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敦|那些人,那些事

年輕的好萊塢編劇吉爾(Gil)愛上了巴黎,他想象自己拿著剛出爐的法棍麵包,沿著塞納河左岸悠閒散步,偶爾走進花神咖啡館,在菲茲傑拉德或海明威坐過的座位上隨手修改他的文稿。他和未婚妻伊內姿(Inez)說婚後也許可以考慮一起搬來巴黎:“幻想一下上世紀二十年代的這座城市,在雨中是多麼的光彩奪目,在雨中,那些藝術家,還有作家……”伊內姿覺得吉爾簡直是痴人說夢,她不懂為什麼吉爾一提到城市,就都是在雨中,“溼漉漉的有什麼好處?我才不離開美國呢!”意見不同的兩個人行事也不會一樣,晚餐後伊內姿要去跳舞,吉爾一個人走回酒店,朦朧醉意裡他漸行漸遠,猶疑間一群衣著光鮮的男女把他拖上一臺老爺車,老爺車駛進舊時光,那是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巴黎,是兩次大戰之間難得的喘息,亂花漸欲迷人眼,君今不醉將安歸?生活五光十色,思想新舊交替,碰撞出的每一朵火花都是後人眼中的一段傳奇。

潘敦|那些人,那些事

《午夜巴黎》中,吉爾沿著塞納河左岸漫步

伍迪·艾倫2011年拍的這部《午夜巴黎》我從前看過,庚子年新春在家避疫又翻出來重看,有一點戲謔,有一點憂鬱,帶你在穿越中體會理想與現實的糾結。電影裡串場的那些大人物戲份不多,卻有血有肉,靠得不是誇大成就,反倒是描繪細節:菲茲傑拉德那位神經質的妻子總是讓他操心;海明威喝醉了動不動就嚷嚷著找人決鬥;達利的眼裡一切都是悲傷的犀牛,連吉爾的肖像也是;五百法郎你可以買到馬蒂斯最好的作品;畢加索的畫也貴不到哪裡去,倒是她的情人阿德里安娜(Adriana)傾國傾城,她和吉爾說她來巴黎是為了跟可可·夏奈爾學時裝設計,還說她曾和莫迪裡阿尼同居過六個月,和布拉克也有過交集,吉爾眼中她的情史更像是藝術史。

文學和電影一樣,最難處理的總是人物。小說虛構還算容易,可以開枝散葉,可以添油加醋,可以是水彩,可以是油畫,處理得好沒人會在意你用了多少顏料,什麼牌號。散文裡那些有名有姓的人物落筆只能白描,線條描得硬了看起上去嚴肅呆板,描得媚了描成胡也佛筆下的仕女,模樣太做作也太輕佻。眉間冷暖,眸裡溫寒,陸公子真的會描人物,替我描過文徵明,還描過何子貞。去年秋天我想請他描一張胡適先生的小像放在畫冊裡,他試了好幾次都不願交差,“胡適之帥得太端正,一點毛病都沒有,描不出來!”畢竟是聰明人,抱怨裡都帶點天機,那“一點毛病”當然不是什麼真毛病,說白了還是細節。董先生寫胡適要比陸公子畫胡適容易,我讀他那本《讀胡適》的時候不太關心胡適的學問,也不太關心胡適的主義,留意的偏偏是讓董先生著墨的那些細節,一聲關問,幾句叮嚀,冷冰冰的名字成了活生生的人物,全靠那些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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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橋節錄《一生至友》

細節永遠動人,工科生王思訓暑假去臺北外雙溪素書樓拜訪他敬仰的錢穆先生,公車搭到東吳大學後還要走一大段路。錢穆先生看到他滿身大汗要傭人倒黑松沙士給他喝,從冰箱裡拿出來的黑松沙士稍稍退冰後,加了一點鹽才端上來;錢穆先生住過的外雙溪,大千居士和莊嚴先生也住過,臺靜農先生說每次莊慕陵留他在洞天山堂用飯必在自己面前放一杯摻了水的淡酒,莊先生的病體已不堪飲酒,那杯酒擺在臺上,只表示一點酒人的倔強。還有吃大閘蟹嫌麻煩的南宮搏;喝多了即席閤眼幾分鐘,睜開眼又能再喝的卜少夫;常常一襲黑衣,一把黑傘走在成大校園裡的蘇雪林;寫信不肯用兩個字、三個字的稱呼,一定要用四個字才覺得順當的夏志清和吳魯芹。還有惜福的林青霞,信命的劉紹銘,清芬裡遠遠的梁實秋,世味下淡淡的周作人,幾具風骨,終究如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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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橋書《風骨》

去年讀完了胡適我還不過癮,埋頭又回董先生的舊作裡拜訪他的故友和新交。熟悉也好,陌生也罷,每一個名字,每一個人物,幾撇淡墨,一捺暗彩,都像從顛簸的風塵和闌珊的燈火中走來,走近了,或只能看見沉默的身影,或是耳聞幾聲燕語嚶嚶,便又目送他們走回到顛簸的風塵和闌珊的燈火中去……字裡行間,過客匆匆,我常有如吉爾穿越到舊日巴黎般的恍惚,那時菲茲傑拉德在巴黎的花園裡有一駕十九世紀末留下的旋轉馬車,阿德里安娜告訴吉爾她最愛那架旋馬,也最愛它所屬的美麗年代(La Belle Epoque)。電影裡阿德里安娜回到了那個年代且就此不願離去,但那終究是回不去的年代,無論是美麗年代,還是上一個二十年代,晚唐李商隱的無題詩裡有一句“走馬蘭臺類轉蓬”,我知道那和美麗年代的旋轉馬車無關,卻又忍不住想起。時光轉來轉去,終於轉到了屬於我們的二十年代,有點措手不及,猿嘯鶴唳,千障裡,長煙落日孤城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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