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建構的成敗不是與生俱來的，它取決於精英政治網絡的範圍、國家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以及書寫和文字的同質性對消弭溝通障礙的影響。
如今佔據政治社會學主流的無疑是微觀分析和定量方法，而在歷史學等人文學科中，“將國家拉回理論視野”的籲求早已持續了多年。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安德烈亞斯·威默（Andreas Wimmer）是著名的政治社會學者，也是一位逆流而上、建樹頗豐的人。試圖將上述兩個領域中的主流方法放在一個研究中，證明一個重要的“大”話題，顯然是他十餘年以來的主要工作。2018年拿到巴林頓·摩爾獎的這本《國家建構：聚合與崩潰》，是其學術道路上的最新華章。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安德烈亞斯·威默（Andreas Wimmer）
對於我這樣的後輩政治學人來說，閱讀威默最大的收穫在於其視野和方法集納的廣闊性。這本書叩問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民族怎樣聚合成多種多樣的國家形式。這既是一個比較政治學的經典命題，同時也具有重要的理論關懷，尤其是近年來全球政治波譎雲詭、民族主義孤立主義暗流湧動，此時再去回望一些重大的根本命題，顯然是極為必要且迫切的。這本書也像是同時也像是一場精彩的方法表演秀。作者通過精當的案例選取、豐富的數據分析和縝密的框架設計，同時遊走於質性與定量研究兩端。一旦“入坑”，讀者似乎很難不受到吸引，跟隨作者的思路遊走於歐亞非諸國，追尋世代更替的長期進程中草蛇灰線，伏延千里的那些隱秘線索。
《國家建構：聚合與崩潰》中英文書影
威默的邏輯其實是從常識出發。今日民族國家的形成，歸根結底是更小規模的政治聯盟聚散發展出來的樣態，是不同層級上人和組織的關係。由此可以得出這部作品的核心命題，即國家形成前後，長期的社會進程對其建構來說至關重要。 威默在早幾年的文章和專著（Wimmer, 2014）中，早已涉及到交換理論和認同理論研究，同行也有相關著述（Mylonas, 2012）。所以本就可以想見，在結合既往成果的基礎上，威默一定會以定量和定性兩種路數齊頭並進。畢竟在《戰爭之浪》（Waves of War, 2013）裡他就已經試著用精確方法挑戰對宏觀進程的解釋。同時，他又從已有的研究出發，以三對不同的國家驗證本研究所提出的三個關鍵變量：民族國家形成之初的精英政治網絡範圍（瑞士/比利時）；國家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博茨瓦納/索馬里）；書寫和文字的同質性對消弭溝通障礙的影響（中國/俄羅斯）。
非洲之角——索馬里
國家陷入內戰並崩潰的索馬里
說到本書的重要亮點，我認為正是這三個變量相關案例比較的選擇。六個國家橫跨非殖民、後殖民、前殖民三個不同階段，以及歐非亞三個地區。在大體控制變量的情況下，威默依賴二手材料（比如中國相關的討論，基本來自美國的漢學家）編織出較為精細的比較研究，在每個分論點下一正一反來論證其重要性以及成立邏輯：瑞士政治精英形成了與人口構成相當的志願共同體，而比利時受到了干擾未能形成；博茨瓦納殖民時期宗主國予以當地政府一定的自決，所以公共物品的提供相對較為合理，而索馬里則一切以宗主國為重心，導致氏族政治嚴重傾斜，結局迥異；中國雖然“十里不同音”，卻因為有著統一的文字和科舉使得廣袤疆域內形成了漢族認同的主體，而俄羅斯書寫文字的異質性卻使得境內族群之間隔閡較深，影響了國家建構。
明代科舉
上述三條實際上彙集成一個源自於交換理論的核心指標，即前現代國家時期各地區聯盟是鬆散還是緊密。因為無論是人際網絡、公共物品還是語言文字，其關鍵都是社會成本的下降，使得認同感增加，推進共同體建構。因此，本書第五、六章看似是在更廣的世界圖景內展示定量成果、併為前面的案例研究修補某些邏輯疏漏，但其實是從另一個路徑，再度對前面三個變量進行合理性與重要性的論證。以其中所使用的數據庫來看，威默應該足以驕傲他和同事前期所做的建設工作。
作為中國的政治學人，我對本書的關注顯然會集中在第四章、尤其是論述中國政治的部分。威默在本書中大量參考從魏斐德、何炳棣、艾爾曼到商偉等幾代域外中國研究學者的著作，然而從研究清代政治的角度來看，他以語言同質與否來論證國家建構前景，似乎有些隔靴搔癢，沒有觸及到核心關切。首先，本書草率地引用了“清承明制”，忽略了這個論斷指的是清代內地行省的統治範圍，而不包括清廷所轄今日中國的西部、北部等廣袤的領土。時間縱軸這條線上，中國的國家建構是否能以語言文字乃至科舉作為核心變量頗值得商榷。畢竟以統一文字的科舉選拔政治精英的方式，也並不涵蓋清朝統治的所有地區。而且科舉是否作為中華帝國核心社會流動方式的地位有沒有受到過挑戰——這個故事也不能從明清開始算起，至少也要追溯到元代。僅僅草率地合併明清、也不追溯比較前朝，顯然不夠有說服力。其次，清代分區域進行多元化治理、卻又將認同統一於中央皇權之下，這應該是海內外學界的共識——新/舊清史之爭要害並不在此。這恰恰說明，威默在“語言的同質性”論點中選擇清代中國對比其他國家語言的異質性，從學理上來說是不合適的。當時的中國，邊疆與內地民眾的直接聯繫很有限，不同區域的語言顯然並不相同。語言在政治溝通層面的“彙總”不發生在民眾中，而基本維繫在地方精英、中央機構和皇帝本人身上。最後，威默當然注意到了北部邊境的國家認同問題，但他放下了歐美、日本部分學者所力爭的“蒙古認同”（即使他也引用了歐立德的觀點討論“漢”的形成之於中國的意義——當然，這個切入點和引用來源也很清奇迂迴，畢竟歐立德更專精於內亞研究），卻以今時今日來討論，從內外蒙古文字的分別，倒推出這種民族認同不具備吸引力——今年，蒙古國剛剛宣佈放棄西里爾文、重新採用蒙文作為官方文字，這樣一來，威默似乎需要修正他的論點，甚至是重寫“漢族的形成”這一節。
清朝中國地圖（1820年）
中國的國家建構敘事，自古就對“大一統”始終有不言自明的認同。換一種眼光，威默的疑問可能確實是國內學人的“燈下黑”：這種“不言自明”是如何形成的？它對今天的我們意味著什麼？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中國的學者都生活在這種“不言自明”中，很難“把它問題化”（第153頁）。在域外學界近年的輪番衝擊下，當然已經有不少國內歷史學者作了“何為中國”的回應，誕生了一批頗有見地的成果。那麼政治學者、或者廣義的社會科學學者可以做些什麼？威默的研究其實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思路借鑑：今天國內的學人，也可以與國際同仁一道，採用更精細的方法回到宏大敘事。一來“以史為鑑”，國內學者已經有條件接受質性方法和定量工具的規範訓練，可以將一些材料較為豐富完整的領域和時段加以利用，回應、修正甚至挑戰過去一些可商榷的理論；二來“以他人為鑑”，利用比較研究的視角，將“燈下黑”點亮，不光要講好“中國故事”的獨特之處，也爭取用學界通行語言（方法和理論）呈現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借鑑他國的歷史經驗，讓我們道出自己來自何處、世界將去何方。
撰文：陳宇慧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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