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 —— 环境难民、气候难民、数字难民

“难民” —— 环境难民、气候难民、数字难民

何谓“难民”?

近年来,因为自然灾害和局部地区的战争,“难民”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世界的重要问题。严格意义上的难民,是根据联合国1951年7月28日在日内瓦签订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以及联合国在1967年1月31日在纽约修订的关于难民身份的《难民议定书》所共同订立的。这两份文件把难民定义为:基于一种可以证明成立的理由,由于种族、宗教、国籍、身为某一特定社会团体的成员、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而畏惧遭受迫害并留身在其本国之外,并由于这样的畏惧而不能或不愿意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一个无国籍的人,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以外而现在不能、或由于上述畏惧而不愿意返回该国的人。


每年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

“难民” —— 环境难民、气候难民、数字难民

(图片来自联合国官网)

环境难民:Environmental Refugees


“难民” —— 环境难民、气候难民、数字难民


“环境难民”一词最早见于联合国人口基金前执行主席纳菲斯·萨迪克博士的《1988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目前国际上对“环境难民”还没形成一个定义,但从字面上可以认为,是指因为环境恶化不能再维持生计而被迫长期离开原住地的人。


造成“环境难民”的原因有多种,可能是土地干旱、荒漠化扩大、水灾、森林毁坏及海平面上升等引起。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干旱、荒漠化日益严重,已有数百万人因气候变化沦为背井离乡的“环境难民”;如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带来堤坝破裂,造成新奥尔良市被洪水淹没。许多逃离这个城市的人不再想回到新奥尔良市,他们也同样成为“环境难民”;再如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就有因海平面上升而被淹没的危险,一旦发生,这个国家的人民也将成为“环境难民”。


据有关组织统计,目前全世界至少有2500万人沦为背井离乡的“环境难民”。到2010年,“环境难民”的数量会达到5亿,到2050年将达15亿!“环境难民”已成为“新的人种”,而且其队伍正在迅速扩大。


与“环境难民”相关的是“气候难民”,指由于全球变暖造成的后果而被迫逃离家园人。就“气候难民”而言,国际上并未达成任何协议,目前还没有人由于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而成功获得其他国家的国籍。


哪些地方会产生“环境难民”呢?


南塔拉瓦岛(South Tarawa)就是一个例子,由于邻近岛屿变得无法居住,迫使许多人在南塔拉瓦(South Tarawa)寻求庇护。岛上的人口大量增加,而变得人满为患:1947年,南塔拉瓦岛只有1671人居住;到2010年,该岛的人口已超过5万。由于人口激增,岛上的暴力行为也增多,并面临缺乏淡水及农业等问题。


此外,岛国基里巴斯由太平洋上星罗棋布的环状珊瑚岛组成,面积 130 万平方英里(340 万平方公里)。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办公室发言人里蒙·里蒙(Rimon Rimon)表示,“对我们基里巴斯而言,科学研究的结果显而易见。我们很清楚,即使其他国家决定在未来 30-50 年实施减排措施,我们生存的岛屿也将被海水淹没。”基里巴斯总统汤安诺(Anote Tong)已制定一项计划,号召有尊严的移民,该计划得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支持。基里巴斯公民可以前往上述国家接受专业和技能培训。这样,在永久移民的时刻到来之际,“他们将凭本事移民,而不是仅仅作为无助的难民。”

夏威夷、日本和北极都已经出现了岛屿消失现象,因此科学家表示,大型岛屿,甚至是全世界的大陆都可能因海平面上升而遭遇生存危机。


“难民” —— 环境难民、气候难民、数字难民

数字难民


Digital Refugees


数字难民的第一层意思,是指那些因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原因而远离数字技术的人。


美国研究专家Mark Prensky(2001)根据人们对数字化生活的融入程度把人划分为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发展。Wesley Fryer拓展了这个划分,形成了“数字难民”和“数字窥探者”。数字难民是对那些因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原因而远离数字技术的人的比喻。“数字窥探者(digital voyeur)”,也就是说虽然知道数字世界,但是还非常初级,甚至还没有到入门级的水平。


数字难民对其身边的数字化生活并不敏感。他们更关心柴米油盐,更能接受面对面的互动,对屏幕内的虚拟世界无所适从。目前,我国的银发一族常常被认为是数字难民的代表。新闻媒体也倡导“文化反哺”。例如,丹麦作为老龄化和互联网普及度都非常高的国家,截止2016年年底,由政府和社会机构共同投资老年电脑室超过100间,凡是60岁以上老年人均可免费上网并免费接收电脑教育。同时,负责培训这些老年人既有年轻志愿者也有老年人,一方面年轻人可通过文化反哺让老年人们融入数字生活,另一方面已经接受过培训的老年人志愿者再培训其他老年人既增加了老年人们的社会参与感,也有助于老年人们的自我管理。同时,自2011年起,每年10月份丹麦都会举办“老年人上网日”,活动当天全国约400家电脑室、图书馆等提供电脑使用帮助的培训中心全部免费开放。


此处,小编觉得,数码难民不能只局限于老年人。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因为无法使用支付吧和微信,无法在景区买东西。那么,这些可怜的外国游客,也可能是“数码难民”。


“数字难民”的第二层意思,是“数据作恶”的受害者。


凯瑟琳想申请红十字会工作机会。在收到的拒绝信上,她发现了一条非常令其震惊的信息,她的数据资料显示她曾因涉毒遭到刑事控告。凯瑟琳通过追踪数据产生的原因,发现系统将她和一个同名同姓、又刚好同一天出生的人搞混了。事情搞清楚了,但凯瑟琳的麻烦可不会到此为止,这份错误的信息报告,正在被不同的公司使用,她也许一辈子都要活在证明自己是此凯瑟琳,而非彼凯瑟琳的证明题当中,她莫名其妙地成了“数字难民”。


据美国2013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的一篇报告显示,全美约5%的消费者其信用报告中包含差错,而差错带来的后果,足以严重到影响他们的信贷、求职。其实,上面的数据错配,在美国数据科学家凯西·奥尼尔所著的《算法霸权:数学杀伤性武器的威胁》([美]凯西·奥尼尔 著 马青玲 译 中信出版社)中,仅仅是“数据作恶”的冰山一角。她用大量生动鲜活的案例,指出大数据正在被滥用,在算法的加持下,令种种偏见成为“上帝的预言”,固化着社会的某些不公,它令贫者更贫、弱者更弱,让无数人的生活因此陷入混乱,甚至造成整个社会的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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