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圖》，算是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為北宋風俗畫，北宋畫家張擇端僅見的存世精品，屬國寶級文物，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可以說，作為風俗畫的代表，《清明上河圖》極盡細膩地反映了北宋街市之繁榮，這在中國乃至世界繪畫史上都是獨一無二的。
畫中描繪之景細緻入微，尤其是房屋、橋樑等建築，皆富有鮮明的北宋特色，具備極高的藝術價值。在這樣一幅長畫卷中，雖然，各類風格建築鱗次櫛比，但卻始終很難發現官衙。考慮到古代的專制統治制度，興建的官衙應當奢侈氣派才對，那麼，可為何在《清明上河圖》中，卻很難發現官衙的蹤影呢？
眾所周知，《清明上河圖》的創作手法為寫實主義，僅從其畫面便可推知，張擇端應當極為仔細的復原了北宋市井的繁華之景。按常理推測，宋朝官衙也應氣派非凡，成為汴京一景，但為何未提及呢？
這無疑道出了一個歷史真相，即：在北宋的街頭，商民建築一般建設得富麗堂皇，而官衙卻往往破敗不堪，甚至，成了危房。宋朝皇室非常吝於修建宮室，通常來說，古代最恢弘的建築應當為皇宮。但是，宋朝卻例外，位於汴京的宋皇宮修建得特別寒酸，絲毫不及故宮廣闊。
985年，皇宮失火，宋太宗便打算對皇宮進行擴建修整。出於嚴謹，皇帝還特意命劉延翰等大臣“經度之”，即測繪圖紙，進行工程的詳細建設規劃。根據規劃圖，朝廷需要拆遷周圍民居，於是，宋太宗命人前去商議拆遷事宜。但是，那些居住在皇城邊上的百姓卻不願遷徙，一點也不給皇室面子。
宋太宗聽聞後，並沒有選擇強拆，他下令停止了皇宮擴建計劃。於是，北宋皇城成為了歷代王朝中規模最小的皇宮，小到人們站在豐樂酒樓上，便可將宋皇宮一覽無餘。
縱觀整個古代史，宋皇室的窘迫也算特例。畢竟，在其它朝代中，皇城外的商民建築都不得超過皇宮，面積也不得大於皇宮，否則，便是僭越，當屬大不敬之罪。
雖然，皇宮不可攀比，但地方官衙卻是另一碼事。1071年，蘇軾被派往杭州擔任通判一職。雖然，蘇杭自古便有“人間天堂”的美稱，但是，在杭州任職的蘇軾卻高興不起來。因為，杭州官衙非常破舊，時刻都有坍塌的危險。
杭州曾為吳越都城，當初統治者建造該地官衙時，皆以巨木作材，建設得恢弘無比。可是，到了宋代，因國家無力修繕，所以，便任由官衙破敗坍塌，從不加以修整。到此任職的蘇軾雖心有不滿，但也只得每天忐忑地在危牆下工作。三年之後，蘇軾被遷別州，但這期間，杭州府衙卻從未修繕。
1089年，蘇軾得到高遷，朝廷將他派回了杭州。雖然，身份已不同往日，但是，蘇軾卻依舊需要在瀕臨坍塌的杭州官衙內辦公。看到十多年後依舊破敗不堪的官衙，蘇軾不禁向同僚發問：“這樣破舊的房子該怎麼住人呢？”但沒想到的是，同僚也憂心地回道：“一到雨天，我們甚至都不敢待在大堂。”
六月，杭州官衙終於撐不住了，房屋倒塌後壓傷了兩位書吏。兩月後，州衙鼓角樓居然也倒了。這次坍塌事故卻鬧出了人命，鼓角匠全家均被壓死。此事之後，在府衙內工作的吏卒無不憂心忡忡，往來大堂更加狼顧。看到官衙危房已嚴重妨礙了官吏們辦公，蘇軾便在九月上奏朝廷，請求撥款用於修繕衙門。
但是，修繕官衙並不是一件易事，地方官需要上報朝廷獲得批准。早在1009年，宋廷便已下詔曉諭各州：“無得擅修廨舍。”可見，朝廷並未準備修繕官衙的預算，這一點蘇軾也是心知肚明。然而，為了籌集修繕官衙的經費，蘇軾還是想出了一個辦法，即請求朝廷下撥兩百道度牒。
那麼，何為度牒呢？
要知道，宋朝僧尼出家需獲宋廷發放的度牒，即一種官方憑證，而獲得這個度牒需要收費。蘇軾想要通過出售度牒來籌集經費，此舉可謂明智。經過策劃，蘇軾發現修繕官衙需要至少四萬餘貫錢，這筆開支可不小。若換算為如今的價值，至少為一千萬人民幣左右。
為了說動朝廷，蘇軾還特意在奏章中說：“若再不修繕，以後可就不是四萬貫能解決的事情。”除此之外，蘇軾還特意祈求了皇太后，畢竟，對方是自己的頭號粉絲，幫個忙也不算太難。但即使做了這麼多鋪墊和準備，朝廷還是沒有允准撥款，或許是因為這筆款項數額實在太過巨大了。
