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十月圍城》，相信沒幾個香港人知道楊衢雲這個人。事實上，假若他和孫中山於1895年重陽發起的首場革命成功的話，作為興中會會長的楊衢雲，便順理成章成為新政府的“伯理璽天德”（president）。奇怪的是，如此響噹噹的革命人物，為何會被湮沒於歷史洪流之中？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連場推翻滿清的革命活動中，香港人也曾經是舉足輕重的一分子。除了楊衢雲，當時的富商李煜堂、李紀堂、律師何啟等，無論在財力、政治關係網上都曾為革命作出貢獻。直到百多年後的今天，這些為推翻千年帝制而拋頭顱、灑熱血（或慷慨解囊）的本土革命先驅，幾近寂寂無聞，到底是何因由？
名碑下的英雄
最寂寂無聞的，要算是楊衢雲（1861-1901）了。去年逝世的歷史學家唐德剛如此評價楊氏：“一部‘中國近代革命史’，是應該從楊衢雲開始寫的。”（《晚清七十年》，第五冊）楊是最早領導革命的香港人，為興中會首任會長（第二任是孫文），但至今他在跑馬地的墓碑上，仍只刻著編號“6328”，沒有名字。他比孫文大5年，生於廣東虎門，幼隨父來港定居，任英文教師和招商局書記長多年，絕對稱得上是香港人。1890 年，他與友人在港成立輔仁文社，並出任會長。名為文社，實為議論大清朝政的基地。1895 年初，剛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的孫文，回港尋找同道，結果二人一拍即合，輔仁文社和興中會隨即合併，以“興中會”為會名。
名為興中會，實質“一切皆是輔仁文社的延續”（唐德剛語）。可以想像，孫氏之所以能在回港短短几個月內，便動員到足夠人力物力財力，於同年進行起義，正因有楊的文社在香港打好“基礎”。楊氏和輔仁文社於革命之初的重要性顯而易見，但相關記載和研究卻如鳳毛麟角，原因何在？
中港臺史家一般認為，近代中國最早組成的革命團體，是在檀香山成立的興中會。既被捧上“神壇”，排山倒海的學術論文自然以興中會為研究對象，輔仁文社只能靠邊站了。幸好還有唐德剛、李敖、韋慕庭（美歷史學家）等少數學者，反對以興中會為革命濫觴。
唐德剛指出，輔仁文社比興中會更早成立，所提出的“推翻滿清、創立合眾政府、選舉伯理璽天德”等主張，卻跟興中會幾乎一樣。而且楊開始搞革命時，孫文尚未決心推翻帝制 ——1894年，他還親赴天津，意圖上書李鴻章，可見思想仍屬溫和。雖然進言書有否送達李鴻章是個謎，但如唐德剛的戲言：“如果李鴻章英雄識英雄而重用了孫文，中山不也就是清政府的‘能臣’了嗎？”孫文也說過“予少年主張，謂漢人作皇帝，亦可擁護……楊衢雲（因而）與予大斗，幾至動武，謂非民國不可”，正好印證唐的觀點。
生平資料錯誤多
楊氏不受史家重視，從史書中一些失實記載可見一斑。最離譜的，是說他於“教室”被殺，事實上他是在家中被殺的。為何連死於何處也弄錯？蓋不少民國前史的書籍，在講述楊氏生平時，都只是引用相同資料：如馮自由的《革命逸史》（1945年出版）和尤列（四大寇之一）撰寫的《楊衢雲略史》，而錯誤正由此起。
馮自由是興中會知名人物，後成為孫文的機要秘書，所寫的民國前革命史被認為詳實可靠，常為史家所用。但馮關於楊的記述卻是二手資料。他這樣寫楊的死：“清吏……暗買兇徒陳林，刺殺之於教室”。尤列的說法也差不多：“兇手陳林、突然入校、槍擊公於教授室中。”輾轉抄傳，幾乎所有記載都指楊死於教室。
其實早在 2001 年，當楊衢雲逝世百週年時，其後人楊興安在《楊衢雲紀念特輯》中已指出，結志街52號二樓是楊的寓所，楊被刺時正在家中以私人補習形式教授英文。楊興安是楊衢雲堂侄（楊衢雲堂弟楊拔凡之子），去年致群劇社上演關於楊衢雲事蹟的話劇《無名碑》，正是由他編劇。紀念特輯更正了不少延續多時的楊氏生平資料（如楊的本名並非楊飛鴻），並摘錄了楊拔凡於1955 年寫下的《楊衢雲家傳》，總算略為填補了這位革命老祖宗的歷史空白。
歷史論述存偏頗
背景資料有誤，改正過來就是了；但若為了維護某人在歷史上崇高的形象，而刻意貶低其他人物至“配角”地位，那就不是可以輕易扳過來的、有政治意圖的歷史論述了。
楊衢雲比孫文更早擁抱共和，卻一直“妾身未明”，難免教人聯想是這種“操作”下的犧牲品。蔣介石前妻陳潔如在她的回憶錄提到一則軼事：蔣介石為取得一張楊衢雲坐於中央、孫文站於後排的團體照，願意付出100萬元，原因是“如果給人看見我們堂堂中華民國國父竟居於隨從的地位，那才真叫人難堪”。
一張照片猶容不下，何況白紙黑字的史書？馮自由在記述首次起義前，楊、孫兩派爭拗由誰擔任興中會會長一職時，就有維護和美化孫文之嫌——“總理不欲因此惹起黨內糾紛，表示謙退，衢雲由是當選”。在馮的筆下，兩派爭位，變成“孫總理”為顧全大局而讓位給楊；就算馮氏不是刻意貶低楊，但這種說法，卻已被不少史書直接挪用。
楊衢雲也許不是個性情沉著的人，而且因為早歿，難以斷定他是否一個優秀的革命領袖；但他對革命的付出，豈能被抹殺？期待更多研究香港歷史的本地學者牽頭，為楊衢雲討回一個“名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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