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之四十九：佛教复兴运动与佛教社会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人民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如火如荼，先后获得民族独立。这些新兴国家不仅面临着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富国强民的艰巨任务，而且肩负着重建意识形态历史重任。它们或者是将其民族传统中的某些深受民众拥戴的文化因素发扬光大，成为强化公民的民族自立意识、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支柱；或者是在传统文化与旧体制密切结合的情况下，将其他文化中属于异已因素而却能够为本国民众所接受的文化因素本土化，使之成为既区别于传统文化、又有别于殖民文化的精神纽带。
对于南亚和东南亚的许多新兴国家来说，在殖民统治时代受到歧视和冷落的佛教文化，势必随着强化民族自立、自强意识的社会需要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1956年前后，各国政府与佛教组织借佛陀涅槃2500年的庆典而将当代佛教复兴运动推向高潮。尼泊尔在首都加德满都举办了第4 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大会，开幕式有万人参加，马亨德拉国王亲自主持。印度则以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博士为首组建了" 佛陀涅槃2500周年纪念工作委员会" ，并组织了一系列有政府高级官员参加的庆祝活动。
在印度的佛教复兴运动中，印度首任司法部长、被人们称作印度" 宪法之父" 的安培克(1891-1956)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安培克曾长期致力于印度教的内部改革，希望以此能够使贱民享有与其他种姓教徒同等的机会，但传统势力的攻击和阻挠最终使他认识到" 贱民除了佛教的教诲，别无选择之路"。在安培克看来，佛教是同婆罗门教和印度教做斗争的宗教，它主张" 四姓平等" ；佛教比较理性化，不像印度教那样迷信，也不美化贫困；佛教是印度土生宗教，皈依佛教无需放弃印度文化；此外，佛教是一种国际性的宗教，皈依佛教有利于其他国家佛教徒的援助。(参见尚会鹏《略论印度的" 新佛教运动" 》，《世界宗教资料》1990年第4 期）
1956年10月14日，安培克和高级法院院长尼奥基、弥烂陀大学校长契拿司等人，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那格浦尔广场组织了50万贱民集体改宗佛教的活动，这不仅掀起印度佛教复兴运动的高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贱民的社会地位。安培克对印度佛教和贱民的贡献使之死后被佛教徒尊为圣人，许多贱民将他的照片与佛陀的雕像放在一起供奉，并在皈依佛、法、僧三宝的同时强调皈依安培克，即所谓的" 四皈依"。在1956-1975 年的20年间，印度佛教的增长速度十分迅猛，1951年时印度佛教徒只有18万人，1961年时则增长为325 万人，1972年猛增至3200万人。
1956年佛陀涅槃2500周年大祭之际，保存在中国的佛牙到缅甸巡展、2000部新结集的巴利藏经的献经仪式、包括吴努总理幼女在内的2688名少年集体剃发、世佛联总部迁往仰光(1958）以及吴千吞当选为世佛联主席等一系列的活动将缅甸的佛教复兴运动推向最高峰。
当代佛教复兴运动除了各国政府出钱资助佛教事业，政府首脑身体力行提倡佛教，举行各种大型活动振兴佛教之外，还在思想界和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 佛教社会主义" 思潮。
斯里兰卡的佛教界早在1950年就提出" 恢复长期以来被殖民者遮蔽的佛教徒遗产和身份，以解决国家的问题和为新国家制定美好的未来" 的要求，但直到1956年政府换届、班达拉奈克为首的斯里兰卡自由党执政后，佛教的复兴才真正形成社会热潮。宣传佛教社会主义的既有青年学生，也有佛教知识分子，还有像班达拉奈克、贾亚瓦德纳等政治家。其基本主张是在社会主义与佛教教义之间求同存异，如维迪耶楞伽罗佛学院副院长哈迪耶潘纳拉曾在《佛教与马克思主义》中确信，社会主义与佛教不仅不存在着对立，而且在终极目标和社会改良方面有着共同的基本点。班达拉奈克执政后将外国茶叶种植园收归国有，把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并强调以社会主义的原则限制" 地主私有制" 和" 资本家利益"。
缅甸的佛教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曾任总理的吴努和曾任国防与矿业部长的吴巴瑞。吴努青年时期曾组织" 红龙读书会" ，并部分摘译了《资本论》，虽然他也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佛教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他始终把佛教看得高于马克思主义。吴巴瑞在这一点上不仅与之相同，而且表述的极其明确："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占据着较低的层次，而佛教哲学是较高层次。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的是世间的事务并努力解决人生的物质要求。而佛教哲学解决的是心灵上的问题" (引自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10 页）。
泰国高僧佛陀达沙虽然幼年曾继承父业经商，但他出家后多次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剥削，要求消灭贫困。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相互制约与重视他人这二个原则与佛教有共通之处，" 这方面的模范便是为众生舍弃一切的菩萨" ，尽管他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与人为善、人人为家，并认为" 佛陀具有社会主义的理想" ，但是他不赞成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资产国有化政策，认为这也是一种贪欲、会造成另一种剥削。因此他主张佛教最根本的道路是既不会认同于资本主义，也不会是共产主义。
然而无论是斯里兰卡、缅甸的佛教社会主义，还是泰国的佛教改革派，其最基本的立足点是佛教教义，社会主义只是其用来完成其民主革命的工具，在他们心中，最崇高和最完美的还是佛教境界。比如1977年出任总统的贾亚瓦德纳曾在《佛教与马克思主义》中批评社会主义虽然注重改造社会，但却忽视了个人的完善，甚至认为共产党人过于注重行动而" 根本不去考虑是否存在着绝对原则，结果不免流于机会主义"。黄夏年先生在论及东南亚地区的佛教社会主义时说，社会主义之所以在这些地区传播并产生影响，" 很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做了强烈的批判，引起了遭受几百年殖民统治的人民的共鸣。但是，佛教社会主义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所接受的马克思学说，或是替自己的传统民族宗教思想寻找共同处，或是顺应历史时代的潮流" (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89页）。
然而当代东南亚新兴国家都已不再是文化单一的古代社会，而是具有多元宗教和多元民族、多元政治力量的现代社会。佛教复兴运动和佛教社会主义过分宣扬佛教，甚至想让佛教处于独尊地位，这就无形中伤害了其他宗教信徒的感情，造成宗教、政治和民族方面的关系紧张和冲突；而在尊崇佛教过程中所耗费的大量的人力钱财，加大了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从而" 使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损害" ，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国民经济迟迟难以起飞。如此恶性循环，导致社会危机与动乱频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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