如此，印度也如此。就可以查到的信息，中国国内第一个使用“病夫”的，是曾任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校长的严复，他在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当年的天津《直报》上，发表了题为《原强》的文章，其中这样写到：“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夫人身，逸则弱，劳则强者，固常理也。然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以是求强，则有速其死而已矣。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意识到了中国和中国人的积贫积弱，以及由此带来的充满苦难的社会记忆。
在中国内地广受欢迎的台湾歌手周杰伦，在他2001年的歌曲《双截棍》，歌词里面提到“一根我不抽的烟，一放好多年，它一直在身边”，所唱出的或许就是鸦片带给我们的这种苦痛记忆，所以后面才有那么一句让人听了感觉酣畅淋漓的“东亚病夫的招牌，已被我一脚踢开！”而这种感受，在更老一辈的人们的记忆中，则可以回溯到20世纪70年代。在1972年，李小龙主演了日后风靡全球的香港著名电影《精武门》（Fist of Fury），在剧中，一脸愤怒的陈真，为了找出师父霍元甲被害的真相，扛着一块“东亚病夫”的招牌，来到日本武道馆，当着日本人的面将其一脚踢烂。不管是在欧美的留学生那里，还是在中国国内，这部老电影经常是高频播放的几部作品之一。身处现代世界的我们或许无法体会过去的屈辱与苦难，却依然能够通过这部电影去感受过去的那种体验，非常真实，也充满震撼。在这里，也推荐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
平等的友谊：当下的意义
让我们回到历史。在1853年1月9日，当时风头正健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在跟英国驻彼得堡公使西摩尔先生会晤的时候，曾用“病夫”来称呼深陷危机的土耳其，尼古拉一世曾建议俄国和英国一起瓜分土耳其帝国，但当时的英国并不愿趁人之危，拒绝了这一建议。如今的土耳其，在中东事务中也有着举重轻重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盟的相关决策，早已不再是沙皇口中的“病夫”，在欧美普通民众的心中，估计也没人会觉得还是“病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性都是相通的。
人们总是会尊重过往的时光。我们更不应该忘记的是，也正是在1972年的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了大洋彼岸这个还未建交的东方大国——中国，这一“改变世界的一周”，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并从此开始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大批的中国人也从那时开始，有机会前往欧美各国，有的还在当地定居了下来，成为当地发展的参与者，成为中美、中欧友谊的推动者。
在这当中，不管大家的政见如何，不管大家身处何处，但有一点都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大家都不想再成为“东亚病夫”，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健康生活、积极行动，也都希望自己过去和现在所在的国家能够不卑不亢、自强不息，从而为我们提供值得期待的平等尊严与群体友谊，这样才能在自己在外吃饭、购物、欣赏美景的时候不受责难，不再被贴上“XX与狗不得入内”的标签。
共享彼此的美好人性
跟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中国人也不缺智慧，当然也会正视自己的问题。“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先生曾经用他家乡通俗易懂的比喻，来说明美好生活的重要，并以此来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家一起来做生意，一起来发财，而普通的中国人也终于有机会走出国门瞧一瞧，总之，大家期待通过共同的努力，过上一种美好生活。
还是回到1972年，当时，伴随着中美关系的破冰，著名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受邀来华，拍摄名为《中国》的纪录片。在这之后，这部纪录片在中国和西方引起截然不同的回应，其间所折射的还是各国对于文化及其呈现方式本身所持有的不同态度，以及对于平等地位的不同看法。当然，这些都已经是过去的往事了，毕竟连他本人都曾经这么回应到：“人们在这一报道中看到的只是我自己眼中的中国人。我拍的不是一部带有教育意义的政治片……我是一个观众，一个携带笔记本——我的摄影机——的旅行者。”他本人并不想去触碰中国人心中的伤痛，而回到当下，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对于美好人性的共同期待，而不是去触碰过去那些苦难记忆和群体尊严的“伤疤”，我想，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
人啊，总是要宽容！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危机时刻，也同样会有各自应对这些危机的决断时刻，世界历史无不在记录着这一切。如王尔德所愿，未来的世界，我们大家都将会拥有“一个时时刻刻充满人性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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