一年之後，杭州鬧饑荒，此時身為杭州地方官的蘇軾再次上奏，請求朝廷下撥度牒。
根據蘇軾計算，出售這些度牒得到的錢，可購買兩萬多石大米，府衙減價售出一部分，還能換回一萬五千多貫錢。這些錢雖不能翻修官衙，但修繕緊要處還是夠用的。蘇軾不愧為絕頂聰慧之人，這種兩全其美的辦法，終於獲得了皇帝的允准。
但批准的度牒只有三十道，再怎麼計算也不夠修繕官衙。至於杭州官衙之後究竟是如何修繕的，相關文獻並沒有記錄，估計也就是修整了一些小地方。但有趣的是，蘇軾於元祐五年負責修建的公共工程，卻得以流芳百世，成了如今位於杭州的“蘇堤”。
蘇軾兩任杭州，等待他的都是危房，為何他不能自主修繕官衙呢？若蘇軾當真這樣做了，那麼，等待他的便是彈劾免職。
為什麼會是如此呢？
其實，在宋朝之前，任職各州的地方官曾擁有修繕官衙之權。到了宋朝，朝廷經費吃緊，這項權力便被朝廷剝奪了。如果，有官員擅自修衙，便會受到嚴重處置，“知州薛映增修廨宇”一案便是最好的例子。1006年，知州薛映因擅自修衙被人告發，朝廷查證後，薛映被降至連州文學。無獨有偶，1058年，汝州地方官李壽朋因“命郡人上供木材，用於修繕亭臺”被御史彈劾，最後，也受到了降職的處分。
因為，宋廷對地方官吏擅自修衙一事管理十分嚴格，所以，朝中便逐漸有了“官不修衙”的慣例。這一慣例以宋朝為開端，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明代萬曆年間，宛平縣曾有一位叫沈榜的知縣，他在其所寫的《宛署雜記》中，便記錄了宛平縣官衙的簡陋景象。要知道宛平縣已設官衙兩百年之久，從始至終，朝廷未撥一分錢修繕官衙，導致宛平縣衙門簡陋無比，根本沒法與“天下第一縣”這樣的美稱聯繫起來。
後來，沈榜迫於無奈，自費翻修了大門。但是，當他要擴建時，縣裡卻撥不了一兩銀子。
可見，其窘迫程度。
清朝中期，成都官衙也因年久失修破敗不堪，但是，即使如此，卻依舊不見朝廷及地方官主動修繕。這種情況的出現，主要與以下兩個原因有關：
其一，地方府衙“無款修繕”；
其二，地方官缺乏修繕動力。
畢竟，地方官都是三年任期，他們修繕官衙，自己享受不了幾年不說，甚至還可能背上一身罵名。
在宋廷的預算日程中，修繕官衙常被視為“不急之務”。1075年，宋廷下詔叫停了京城內外修建園苑、寺觀等事宜，並宣佈七年後再做商議。從民國編撰的《明代建築大事年表》中也可看出，明朝修建了六百多所學校，但同時期只修繕了二十多所官衙。即使是在宣德年間，明廷“大規模”修建官衙，總數也不過五十多而已。但反觀，同時期修繕及興建的學校數量，卻高達一百多所。
到了清代，這種“官不修衙”的情況更加嚴重，地方官吏若要修繕官衙，所需經費都需自掏腰包。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沒有幾個地方官願意無私地修繕官衙了。
即使到了非修不可的地步，各地官吏也需自謀方法。要麼拿出自己的俸祿，要麼從民間募集。蘇軾籌集修繕經費時，除了通過出售度牒募集之外，他還獻出了自己的“公使錢“。所謂“公使錢”，是指宋廷下撥給地方官的特殊經費，地方官吏可自行支配，其主要用作公務接待開支。
那麼，為什麼古代統治者要如此限制整修官衙呢？
這主要有兩個原因：
其一，古代國家向來由“小政府“管理，一般不預算整修官衙的費用；
其二，修繕官衙花費過多，但是，朝廷支付能力有限，根本無力支付工錢。
這樣一來，官民關係就會不和。而且，若因拖欠工錢釀成大事故，地方官吏更沒法向朝廷交代了。
【《宛署雜記》、《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傳第九十七》、《明代建築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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