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公元1449年（正統十四年）陰曆七月，大明王朝經歷了一場大的劫難，皇帝明英宗朱祁鎮御駕親征元朝殘餘勢力後裔--瓦剌，歷經“土木之變”兵敗被擒，舉國震驚，大明王朝搖搖欲墜。監國的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鈺與留守群臣廷議的第一步計劃是贖人。未果後，第二步是由孫太后下詔：立郕王朱祁鈺為帝（明景帝），尊英宗為太上皇，立英宗的長子朱見深為太子，這樣做一是可以擺脫瓦剌的挾制，使瓦剌不能再漫天要價，以利於再次贖人的談判；二是國家不可一日無君，國家危難之際更需要有人來掌舵，以免群龍無首、自亂陣腳，將會使局勢更加不可控制。這兩步應對應該說是相當高明，轉眼間即穩住了局勢，由被動轉為主動。之後在時任兵部尚書(兵部長官，相當於現在的國防部部長）于謙、都督同知（從一品，偏將）石亨帶領下，成功化解了京師之圍，後瓦剌主動求和，明英宗也得以迎回京師。兩任皇帝聚到京師了，是上任皇帝復位呢？還是現任皇帝繼續執政，到下一任皇帝再轉回長房這一支呢？
土木之變
關於迎請英宗回國
明景帝朱祁鈺在做郕王時，十分貪玩，厭煩處理政務這些煩心事。初登皇位時，也是心不甘情不願，迫於當時的嚴峻的對敵戰爭形勢、被孫太后和諸位大臣硬生生扶上皇位，一心只想等處理完瓦剌叛亂後，到大哥還朝的那一天，把皇位還給大哥朱祁鎮，自己還做自己逍遙快活的王爺。可真正等到這一天真的到來了，朱祁鈺的心裡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原來我有這麼出色的管理天下的本事（成功逼退瓦剌，瓦剌被迫求和，儘管事實並非如此），當皇帝一呼百應的感覺真的很好，加上後宮的諸多美色等等，這感覺比當王爺好太多了；另一方面，也覺得大哥朱祁鎮不是當皇帝的材料，沒什麼出色的政績，反倒是被瓦剌俘虜，回來再當皇帝恐怕反倒會耽誤大明的江山社稷。所以在瓦剌主動提出議和之初，朱祁鈺是不願議和的，他對皇位已經有了貪念，對吏部尚書王直等大臣的奏請議和一推再推（“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寇絕”）。直到王直勸誡朱祁鈺：“上皇蒙塵，理宜迎復，乞必遣使；勿使他日悔”（太上皇受難，應該迎請回國，且必須派遣使者；機不可失，失不再來，日後不要後悔）。
朱祁鈺
朱祁鈺把王直話中的“迎復”理解成“迎請復位”了，臉上自然是非常不痛快。其實他是誤會王直了，因為王直在以前奏請議和時，曾提到上皇應“不復事天臨民”。這時候，還是兵部尚書于謙看出了其中的玄機，出班奏道：“大位已定，孰敢他議？”，朱祁鈺這才轉怒為喜：“從汝，從汝！”（聽於謙的），於是派使者迎請英宗回京師。
關於英宗回國後的安置
按理說，英宗回國後，景帝朱祁鈺應該按照對待“太上皇”的禮節隆重迎接、妥善安置，待自己退位之時，由太子朱見深（英宗之子）繼位，把皇位再還回去長房朱祁鎮了這一支，這也將成為被後人稱頌的一段佳話。廷議此事時，四位內閣大臣陳循、高谷、王文、蕭鎡、商輅也都認為：“奉迎上皇，禮不宜薄”；吏部尚書王直也建議：“陛下但當盡崇奉之禮，庶天倫厚而天眷益隆”；主管禮儀的禮部尚書胡濙也早已擬好了隆重迎請上皇還朝的禮儀安排：首先由禮部派人到居庸關外的龍虎臺迎接太上皇，之後由掌管鑾儀的錦衣衛在居庸關備好法駕（車駕儀仗）迎候，到京師後文官在京師外城門外迎候，武將在教場門迎候，太上皇從北面東首的安定門入大城，由東面北首的東安門進皇城，在東上北門南面安坐，由景帝朱祁鈺率文武百官拜見，然後入住南城。明朝的京師分為大城、皇城、宮城，皇城以內都是宮禁，只有朝官（能上朝的高級官員）才能進入，將英宗安排入住南城是比較合理的。
明英宗 朱祁鎮
但此時的朱祁鈺太貪戀這個皇位了，被“豬油蒙了心”，做出了一系列愚蠢的決定。景帝對禮部的安排做了如此批示：“以一轎二馬迎於居庸關，至安定門易法駕，餘如奏”。皇帝的出行儀仗分大駕、法駕、小駕三種，各個朝代有所不同，明朝法駕的大致情況是：御輦由28人抬，御座旁放置拂塵、金爐、香盒各2個；沐盆、唾盂、大小金瓶、金椅、金杌各2個；手執大刀的、手執弓矢的、手執豹尾槍的，各30人；手執荷殳戟的各4人；侍殿前執曲柄黃蓋的1人；執淨鞭者4四人；在華蓋之間，除10匹儀仗的馬匹外，騎馬衛士也有近千人，總人數估計約1800人。
從朱祁鈺的批示中不難看出，他很擔心在京師外迎接儀式隆重的話，百姓必定會夾道歡迎太上皇還朝，不瞭解內情的百姓如果有請太上皇復位的呼聲，響應吧內心不情願，不響應又怕失掉民心，索性不如輕車簡從，悄悄迎接入京，入安定門後再依禮而行，可以少生事端。但如此簡單的安排，自然引起了群臣的爭議。禮部尚書胡濙、給事中（言官）劉福的“禮太薄”的奏請先後被景帝駁回，甚至有位低級武官“千戶”龔遂榮也心中不平，投書朝官建議景帝應仿效唐肅總收復兩京後，迎還太上皇（唐明皇）時，脫掉黃袍換上紫袍，以皇位相讓（後唐明皇堅辭不受，唐肅宗這才坐回皇位）。這些建議非常正確，景帝如能如此做，依英宗當時的境遇及個性，斷然不會接受皇位，景帝則可名正言順地當他的皇帝。可當時的情況是，要求景帝尊禮，沒問題，但是景帝擔心因尊禮導致自己丟掉皇位，他太在乎皇位了，貪念徹底矇蔽了景帝的智慧。
之後，事情的進展是這樣的：朱祁鈺廢掉了英宗長子朱見深的太子位，立自己唯一的兒子朱見濟為太子，朱見濟後遭害死（一說夭折），朱祁鈺以後再無子嗣。公元1457年發生了奪門之變，英宗朱祁鎮復皇帝位，朱見深又被還立為太子（即明憲宗），大明天下又回到了朱祁鎮這一支手中。可謂天道輪迴，朱祁鈺冤枉地做了一回小人，想得到的最終還是沒有得到，留下的只有違揹人倫的惡名，成為自明朝遷都北京後，唯一一位沒有被葬入明十三陵的皇帝。
于謙為何沒有勸阻景帝
于謙
筆者分析認為，當時的于謙時任兵部尚書，主要職責是守衛國土、對外征戰等，而迎復英宗純屬禮儀事宜，應該由禮部負責，再擴大範圍應是閣臣、輔臣、言官（給事中），無論如何也輪不到兵部說話，依于謙極重本分的性格，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如果景帝不去徵求他的意見的話，他絕不會參與此事，而景帝更不會節外生枝、多此一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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