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風骨的三個特點:內容充實,個性鮮明,“悲”與“慷慨”並存

建安是東漢最後一個皇帝漢獻帝的年號,當時活躍的詩人主要有:三曹和建安七子,其詩歌表現出強烈的情感力量,後代稱他們的詩歌風格為“建安風骨”。

建安風骨的三個特點:內容充實,個性鮮明,“悲”與“慷慨”並存

那究竟什麼是“建安風骨”呢?後代對此解說不一,但大致上比較統一的認識是:“風”是指詩歌內在的強烈的精神感染力,它源於內容的充實和情感的深摯,但並非指內容和情感自身。“骨”是指文章表現出來的剛健有力的特徵,具體表現為語言的準確、簡練和明晰。結合建安詩詞來理解的話,“建安風骨”主要有以下的三個特點:

一、內容充實豐滿:言之有物,述之有感,論之有思,行之有術。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民不聊生,目睹這一現狀的靜安詩人們,用他們的筆,用他們的心去書寫了這個社會的真情實景,和他們的真情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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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安詩歌內容其一是反映苦難的社會現實。如曹操所做的《冬十月》和《土不同》,詩中就寫出作者回來途中見到北方苦寒情景:“孟冬十月,北風徘徊,天氣肅清,繁霜霏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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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粲的《七哀詩》則說:“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和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寫出了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痛苦,和詩人對此現象的深刻思索。生逢亂世是人之不幸,建安詩人悲天憫人,詩作中流露出了對於人民的同情。

其二是體現了高揚的政治理想。如曹操心中理想的社會在他的詩作中就已經明確的勾勒出來了,在《步出夏門行·冬十月》中就提到了“錢鎛停置,農收積場。逆旅整設,以通賈商。”這就是曹操所設想的場景,也是他為之奮鬥的政治理想,天下大治四海昇平的社會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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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的《雜詩六首》抒發了他意欲趕赴邊疆建功立業的壯志豪情:“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閒。國讎亮不塞,甘心思喪元”,“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但是事與願違,曹植被曹丕和曹叡猜忌,儘管他有報國的雄心壯志,但窮其一生都無法實現。

其三是對人生短暫的感慨和對人生價值的積極追求。曹操在《龜雖壽》中就說:“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成霧,終為土灰。”藉以感嘆生命的短暫,但曹操並不因為人生的短暫而灰心喪氣,他感嘆生命短暫的目的是為了說在短暫的生命中,要去追求更大的人生價值,發掘自己更大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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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曹操接著又寫下了:“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曹丕也感嘆:“人生如寄,多憂何為?今本人不樂,歲月如馳。”;陳琳則說:“騁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

建安詩人們將對生命的感慨,化為對人生價值的積極追求,體現出了剛健不息的生命力量和對命運的抗爭,以及對生活的無限熱愛。在逆境中同樣可以逆流而上,創造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因此才有了建安時期的文學盛宴,三曹七子功不可沒。

二、強烈個性色彩:詩風相近,個性張揚。

建安時期的詩人,其詩歌各有特點,都表現出各自獨特的風格,也代表了魏晉文學自覺時代的到來。曹操的詩氣韻沉渾,悲涼慷慨,詩歌語言質樸,不崇尚用華美的辭藻去修飾,他學習漢樂府而且有所發展,開闢了樂府寫時事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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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作品《薤露行》中就可以看出作者對於史實的記錄和自己對於時政的看法:

惟漢廿二世,所任誠不良。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強。猶豫不敢斷,因狩執君王。白虹為貫日,己亦先受殃。

曹操眼中的何進,德不配位、沒有見識、優柔寡斷,因此才會被十常侍所害。

賊臣持國柄,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

對於董卓這種權臣,曹操對其暴行也進行了如實記錄,並對國家的衰敗和百姓的疾苦表現出了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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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曹丕,他的詩歌則從對於現實的關注變成了關注個人的內心感受,脫離了敘事而變成了抒情,且用詞華麗工整,但對於現實的關注和曹操就有所不同。對於曹氏詩歌的風格,在《文心雕龍》中有恰如其分的評價:

魏文之才,洋洋清綺……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文心雕龍》

對於曹植這位才華橫溢、用意為文的人,則和父親、兄長又略有不同,他為文是純粹為文而寫文,和曹操的寫時事,曹丕的抒情又不盡相同。

王粲長期客居南方,不僅沒有建功立業的機會,也無法與親人相伴,因此他的詩歌中多愁苦之情和思鄉之意,其詩文特點蒼涼悲憫,被文學評論家劉勰成為“七子之冠冕”。陳琳的五言樂府詩《飲馬長城窟》中,則真實再現了戰爭徭役給人民帶來的苦難,採用了對話的形式表現了人物內心的痛苦和矛盾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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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子將詩歌作為個人經歷和感情的記錄方式,因此他們的詩作中都凝聚了他們鮮明的個人風格。對於這一特點,曹丕作為文學評論家曾經有過恰如其分的品評: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曹丕《典論·論文》

上面的這番評價,真實反映了建安文壇詩歌的創作的風格。

三、“悲”與“慷慨”:悲涼慷慨的美學色彩。

建安是亂世而不是盛世,在亂世之中,建安詩人們親眼目睹了這份悲涼,他們的內心被觸動,發之於心止乎於文,更加悲涼厚重和複雜,具備強烈的感染力,這就是所謂的“風”。

建安風骨的三個特點:內容充實,個性鮮明,“悲”與“慷慨”並存

建安詩歌中多用“悲”字,但是悲涼中又透露出了不屈之意,悲而不棄、悲而不怨,正因為建安亂世,更加激發了詩人們的創作熱情和入仕救世之心。

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曹操《苦寒行》

曹植詩歌中用“悲”則更多一些,在他的《雜詩》中,就有“高臺多悲風”,“江介多悲風”,“烈士多悲心”等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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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悲涼不是為了哀怨,而是為了表現慷慨之情,表現救國之志。因此,建安詩歌中用到“慷慨”之處頗多,只看到“悲”而無視“慷慨”之意,就難以真正的理解建安詩歌的精髓和內涵。

曹操:慨當以慷,憂思難忘。——《短歌行》;曹丕:慷慨時激揚。——《於譙作詩》;陳琳:慷慨詠墳經。——《詩》;曹植:慷慨獨不群。——《薤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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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慷慨”的本質是建安詩人們面對苦難時的態度,是他們的那份堅持和自信,淡定和從容。面對亂世逆境,建安詩人們沒有選擇逃避,而是選擇積極面對。他們用筆觸直抒胸臆,創作的詩歌內容充實,詩歌的感染力強烈,表現出了剛勁的生命力量。

一個人的歷史,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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