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Eichmann in Jerusalem:Dilemma of Modern Ethics》
汉娜· 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出身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人家庭，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先是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1951年成为美国公民。同年，《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出版，为她奠定了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的国际声望。
流亡之前，阿伦特以一个犹太人的身份协助犹太组织工作，为此曾被纳粹政府关押过。去美国之后，她为流亡者杂志《建设》撰写评论等；做过肯舍出版社的编辑；1952年担任过“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的负责人。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后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随着《人的状况》、《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论革命》等著作的出版，使她成为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的瞩目人物，近年来声誉日隆。1975年12月阿伦特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他们犯罪前都是一个个正常人
2019年，在那些引起社会轰动、世人唾骂的犯罪案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北大学生杀母案，当时新闻出来后，我看了很多报道，想要了解整个事件的过程，但最想知道的是这件违背人文伦理的惨案背后的原因，为什么国内顶尖学校的高材生会突然残忍分尸自己相依为命的教师母亲？而在我们看到的报道中，吴谢宇一直是一个性格温顺、懂礼貌、努力，听妈妈话的好孩子。身边认识的人无不惊骇于吴谢宇突然杀母的罪行。
在19年我关注的另外一件社会犯罪热点案件，大连13岁男童蔡某某残忍杀害10岁女童，依法对蔡某某收容教养3年的判决结果引起社会的质疑。但我最想不明白的是在这次犯罪中，蔡某某的父母家人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还有报道说当时蔡某某杀人过程中他的家人都在客厅事后还帮助处理血迹。我在社交平台询问自己的疑惑，很多学法律的同学也交流了自己的看法，记忆深刻的是当时有个在日本留学的同学看到我的留言还专门跟我交流他的想法，他说“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
他认为这种人就是恶魔，他们天性本恶，希望能够直接处死。看到这些违背人伦的惨案，我们总在揣测引发这些案件的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是否平时就是一个劣迹斑斑、品格败坏、没有受过教育所以不知道如何尊重他人亦或是被恶劣生活环境磨灭掉心中良善的坏人。但常常，很多案件的犯罪人就如同吴谢宇一样，受过高等教育，出生不差。在外人眼中，他们经常表现得品学兼优、性格纯良老实，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会做出弑父杀母、残忍对待他人的生命的恶魔。在平时，他们表现得都是一个个再正常不过的人。
最近看了一部意大利经典电影《美丽人生》，讲述了二战时期一对犹太父子被送进了纳粹集中营的美丽感动故事，影片中向我们呈现了纳粹为了屠杀犹太人而建造的纳粹集中营，纳粹为了持续折磨犹太人而制作的各种毒气室、杀人工具让我们心生寒意，看到所有犹太人都被关闭在集中营遭受种族迫害时，我们不会怀疑这是一群希特勒领导的没有人性的杀人恶魔。这让我想起南京大屠杀，那群侵略者的行为同样让我们觉得这是一群恶魔才会做出来的如此泯灭人性的事情，没有一个中国人会质疑。
是的，我们认为会做出这些事情的人，都是恶魔。
恶之平庸
1961年，前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以色列政府接受审判，犹太人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变更了自己的年度计划，六个月后，阿伦特见到了装在玻璃亭子之中的艾希曼，脸色苍白，神情倨傲。阿伦特后来写道，她对艾希曼的第一印象是“他一点也不粗野，也不是非人类的，也不是难以理解的”，总而言之，在阿伦特看来，身为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以冷冰冰的缜密计划将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送入毒气室的艾希曼，原来不过是一个正常人类。
