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德昭，中國水聲學家、科學院院士，中國國防水聲科研的主要奠基人。他參與研究改進的聲吶轉換器，在二戰海戰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還三次受到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物理學委員會的來函，請他推薦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候選人。
我國著名物理學家、中國水聲事業奠基人、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汪德昭
1919年，北京爆發了偉大的“五四”運動。這一年，汪德昭14歲，在位於廠甸的師大附中唸書。當時，同學們推舉了兩名代表參加北京各大學的活動，其中一名就是汪德昭的親哥哥汪德耀，當時的學生會副主席。不久，附中成立起“少年學會”，汪德昭成為其中年齡最小的積極分子。這個時候，他就已經產生了熱愛祖國、改變祖國貧窮落後面貌的強烈願望。
為了開啟民智，拯救中國，“五四”運動的第二年，即1920年，中學畢業的汪德耀，考取了設在法國的里昂大學，年僅15歲的汪德昭只有羨慕的份了。
時間過得很快，11年後，汪德昭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為了生活，他同時在幾所中學兼職教課。就是在這一年，一位改變他一生的導師出現了，他就是法國著名科學家保羅·郎之萬。這一年10月，郎之萬到達中國，先後訪問了北平、上海等地，在多所大學講了當時最時尚的前沿科學相對論、超聲波。汪德昭特地趕去聽課，發現這位郎先生不但學識淵博，還熱情支持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正義鬥爭，德才兼備，汪德昭驚呆了，這不正是我苦苦尋覓的名師嗎？於是，汪德昭下決心一定要去法國留學，並拜郎之萬為師。
郎之萬支持中國革命其實並不奇怪，因為法國人一向追求自由、平等、博愛，18世紀末就已經敢把皇帝送上斷頭臺，拿下反抗封建專制的一血，那會咱中國的乾隆爺身體還硬朗著呢。
法國物理學家 郎之萬
經過了將近兩年的籌措路費、安頓家小等準備工作之後，1933年10月初，汪德昭告別妻子李惠年，遠赴法國留學，成為大科學家郎之萬實驗室的一員。郎之萬當時是巴黎理化學院院長，春風得意，與居里夫婦、愛因斯坦、盧瑟福等科學家交情深厚。有意思的是，居里夫人的孫女後來嫁給了朗之萬的孫子。
在郎之萬的指導下，汪德昭用巧妙的辦法完成了大小離子平衡態的研究，解決了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因此就有了“郎之萬-汪德昭-布里加理論”，並且成為了大氣電學方面的經典理論。汪德昭也因此獲得了法國最高等級的博士——“國家博士”。他還因此項成果得到了獎勵在電學方面獲得重大成就的“虞格獎”。
郎之萬的另一個身份是國際反法西斯同盟的領導人，二戰期間法國公開宣佈參戰後，郎之萬實驗室受命併入法國國防部第四研究組。按照慣例，戰時一切外國人必須離開國防科研機構，但汪德昭卻被破例留下，成了戰時法國國防科研機構中唯一的外國人。這是因為他承擔的研究課題很重要，除了聲吶外，還有“機場驅霧”等國防重要項目。
愛因斯坦、埃倫費斯特、郎之萬等一行科學家在討論物理問題
此後，郎之萬把當時最先進的聲學研究課題——探測和攻擊敵人潛艇的聲吶技術交給汪德昭。汪德昭夜以繼日的工作，使聲吶轉換器單位面積承壓功率翻倍提升，通俗的說，就是讓聲吶探測器 “聽”的更遠、更準。此技術後來由法國科學院交給英國海軍，運用於二戰的海戰中，反響極佳。
法國一直號稱陸軍世界第一，直到遇到德軍，這次他們只堅持了42天就投降了，德國佔領了法國，以貝當元帥為首的人員組成了後來的傀儡政權。傀儡政府宣佈取消郎之萬的科學院院士資格，還把他抓了起來，汪德昭卻偏把論文寄去，請郎之萬簽署意見，然後在科學院學報上發表。因為院報規定只發表有院士推薦的文章。他還邀約同在巴黎的錢三強也這樣做，以壯聲勢。在他們和其他很多科學家的共同努力之下，郎之萬最終恢復自由。
解放戰爭期間，汪德昭先生還為蔣介石手下“五虎上將”之一的衛立煌投誠中共出過力。這得從汪德昭的夫人說起。她叫李惠年，母親與衛立煌夫人韓權華是親姐妹。1946年解放戰爭期間，衛立煌受蔣介石委派出國考察，於是汪德昭夫婦就擔任衛立煌在法國期間的翻譯，陪著衛立煌夫婦，在歐洲各國旅遊、觀光和考察。在遊覽到瑞士的時候，汪德昭和衛立煌進行了一次長談，談到國共雙方的關係，兩人觀點一致，衛立煌通過汪德昭與中共取得聯繫，表達了願在內戰中助中共一臂之力的意向，自此衛立煌成為中共地下黨埋伏在國軍核心決策圈的三大“斥候”之一，為解放戰爭迅速取得勝利起到了關鍵作用。
1947年,汪德昭、李惠年夫婦與衛立煌、韓權華夫婦在巴黎合影(右一汪德昭,右二韓權華,右三李惠年,右四衛立煌)
