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朱楓，於香港。
朱楓（1905-1950），女，原名朱諶之，字彌明，浙江鎮海人。1927年畢業於寧波女子師範學校，1938年至1944年，先後在黨領導的桂林、重慶、金華、上海“新知”書店辦事處工作。194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底受命由香港赴臺，執行秘密使命。1950年初由於叛徒出賣，被敵人逮捕，同年6月10日被害於臺北。
4月10日上午，在解放軍總醫院，醫療專家顧倬雲接受了記者的專訪。她雖已是84歲高齡，但卻精神矍鑠，思路清晰。
據顧倬雲介紹，外公朱雲水是浙江寧波鎮海當地漁業公會會長。而其母親朱啟文和姨母朱楓（朱啟英）兩人為一母同胞，關係十分親密。“母親與姨母在我外祖母在世時，一直生活在報關行內宅，在外祖母的悉心教導下，至入學年齡，兩姐妹先後入鎮海高級女子小學讀書。”顧倬雲說道。
據顧倬雲回憶，姨母朱楓很早就參加了我黨的地下組織，並在殘酷複雜的鬥爭中經受了考驗。
探親的名義
1948年秋，朱楓奉命來到香港，在香港合眾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任職。1949年11月，新中國成立後，朱楓正在等待撤離回上海，中共華東局經慎重考慮，命其以看望前夫的女兒阿菊和外孫女為由，赴臺從事情報聯絡工作。
朱楓於1949年11月27日到達基隆港。隨後，其來到目的地臺北，入住女婿家——臺灣省警務機關家屬宿舍，開始了充滿危險的工作。
一天一早，女兒和女婿都上班去了。朱楓跟家中帶孩子的保姆招呼一聲出了門。她坐公交車去了基隆，走進一家叫“三榮行”的南北貨店，按照約定的暗號與臺灣地下黨的最高領導人——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臺灣彰化人，參加過兩萬五千里長徵的老紅軍）聯繫。
朱楓到達臺灣後，接頭的另一重要人物是“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吳石。朱楓帶著中共華東局對臺工作委員會駐港負責人萬景光給吳石的親筆信，以“陳太太”的身份，走進臺北杭州南路一座普通的宅院。
逃離臺灣
這是一個冬日的午後，吳石請“陳太太”在會客間坐下，朱楓將“劉老闆”（萬景光化名）託帶的短簡鄭重地交到他手裡，並談了萬景光交代她的事情。吳石點點頭，說這次因為住院聯絡倉促，臨時安排這處舊宅，下回要請“陳太太”去新居做客，並同朱楓約定了具體的時間和地點。
第二次見面，吳石把自己準備好的幾份情報文件交給朱楓。這次會面以後，每逢星期六下午4點鐘，朱楓都到吳公館去，將吳石準備好的文件、圖表等密件取回。而後，按照預定方案，通過秘密渠道迅速傳回大陸。
已完成任務的朱楓按上級指示準備取道香港回大陸。1950年1月下旬的一個星期天上午，她像往常一樣在10點鐘之前，來到與蔡孝乾約定的約會地點，卻沒有看到他本人，只收到了他的“報警”字條。朱楓立即去找吳石，告訴他大陸家中有事，她打算儘快離開。
由於基隆港船已停開，朱楓走海路的計劃不能實現了。就這樣，吳石為朱楓簽發了“特別通行證”，在其副官聶曦的協助下，朱楓於當年2月4日搭乘空軍飛機飛往當時仍為國民黨控制的浙江定海，並欲搭船前往已經解放的上海。
英勇就義
“事實上，早在朱楓乘飛機離開臺北的前兩天，即2月2日，蔡孝乾被國民黨保密局抓捕，在嚴刑拷問下，他供出了其公文包裡的記事本上的‘吳次長’正是‘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吳石。很快，保密局派員到吳家搜查時，發現了其親自為朱楓簽發的‘特別通行證’。就這樣，一道緝查和追捕‘在逃女匪朱諶之’的密令送至浙江定海縣城內的警備司令部。”顧倬雲告訴記者。
半個月後，朱楓被捕了，當即被押解至定海縣城的看守所嚴密關押起來。很快，一架飛機將朱楓從定海押送回臺北。
1950年6月10日，在一個叫“馬場町”的地方，吳石、朱楓、陳寶倉及聶曦被押下刑車，隨後英勇就義。朱楓就義時只有45歲。
隨行的攝影人員按動了快門，留下了他們就義前的鏡頭：朱楓身穿藍色毛絨衣的衣襟邊，被抓住她胳膊的行刑隊員的手掠到了身後；被小雨淋溼的旗袍緊貼著她修長的身體，頸脖上和毛線衣的肩頭都纏繞著一道道勒緊的繩索，額前和耳邊的髮絲有些凌亂。此時她正奮力向前，邁動腳步，神態自然地從容面對著死亡的到來。
第二天，臺灣、香港的各大媒體均用頭版頭條報道了這一事件。
記者瞭解到，與朱楓同天就義的吳石中將，由其部下收屍入土。1975年吳石被追認為革命烈士，其骨灰在世紀之交由其子女奉回內地，葬於北京福田公墓。
2010年，朱楓的骨灰長達六十年下落不明後，終於被找到。11月底，一切手續齊備，朱楓的骨灰終於在2010年12月9日這一日，由臺灣移送至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暫放；緊接著到了2011年7月12日，朱楓忠魂終歸鎮海故里，永遠地安睡在故鄉的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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