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区也要保证人权吧”，“都这样就一定对么”。这两句话出自近日上海浦东一女子在隔离期间要求喝矿泉水
平常情况下能脱口而出人权和抗争不公的确是很值得赞颂，在隔离期间在没超过一定底线的前提下提出这种要求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事
我们可以说在这种情境下女子的做法并没有错，这包含着一个单向的共情诉求和规则意识的冲突：即女子确实存在这样的需求（不论对错）并意图以共情的说辞满足自己的需求，但是执法管理人员不允许超出规则的限制，这种强硬也是防止更大模仿效应的示范，并保持一种工具理性的压制为其最终的目标而服务。
这只是第一层构建，当争吵开始升级时双方就完全放弃了情景和动机所衍生的初级不合，在这基础之上双方在价值层面上完成第二层更高阶段的话语建构，执法人员开始提到和别人的对比，实际上就是概化的他人，是出于道德规范的理想化的人格，而女子“都这样就一定对么”就是一个个性化的自我，并将喝水这种行为上升到一个保持自我的阶段。
这种互动也是一种权力关系，是权力的建构与解构过程，这个权利过程也是双向的，即女子提出一种权利，但是这个权利实际上将自己的意志加于对方之上就完全变成了一种权力；执法人员受到这种意志的影响只能否认其人权保障的不足来解构这种权力。执法人员的权力来源直白的多，女子行为一定程度上违反了规则，令其改变行为并试图改变对自己的认知，这个认知一旦完成就成为单向的权力影响，但是显然女子并没有屈服这种意志。
就像很多冲突和争执一样，如果一方没有压倒另一方，冲突场景就成为一种僵持状态。这时候情景内的人已经没有办法中止这种僵持，只能依靠网络也即局外人来定性和判断，这是处在更大的社会场域中的人以全景俯视的方法来看待小情境中的人，人就不是人了，人变成了符号。给与执法人员的意义是前线的英雄和权力本身，而那位女士则联系到了她的海外归国经历，成为一种和国家意象对立的无耻者（包含所有爱国激情衍生出来的负面性），这位女士是有权利的，甚至执法人员也承认这种权利，只不过目的是解构这种权利转化的权力。而且观众消解了这个权利，并将这个过程视为完全的单向权力压制过程，其抗争成为抗法和执法的权力运行不畅的典型形式。
上面的论述好像是我在替那位女子辩解，其实我只是认为对那位女士的指责可以适可而止，我们需要共情能力和善良。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女子还是观众都保持了一定的共情，但却是两个截然相反的类型：一种是大范围联结的群体共情，类似于米尔斯社会想象力将个人事件联结到公共议题，感受到全中国的痛苦和紧张，这是共时态的；二是一种身处情景中的个体共情，感受那个人的痛苦，但我们也可以说那女子娇生惯养喝不了矿泉水不算什么痛苦，当然这是成立的。共情的第一步是站在他人的视角看问题，喝不了矿泉水当然不算什么痛苦，但是喝矿泉水的要求也并不太过分。所以我说对这位女士可以批评，但是不能太过，以至于上升到国家大义那就完全不是一回事，就成为群体激情下的作恶。
在回来说说这位女士，我说她缺乏一种大范围的群体共情，但她未必不能体会国内深受疫情折磨的痛苦，并将自己行为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没有冲破隔离做出危害大众的行为越轨；我们暂且认为她还处在一个私人空间（这个私人空间的定义仅从其所能进行私密行为的程度而言），那她就是在私人空间中与外来者进行抗争而不涉及更大范围的人。同时另一方面由于涉及到执法人员及其保障隔离工作人员，这种胡闹是一种负担对个体的负担，很大层面上他甚至不涉及群体的共情，更多的缺乏个体的共情。这也进一步论证了我之前的观点，不要上升到民族大义而更视之为缺乏个人的共情的人——就是不善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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