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過許多實習生，有時間能不能幫我做做校對工作？回答幾乎無一例外：這活兒太沒技術含量了，想學點更實用的招數，比如選題策劃、採訪技巧，以及編輯秘訣等等。
這多少讓我有些失望，我看過他們編出來的同期稿，勉強能達到文通字順的標準，可是一涉及到專有名詞，往往錯得離譜——我很奇怪，為什麼就沒人去翻翻工具書，哪怕百度一下也成啊，這不都是校對的基本功嗎？
我想起了我師父，他就是一位校對高手，人送外號“天下第一校”。在遇到他之前，我根本不信校對還能校出花來，前人說得好：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能把錯誤幾率降低零點零幾個百分點，已經是阿彌陀佛了，要想完全不出錯，怎麼可能呢？後來，我才領略到他的“恐怖”之處：我的每一封郵件，他幾乎都能找出錯誤來，要麼是錯別字，要麼是分段不夠準確，或者標點符號使用不到位。平心而論，我不是個粗心大意的人，可要想不被他抓住小辮子，太難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篇兩百字的稿子，兩百字，計入標點的話，在Word文檔中也就五行而已，可他逼著我修改了不下十遍，從標題到標點，足足磨了四五個小時。
有人看不下去了，勸他：“不就一篇稿子嘛，犯得著這麼較真嗎？”
他倒是想得通：“不這麼磨，怎麼提高？”
我差點崩潰。接著，師父又給我下了一個任務：不管寫什麼稿子，都在兩百字內解決。
那段時間，兩百字成了我寫作的核心標準。一條評論稿，從引用相關報道，闡述基本事實，直至展開討論，再加上個人意見，要想“隨心所欲不逾矩”，還真不是個輕鬆活兒。為了完成這個任務，我把能想到的招都使上了，就差沒用文言文寫作，我的郵箱裡留下了一堆以“兩百字”為題頭的稿件，不消說，很多都是被打回來修改的。慢慢地，我才理解了他的良苦用心：這樣的約束，能讓人在短時間內養成精準使用文字的習慣，回覆到寫作的“本來面目”。
師父只是我見過的眾多愛較真的人之一。
我曾經接過一個棘手的活兒，去採訪一位“不太好伺候”的著名教授。
有關這位教授的傳言很多，先期接觸過他的同事告訴我，這位教授有“三不為”：一不參加集體活動，二不接受媒體採訪，三不兼行政職務。他甚至連照相都沒時間，他們學校網站上的“學人介紹”一欄，掛的還是他十年前工作證上的照片。
好在有熱心的師長幫忙，我和教授聯繫上了，他沒有傳說中那樣難以親近，只是提了一個要求：“你採訪我可以，不要問那些小兒科的問題，你能不能先讀一讀我的書？這樣交流起來更順暢一點。”我想都沒想就答應了，他研究的領域正是我比較關注的，他的著作我也曾拜讀過一些，這不算很為難。可第二天教授將書單發來之後，我還是嚇了一跳：這是開給他門下研究生的書目啊!截稿日期一天天臨近，我只能拋開手頭的工作，窩在圖書館一本一本啃下去，讀書之餘，還順手做了些札記，算是意外收穫。
結束了這段苦讀之後，我把擬出的問題和札記一起發給了教授。教授很快作了答覆：所提問題太過寬泛，不易作答，還請再考慮考慮。我做的札記中有一處引文出錯，他也做了訂正，並特意指出，札記有些模稜兩可之處，說明我還沒有讀懂，應該參看某些著作，接下來，又是一列書單。
我又回到了圖書館，就像卡夫卡《城堡》中的主人公那樣，原來的目的已經不重要，我只是想弄明白，要完成這次採訪，到底還要經過哪些煎熬。
讓我完全沒想到的是，最後的採訪過程波瀾不驚，問題大致還是那些問題，教授很認真地作了答覆。我納悶了：其實您完全可以在一開始就接受採訪，為什麼要讓我繞上這麼大一個圈子？教授笑了笑：“你如果沒有讀我的書，對這些問題的理解就完全不一樣了，又怎麼可能和我平等交流呢？”這一瞬間，我幾乎有種錯位的感覺，好像教授是記者，我才是他精心培養的採訪對象。
每逢遭遇困難，我總會回憶一下這些“恐怖”的經歷，藉此給自己打氣。我尊重這些愛較真的人，他們看似偏執，其實只是在以自己的行動詮釋一條再平凡不過的準則：敬業精神。
兩位高人，在某種程度上對當事人而言，其實就是一種折磨。很多人，面對折磨的時候，抱怨是最多的選擇，不理解是常見的態度，結果，放棄找到了最合理的解釋。但等真正明白的時候，才發現，原來，別人的折磨其實是對自己最高的獎賞，自己卻人為的放棄了。
所以，面對“折磨”時，冷靜地想一想，“折磨”是不是真的是“折磨”？還是披了“折磨”的外衣在讓逼著自己更好地成長？
（編自周凌峰《高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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