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的株洲只有两条街，都是麻石路，街边多是木板房，房子又旧又破。镇上污水横流、蚊蝇猖獗。巴掌大的镇子外是杂草丛生的菜地和臭水塘、臭水沟。刚刚进驻株洲的第一届市委班子看到这般景象是顿感凄凉。在来时的船上心中的理想是丰满的，下船后眼前的现实是骨感的。不过他们心中的梦想并没有被无情的现实所击碎。
五个年轻的市委委员来到株洲开始办公后不久，就有一个叫罗立洲的本地人找上门来。他发现新政府下发的公文里把株洲写成了“株州”。他说中国有很多地名都带个“州”字，这主要是因为那些地方在历史上曾经设立过州郡，而株洲在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设立过州郡。株洲的“洲”指的是湘江中的沙洲，株洲原名“槠洲”是因为此地临江且多槠树和沙洲，后因“槠”、“株”同音，槠洲也就逐渐变成了株洲。政府很快就采纳了罗立洲的建议将“株州”改成了“株洲”。
株洲解放街
1951年6月28日，市委五人组相约来到镇北的制高点——位于湘江边的奔龙山山顶（今株洲神农公园内）。他们在山顶看着些许破败的小镇，开始畅想和规划着株洲的未来，那是展露豪情的历史一刻。他们想着要在清水塘建重化工业基地、想着将来要在湘江上建一座大桥来开发河西......这时忽然有人说：“先别想那么远，我们眼下应该先修一道防洪大堤，然后再修一条通往长沙和湘潭的公路。”是啊！此时的株洲与外界的联系全靠铁路和湘江，连一条像样的公路的都没有，而且汛期来临的时候江水总是倒灌入镇子里的建宁港，镇上百姓屡受其害。如果水患不除、道路不通，前面的那些设想就永远是一张图纸。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株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幕就在这条防洪大堤上拉开了。
当申请城市建设的资金到位后，修堤工程正式启动。令市委市政府的年轻干部没想到的是，市民们听说新政府要修河堤，而且干部们还亲自上了工地，他们的热情立刻被点燃了，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许多市民是自愿来工地搞义务劳动，有个叫王子寿的木材商人还为工程捐献了急需的木材。人心有时就是这么简单，由此我们也理解了为什么五个赤手空拳来到株洲的年轻共产党干部就能推动一段历史的车轮。
在这次修堤过程中由于没有经验，还是出现了险情。当大堤快要收口的时候突然发了大水，却正赶上砂石用尽。此时上堤视察的是总工会主席吴占魁，他果断命人用麻袋装粮食，拼了命也要将口子收拢。三百多担谷子就这样去用来堵了口子，在粮食短缺的50年代初，做出这样的决断是要有一定胆量和魄力的。
有句话说得好：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当时修堤最缺的还是工程技术人员。解放初期全国的识字率只有20%，工程技术人员更是凤毛麟角，特别是在株洲这种小地方上哪去找工程技术人员？时任修堤委员会主任的张犀文一夜急白了头，而时任株洲重点工程设计工作的叶先荃则临危受命：一定要找到一个懂行的人。可能是天无绝株洲之路，叶先荃还真的在镇上找到了这么一位专业人士。此人叫唐新鼎，是民国时期的铁路设计工程师。当叶先荃找到他时，唐新鼎说这段时间看到镇上的火热劲儿自己早就坐不住了。就这样，在唐新鼎的主持下大堤终于于1952年建成，同时还建成了建宁闸，解决了江水倒灌株洲的问题。
1952年1月，株洲向湘潭专署递交了修建株易公路的计划。同年9月，株洲成立了株易公路筑路委员会， 副市长李章任指挥长。在修堤过程中崭露头角的唐新鼎也被选入了指挥部，继续参与株易公路的设计工作。到1953年5月，短短8个月时间，全程23公里的株易公路全面竣工，株洲终于有了第一条公路。
株洲解放街
这时大家可能不禁要问，唐新鼎这样的专业人才为什么会出现在株洲这样的小地方？难道是上天特意做的安排？最后还是唐新鼎给大家讲述了一段尘封的往事。原来，唐新鼎是一颗埋藏了15年的种子，15年之后他才真正绽放出了夺目的光彩，这也是天意吧。他是当年国民政府派驻株洲的设计师，他们曾经要负责筹建一个项目——东方鲁尔区。在1936年，国民政府曾准备利用株洲铁路枢纽的优势，派出规划队并聘请外国专家到株洲镇进行考察，筹划建立“株洲工业区”，这个想法主要是源自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按当时的规划，他们准备在株洲建成冶金、钢铁、炼焦、化工、机车、军工、水电等一系列基地。后因抗日战争的爆发，当唐新鼎刚到株洲的时候，这个计划就搁浅了。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曾准备重启这个计划，但此后又爆发了内战，使得国民政府在株洲的工业梦破灭，“东方的鲁尔区”终成泡影。从1936年起，国民政府先后在株洲启动了4个工业项目：株洲兵工厂（331厂前身即今天的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株洲机车厂（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前身）、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厂和永利湘公司。后面两个项目都因战争之故半途而废，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土之中。
在当时的奔龙山顶矗立着一座水塔——永利水塔。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座水塔隐匿着一段历史尘封中的工业宏图。1937年7月底，平、津沦陷。永利制碱公司总经理范旭东准备将自己的工业迁往大后方，他派他的总工程师——著名化学家侯德榜到株洲考察建立新厂即永利湘公司。侯德榜认为贺家土地处湘江之滨，临近白石港最好泊船、交通便利，于是拟定计划在贺家土筹建水泥、玻璃、硫酸和炼焦厂。1938年，永利公司在贺家土征地2800多亩。1944年，从美国进出口银行借款1600万美元，1946年开始施工，但由于战乱，计划夭折，湘江边上的“永利码头”和奔龙山上的“永利水塔”成了永利公司在株洲的绝响，也成了株洲“鲁尔区”蓝图的印记，永利水塔也孤寂地藏匿着这段擦肩而过的历史机遇。
照片右侧的建筑物就是永利水塔
1936年10月8日，由宋子文牵头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宋子文、张静江、陈果夫、俞大维、熊式辉等十九人为董事。公司与德国奔驰汽车公司签订技术转让合同，合同约定：由奔驰公司向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提供7000辆载重2.5吨的柴油汽车零配件，在中国组装整车，以后逐渐实现汽车全部零件的国产化。1937年底，宋子文带队来株洲考察厂址，最后将总厂的厂址选定在紧靠粤汉铁路的报亭子（石峰区九郎山村），占地13.3万平方米，先后建有办公楼、厂房、发电厂、宿舍和食堂等。1938年，一大批汽车配件从德国运到株洲，开始组装生产2.5吨载重柴油汽车，命名为“中圆牌”。同年，株洲总厂因多次遭日机轰炸，被迫将设备转移至广西、四川和香港，株洲总厂就此关闭。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又重新启动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厂的建设，地址仍在原先选址的报亭子，但该项目终财力不济而再次中止，也结束了国民政府在株洲的汽车工业梦。
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厂的界碑
唐新鼎的讲述给年轻的市委五人组带来了许多的遐想。在民国时期，株洲已经错过了一次发展的机会，而站在五星红旗下的他们又能否等到下一个机会并牢牢地抓住它呢？说不定还真就是“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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