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二字是“拓跋”（秃发）的异音，相传其先祖是十六国时期南凉国王秃发利鹿孤的儿子樊尼。南凉国灭，樊尼率众投奔北凉沮渠蒙逊；后北凉灭，樊尼率众进入西羌地区，建“拓跋”（秃发）国，被世人讹传为“吐蕃”。清代时，藏语称其为“图伯特”或“唐古特”，听起来依然有“吐蕃”的发音。樊尼是河西鲜卑人后裔，以“吐蕃”为国名，当是对先祖“拓跋”的怀念与铭记。然而从其习俗与图腾来说，似乎又与西羌有关，比如鲜卑人崇拜、尊敬“马”，是因为传说神马指引他们的祖先走向肥沃的草原；而吐蕃人其先以羊为图腾，崇拜“羱羝之神”，是因为传说他们的第一头羊是神赐的，这倒与号称“西方牧羊人”的羌人崇拜相吻合。自樊尼建国至隋代以前，吐蕃国小势微，居地与中原之间被诸羌隔断，与中原之国无来往，故没有进入史官的视野。
根据《旧唐书》《新唐书》等诸史记载，若还原这段历史，真相应当是樊尼大约在公元433年，率河西鲜卑族人从今河西走廊的张掖市民乐县居地东奔，然后南下，渡过黄河，翻过积石山（阿尼玛卿山，在青海东南部），进入西羌人居住的地方。诸羌本无君长，不相统一，樊尼仁爱待人，羌人都来归附；于是他独树一帜，自立为王，建立“吐蕃”国，都“逻些城”（今拉萨），改姓为“窣勃野”，号称“赞普”；他所率领的鲜卑族人少，与种落繁多的西羌人杂居，只有入乡随俗，渐渐相互融合形成独特的“吐蕃”民俗：如其地广大且寒冷，人随水草放牧羊、牦牛、犬、彘等，有猕猴、天鼠等，天鼠大如猫，皮毛可以制裘衣，马和独峰驼是主要的骑乘与放牧工具；其地多金、银、锡、铜等，故擅长金属工艺制作，甚至连官员的等级都用瑟瑟（宝石）、金、银、铜制配饰辨别，军事消息通告也用金箭与烽燧来区别；其人敬天地神祇、羱羝之神，尊巫觋（xí），跪拜必两手据地，再以身作揖而止。其人男人好勇，弓箭不离身，以失败为耻辱；军法严苛，战时前队人皆死，后队才上阵；人犯小罪者剜眼、鼻，囚人于数丈深的地牢，二三年才放出来；若赞普死，则以人、马殉葬。
《旧唐书》《新唐书》等记载，唐代吐蕃人好盟誓诅咒，突出地表现在赞普与大臣之间凭盟誓缔约，一年一次小盟，三年一次大盟。小盟时必杀羊、犬、猕猴，大盟则必杀马、牛等，届时，巫觋诅咒道：“尔等咸须同心勠力，共保我家，惟天地神祇，共知尔志。有负此盟，使尔身体屠裂，同于此牲”。意思是天地神祇都知道你们的誓约，如果有人背叛盟誓，则使你们的身体如这牛马一样被宰杀。
这种盟咒理念与中原及其他游牧民族盟誓时以牲血取悦神灵、祈佑神灵监督的理念截然不同，其用意似乎只是以“马死之惨状”制约结盟之人，若背盟则“先折其足而杀之，继裂其肠而屠之”。赞普以此盟咒约束官吏，官吏则以严苛的刑罚治理百姓，约定俗成。有趣的是，在与大唐结盟中，为了争夺本土利益，有时，吐蕃不仅背盟而且假盟，完全无惧盟咒预示的结果。
吐蕃出现于历史，始于第32世赞普弃宗弄赞(即松赞干布）。当时年轻骁武的弃宗弄赞在足智多谋的丞相禄东辅佐下，兼并诸羌，统一吐蕃，称霸本土。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弃宗弄赞首次遣使朝贡大唐，于是唐太宗也遣使回访。弃宗弄赞听说邻国突厥、吐谷浑都“尚公主”，岂肯落后，再次派使者持厚礼到大唐求婚，唐太宗没有答应，使者回去汇报说：吐谷浑挑拨离间，所以唐皇帝拒绝许婚。血气方刚的弃宗弄赞立即发兵攻打吐谷浑，既而攻破党项羌及白兰羌等，集聚20万人屯驻松州（今四川松潘），第三次派使者持厚礼觐见唐太宗，还对属下扬言：“若大国不嫁公主与我，即当入寇！”并真的先发兵攻打松州以示强娶姿态。唐太宗发4路大军5万步骑征伐，弃宗弄赞害怕了，忙引兵退回逻些城，并第四次遣使入朝谢罪，然后又派丞相禄东奉黄金5000两及数百件珠宝，觐见唐太宗表示求婚的执着与诚挚，这次，唐太宗同意了。自迎娶文成公主，弃宗弄赞于潜移默化中渐渐接受中原唐人的习俗，有意识地对本族习俗进行了改革，如选派贵族子弟前往大唐学习《诗》《书》等经典；聘请大唐文人主持拟写奏章文案；文成公主厌恶其国人“赭面”习俗，弃宗弄赞便下令国人不得赭面；且脱下毡裘皮衣，穿上了华丽的丝绸锦缎衣服；高宗时，又向大唐请求赐予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因此中原文明传入雪域高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吐蕃社会文明的进程。
大唐文成公主从长安前往雪域高原。（图片来自网络）
