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起葫蘆帶起瓢，這幾日和弟兄們說起了冠狀病毒；看到了一些所謂的詩人無賴又蒙人的樣子，不知怎麼想到了曹操和漢末建安時代的“建安風骨”。
建安文學是我國文學史上的一顆璀璨明珠，在我國文壇上極負盛望。建安文學的開創者是極有血性的大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曹操。
曹操一方面憑藉政治上的領導地位，廣泛蒐羅文士，造成了與漢末詩賦“極麗靡之詞”迥然不同的欣欣向榮的建安文學的新局面，一方面用自己富有創造性的作品開創了文學上的新風氣。曹操的詩極為本色，氣韻沉雄。我們耳熟能詳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等，抒發了詩人對時光流逝功業未成的深沉感慨，今天讀起來，我們仍然能夠強烈地感受到熱血的脈衝。而“鎧甲生蟣蝨，百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等，傷時憫亂，蒼涼激楚，唯天可表的感傷令人動容。曹操又是改造文章的祖師，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十分推崇曹操為文的“清峻”“通脫”，“做文章沒有顧忌，想寫的便寫出來。”例如，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他說：“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文史學家對此評論道：“這些話非曹操不能道的”。
曹操在改造漢末以華麗纖巧掩蓋空虛貧乏的文風上不遺餘力，身體力行。又因為他權傾天下，自然是一呼百應。他又愛才若渴，門下幾乎集中了所有建安時期的文學翹楚， “三曹”、“七子”和蔡琰（蔡文姬）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曹丕華麗，曹植靈動，王粲激憤、蔡琰悽楚，他們直接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精神，關注國計民生、反映了豐富的社會生活，表現了新的時代精神，具有“慷慨悲涼”的獨特風格，並且形成了 “建安風骨”這一優良傳統。
“建安風骨”對我國文學的影響相當深遠。初唐詩人陳子昂在進行詩歌革新時，高舉“漢魏風骨”的旗幟，大氣磅礴的“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登幽州臺歌》，開唐代詩歌豪放激盪之先河。而後，從杜甫“即事名篇”的新題樂府到白居易等人掀起的新樂府運動，可以清晰地看出一脈相乘的發展，更不用說高適、岑參這些表現蒼涼悲壯的邊塞詩人。再後來，到了宋代，我們仍然能夠在蘇軾、陸游、辛棄疾等人的身上看到“建安風骨”的影子。儘管鍾嶸在反對晉以後的形式主義詩風時，曾經慨嘆道：“建安風力盡矣”！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在建安以後的各個時代裡，我們或多或少總能看到“建安風骨”的不可磨滅的影響，包括在文學上漸入式微的明代和清代。
文學走到現代，還有誰高舉著“建安風骨”的旗幟？文史學家們沒有論及。愚以為，是魯迅先生。魯迅先生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的臧否，鞭辟入裡，入木三分，淺陋如我者，根本不能理解先生思想的深邃。但是，先生對於“建安風骨”的情有獨鍾是很容易看出來的。魯迅文風“清峻”和“通脫”的一面，愚以為是深受“建安風骨”的影響的。
文學走到今天，還能看到“建安風骨”的影子嗎？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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