执行屠杀百万犹太人的负责人竟然是一个举止不粗鲁的正常人类。这太不符合我们的心理揣测了！我们认为，他们至少应该是冷漠、举止粗鲁、性格残暴、长相凶恶的变态。这样的一个正常人，居然就是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
这样一个正常人模样，使得汉娜·阿伦特不禁对人们通常认为的【恶】产生好奇，在此后多年的研究中，汉娜·阿伦特的书《耶路撒冷的希尔曼 Eichmann in Jerusalem:Dilemma of Modern Ethics》问世了，一经出版就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本书就以此著及相关讨论为窥镜，希望作现代伦理中一些关乎基准（这些基准是人类良知得以生长的土壤）的思考。
冲突主要围绕她书中的两个观点：其一，与当时人们普遍的舆论相左，阿伦特认为，亲自参与了毁灭集中营数以百万计犹太人行为的艾希曼，既非生性凶残冷血的恶魔，亦非心理变态的怪物；既无任何针对犹太人的深仇大恨，亦无希特勒的狂热信念，而只是一个正常得令人惊讶的“普通”人。由此，阿伦特以“恶之平庸”代替了关于纳粹的恶魔神话。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论革命》以及《人的条件》中，阿伦特反复分析了“根本恶”或者“极端恶”的概念，在她看来，极端的恶既不能惩罚，也不能许可。但这个概念在遇到艾希曼时无能为力，究竟是什么让一个人，在看起来一切“正常”时，却已经失去了支撑其成为一个“人”的理由。后来在和好友肖莱姆的通信中，阿伦特否认了“恶”的根本性，她认为恶只是一种单纯的极端的东西，“恶正犹如覆盖在毒菇表面霉菌那样繁衍，常会使整个世界毁灭。如前所述，
‘恶是不曾思维过的东西，……这就是恶的‘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阿伦特在写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时，拒绝那种一般的关于人类邪恶的本性、原罪和人类生而具有的“攻击性”等等的学说，而且还拒绝关于特定的德国国民性的学说，“我不想相信上述这些可能性——我认为在奥斯维辛，谁要行善，谁要行恶都是自己决定的”。艾希曼自认是康德的信徒，认为自己的行为原则只要与国内立法机构的原则相符即可，但他完全理解错了康德，康德相信运用我们的纯粹理性，可以为自己建立不受外部干涉的行为准则，而不是屈从于这些干涉。
群体之中的个体是多么容易失去道德判断
在接受审判时，艾希曼一直认为自己没有做错，自己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艾希曼兢兢业业完成工作，将屠杀视为自己的事业。
艾希曼受审时，法官不相信他的话，因为他们都无法接受一个“正常”人，会无法判断是非，会不知道自己所犯下的骇人罪行。但事实也许的确如此，六七位精神科医生都一致证实，艾希曼的精神状态正常，“艾希曼对妻儿、父母、兄弟姊妹、朋友的态度，不止正常，还堪为理想典范”。他对犹太人也应当谈不上仇恨，艾希曼的家族中有人有犹太血统，他自己很可能有一个犹太情妇，而与犹太人发生性行为，在当时是纳粹亲卫队员最严重的罪名。阿伦特对此的评论是“艾希曼的确很正常，他在纳粹政权中跟其他人完全没两样，然而，在纳粹帝国只有‘例外’才会出现‘正常’反应”。做一个“正常”的人，意味着你要对这荒谬邪恶的一切说一声“不”。
群体之中的个体是多么容易失去道德判断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已经精确地描述了群体之中的个体是多么容易失去道德判断：“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一种最常见的说辞无非是“一个人怎么能和体制对抗呢”，然后去忽视那最显而易见的现实：是你的参与造就了这个体制，而你并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反抗。
艾希曼正是这样，他在前往卢布林考察毒气室时，他也无法直视那些设备，在想象执行时的画面时，他“突然觉得有点不舒服，好像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很快这种冲击过去了，因为他说“在希特勒政党中没有一个人反对最终解决方案，完全没有”。
不管如何，阿伦特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概念，即使艾希曼本人并非“艾希曼”式的官员，在半个世纪之后，“平庸的恶”依然可以阐释种种罪行，在这个满是艾希曼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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