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簡介
【作者】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美國著名外交家、國際問題專家，曾任美國尼克松政府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國務卿、福特政府國務卿。
【編譯】李 思（國政學人編譯員，韓國首爾大學國際區域學）
姚寰宇（國政學人編譯員，山東大學東北亞學院）
【來源】《華爾街日報》2020年4月3日
【排版】梁鑫昱
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ill Forever Alter the World Order
Henry Alfred Kissinger
亨利·基辛格
文章導讀
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
美國必須保護其公民免受疾病的侵害，同時緊急開創新時代。
新冠病毒大流行的離奇現象，讓我想起了我年輕時阿登戰役（Battle of Bulge）期間在第84步兵師的經歷。現在的情況就像在1944年末一樣，充斥著一種呼之欲出的危險感。這種危機不是針對任何一個特定的人，而是隨機和毀滅性的打擊。但我們現在與那個遙遠的時代間有一個重要的區別。當時，為了一個最終的國家目標，美國人的忍耐力得到了加強。現在，在一個被撕裂的國家中，需要高效且有遠見的政府來克服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全球範圍的障礙。維持公眾的信任對社會團結、社會之間的關係以及國際和平與穩定至關重要。
國家的團結和繁榮，是建立在這樣一種信念之上：其國家制度能夠預見災難，抑制其影響並恢復穩定。當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結束時，許多國家的制度將被視為是失敗的。然而這種判斷是否客觀公正無關緊要。事實是，在此次疫情之後，世界將會變得不一樣。對過去的爭論只會讓我們更難去做好此刻該做的事。
新冠病毒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對人類展開猛烈的襲擊。它的感染人數呈指數型增長：美國的確診病例每五天就翻一番。而當我正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們依然沒有研製出治癒的方法。醫療物資不足以應付不斷增長的病例。重症監護病房已經接近飽和，甚至已經不堪重負。檢測手段不足以確定感染的規模，對於逆轉病毒傳播的作用也微乎其微。而成功研製出疫苗可能還需要12到18個月的時間。
美國政府在避免發生直接災難方面做了紮實的工作。但美國政府面臨的最終的考驗，將是能否控制住病毒的傳播，然後否能夠以一種方式和規模徹底扭轉局勢，以維持公眾對美國人自我治理能力的信心。這場危機的事業不應該漏掉一項緊急任務，那就是：開啟向後冠狀病毒秩序（post-coronavirus order）轉變的進程。
各國領導人主要是在國家層面上處理這場危機，但這種病毒對社會的毀滅是不分國界的。雖然對人類健康的攻擊可能是（希望是）暫時的，但它所引發的政治和經濟動盪可能會持續幾代人。沒有一個國家，甚至是美國，可以憑一己之力戰勝病毒。應對當前問題的方法，最終必須要與全球合作的願景和計劃相結合。如果我們不能同時做到這兩點，我們將面臨最壞的結果。
吸取“馬歇爾計劃”和“曼哈頓計劃”的教訓，美國有義務在三個領域做出重大努力。
第一，增強全球在面對傳染病時恢復元氣的能力。諸如脊髓灰質炎疫苗的研發和天花的根除等醫學成就，或者通過人工智能進行醫學診斷等新興統計技術奇蹟，都讓我們陷入了一種危險的自滿情緒之中。為了在龐大的人口中控制傳染病以及研發相應的疫苗，我們亟需開發新的技術。各市、州和地區必須做好長期準備，通過物資的儲備、合作規劃以及在尖端科學領域的探索等方法，保護其人民免受傳染病大流行之害。
第二，努力治癒世界經濟的創傷。全球領導人從2008年金融危機中吸取了重要教訓，但目前的經濟危機更為複雜：從其速度和全球規模上來看，冠狀病毒引發的經濟衰退都是史無前例的。同時，保持社交距離、關閉學校和企業等必要的公共衛生措施，也讓經濟發展雪上加霜。因此美國應採取措施，減輕即將到來的混亂對世界上最為弱勢的群體的影響。
第三，維護自由世界秩序原則。現代政府起源於由強大統治者保護的築有圍牆的城寨。統治者時而專橫，時而仁慈，但總是足夠強大，足以保護其人民免受外部敵人的傷害。啟蒙思想家重新定義了這一概念，認為國家要滿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安全、秩序、經濟福祉和正義。個人無法憑藉一己之力獲取這些東西。在這個依賴全球貿易和人口流動實現繁榮的時代，本次疾病大流行引發了一場“時空錯亂”——曾經築有圍牆的城寨迎來了復興。
民主國家需要捍衛和維護他們的啟蒙價值觀。在全球範圍內權力與合法性平衡的倒退，將導致社會契約在國內和國際上分崩離析。然而，合法性與權力這個千年議題難以與戰勝新冠肺炎疫情同步解決。
無論是在國內政治還是國際外交中，各方都需要剋制，必須確定優先事項。我們從硝煙四起的世界大戰中走來，步入了一個日益繁榮、人類尊嚴得到提升的世界。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劃時代時期。領導人們所面臨的歷史性挑戰，是在管理危機的同時建設未來。而一旦失敗，世界將陷入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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