弃宗弄赞死后不久，其子孙与大唐构怨，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四月，高宗派大将军薛仁贵等率兵10万征讨，结果兵败大非川（今青海海南州共和县内）。从此，吐蕃连年寇边，羊同、党项等诸羌尽降。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吐蕃之地已扩充万余里，东接四川西部，南至印度，西至龟兹、疏勒，北抵突厥，史称“自汉、魏已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可见其势之锐。为了“边土宁晏，兵役服息”，金城公主再次远嫁器弩悉弄赞普，但并未消弭吐蕃之贪狼野心。睿宗时，吐蕃贿赂鄯州（今青海乐都）都督杨矩，请求“河西九曲之地以为金城公主汤沐之所”，得到后，即在九曲之牧野驻军牧马，边境直接大唐边界，从此不断率兵入寇，掠夺大唐牧人及羊马。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唐蕃相约以赤岭各竖分界之碑，互不相侵（今甘肃甘南州碌曲县拉仁关乡，有“道格尔古碑”，即大唐将军李佺所立“唐蕃赤岭军事划界碑”）；后因唐守将失约，两国失和。安史之乱时，“吐蕃乘虚取河西、陇右”，直逼京师。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正月，唐、蕃第6次会盟于清水，第3次议定边界；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八月，吐蕃又寇泾、陇、邠、宁数道，攻陷盐州、夏州；第二年又约盟于平凉川，结果吐蕃拘留了唐会盟官员，主盟官浑瑊反应快，见势不妙，夺马而逃。平凉会盟根本就是个骗局，吐蕃计谋欲挟持唐将，率其锐师进犯京师。可见在重大利益面前，恐怖的“盟咒”在其心中并没有约束力。
唐末，吐蕃内部族种分散，不再统一，势力衰弱；五代时，回鹘、党项诸羌分侵其地；宋代时，吐蕃大族各自向朝廷贡献良马，以求保护；元代称其国为“乌思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明代称“乌斯藏”，历代皇帝赐封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大德法王等，以其佛教导化百姓。
吐蕃先祖樊尼寄托崇马之情于国名、族名；吐蕃人在长期的放牧生产、生活以及对外征战中，都离不开马的辅助，因而对马的崇拜与其他民族一样，唯独杀马盟咒的理念凸显异样，令人疑惑丛生：“如此杀马，岂不是与爱马相矛盾吗？”细思其理念背后的深层用意，仿佛有一种“利用”的关系。游牧之人，与马相伴，爱马之情深入骨髓，谁肯见马惨死呢？盟咒正是利用了人的爱马之情、崇马之心控制会盟之人信守盟誓。因此吐蕃人的杀马大盟活动与盟咒隐含着他们对马的崇拜之情。
此外吐蕃人其先居于西羌河源之地，逐水草放牧牦牛、羊、马等，马是必不可少的骑乘工具，在游牧生活、军事中占据重要的作用，因而对马的崇拜与其他民族一样，还体现三个方面：
一是以马作为修好、求和时最尊贵的礼品之一，如武后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器弩悉弄赞普遣使求和，翌年又遣使献马千匹；唐末，吐蕃势衰，部族分散，各大族求大唐保护，进贡时多以良马进献。
二是吐蕃人的马形器塑造也很有特点，如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唐玄宗遣使探望金城公主，器弩悉弄赞普献金制礼器多件，其中有“马脑杯”，其杯形象若何，因没有记载，也没有考古发现，今人只能推测其或为黄金制作成“马头”形酒器，或为模仿西汉时老上单于用月氏国王的头颅制酒碗，用真马脑骨制成酒杯。
三是以马炫耀兵备武力，如吐蕃遣使向唐玄宗求《毛诗》《礼记》《左传》等文献未得，以后唐使者入吐蕃境时，边将都列出盛大的甲兵及骑马兵阵，“以矜其精锐”，即夸耀其军事力量的强大。
往事越千年，历史离我们愈益远去，然而弃宗弄赞的形象依然石刻于陕西礼泉九嵕山“昭陵玄阙下”，文成公主的别宫也犹然屹立在西藏红山上，雪域高原的名马曾载着吐蕃文化一次次千里迢迢来到长安，在《旧唐书》《新唐书》等文献记载中永不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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