新中國建立後，全國的經濟建設欣欣向榮，蒸蒸日上。在1956年初的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共中央發出號召，歡迎留學外國的科技工作者回來參加建設。
1956年的11月下旬，汪德昭一家人扔下鋼琴和其他值錢的物品，打算從法國到瑞士，再從瑞士乘飛機回國。中國駐瑞士大使幫他們辦理好了護照、簽證，並準備好了飛機票之後，大使臨時請汪德昭先到日內瓦去幫助辦件事情，行期便推遲，不料原本預定的航班失事了，有不少人遇難，汪德昭逃過一劫。這是巧合，也可能是汪德昭自帶主角光環。身為主角的汪德昭沒太在意，卻把配角——安排行程的大使嚇了一身冷汗，為了保證汪德昭的安全，他堅決不同意他們一家人乘飛機，而要他們改乘火車回國。
經過九天九夜的顛簸和長途跋涉，汪德昭一家從前門火車站走出來，踏上了中國國土，距他闊別北京已經有整整23年。
當時正在廣招海外學子的中國科學院接納了汪德昭，按照他歸國前所從事的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研究，他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的一級研究員兼九室主任；又考慮到他曾經研製過超靈敏度靜電計和微量天平，熟悉科研儀器設備，還任命他兼任中國科學院器材局的局長。他與妻子、女兒住在中關村特樓13號樓的103號，與郭永懷、李佩是鄰居，關係非常好。
右起：郭永懷、李佩、女兒郭芹、汪德昭院士及夫人李惠年
在1957年5月舉行的中國科學院第二次學部大會上，汪德昭因其學術成就突出，和其他幾位同樣具有突出成就的海外歸來的科學家一起，被增選為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化學部的學部委員（現在改稱院士）。這一屆數學物理化學部數理方面共增選六人，其中就包括兩彈一星元勳科學家錢學森、郭永懷。
1957年汪德昭（右）與著名數學家熊慶來教授（左）談話
50年代，臺灣的國民黨不斷髮出反攻大陸的叫囂，美軍的第七艦隊公然遊弋於我國領海之上。對年輕的共和國來說，發展水聲學，迅速建立水下萬里長城——反潛探測系統，具有鞏固國防的重要戰略意義。然而，我國在這方面卻是一片空白。1958年初夏的一天，黨中央決定發展自己的水聲學，負責國防科研的聶榮臻元帥親自點名，要汪德昭帶領一個水聲考察小組，到莫斯科進行學習考察。
尷尬的是，作為國防事業迫切需要的水聲學，由於是全新學科，當時非常缺乏人才。為建立水聲學隊伍，儘快開展我國的水聲研究工作，在中國科學院的建議下，全國從重點高校品學兼優的高年級學生中遴選抽調了100名臨近畢業的大學生，提前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參加水聲研究工作，邊幹邊學。人們把這一措施叫作“拔青苗”。注意，這可不是拔苗助長，相反，是一項非常英明的決策。汪德昭親自編寫教材，親自指導，甚至親自創造實驗條件，把自己在多年研究實踐中形成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毫無保留地灌注給了他們。當年的100名“青苗”，如今已長成高聳雲天的大樹，其中相當數量的人已頗負國際學術界聲望，有的甚至已經成為院士。
汪德昭認為，我國發展水聲學的戰略思想是由近及遠(先近海後遠海)、由淺入深(先淺海後深海)。這個思想符合我國海域大陸架的實際情況，我國的水聲學研究後來之所以能在若干方面居世界領先地位，是和這個正確的指導思想分不開的。
1964年,中國科學院聲學研究所正式成立，這支隊伍已壯大到600多人，包括了以水聲為重點的多方面、綜合性聲學研究工作，並逐步形成了理論研究、實驗技術、先行課題相互配套的較完整的體系。汪德昭是第一任所長。他立下雄心壯志：中國聲學有一天要在世界聲學的大合唱中，至少在某些領域站在領唱的位置上。他確信，這決不僅僅是幻想。
1972年汪德昭（左）參加英國海洋會議受到撒切夫人（中）的接待
可惜，在不久之後那場浩劫中，聲學所未能倖免。科研工作接近停滯，汪德昭也陷入無事可做的境地，直到1978年2月，在鄧小平同志的主導下，聲學所才終於正式恢復，汪德昭繼續擔任所長。當時，73歲的汪德昭一馬當先，幾乎每天工作10小時以上，決心奪回失去的時間。這年深秋，他率領一批研究技術人員，在南海海域進行了我國第一次深海實驗。這標誌著我國的水聲研究進入了一個新時期。一年的時間，汪德昭帶領全所完成了近50項科研項目，其中意義重大的成果達14項。1979年，國務院嘉獎令送到了聲學所。
這就是水中之王汪德昭的傳奇人生，他還與中國最早的互聯網公司新浪有著奇妙的連接，他的孫子汪延正是新浪的第一位CEO，當然，那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汪德昭之孫，前新浪CEO汪延
閱讀更多 樂活中關村 的文章
關鍵字: 諾貝 2019未來科學大獎 水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