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立志修史与他跌宕的人生有着莫大的关系，然而修史并不是一个小工程，能完成这部巨著，必然倾尽了心血。司马迁修史极重视道德，在与朋友的书信《报任安书》中他就讲到，自己之所以为李陵做辩护，完全是因为看重李陵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虽然自己与李陵并不算是私交深厚的朋友，也没有一起喝过酒，但是仅凭他对李陵的观察，就认定这是一个有操守之人。正因为如此，司马迁才会不顾自己背污名，也要为李陵争辩，可见司马迁对道德操守的重视大过自己的仕途与身家。
史书和道德的关系在《太史公自序》中也有提到，他认为孔子作《春秋》就是为了推行德行，使其教化百姓，约束君主，用礼仪道德规范社会，修史与道德有着密切联系。对于一个史学家来说，能够公正客观地评判历史，也必须要有一颗仁善之心。对历史的修著难免会将作者自身情绪和价值观念掺杂进去，修著出来的史书如果充斥着错误的价值观念，必然会对读者产生影响。司马迁以正直的品格对待史实，讲究客观公正，最大程度还原史实，就避免了这种情况的产生。
司马迁也重视节气，他将自己与孔子、文王、屈原、左丘明做比较，认为在困难处境中也能诞生伟大的名作，他以此勉励自己。从古以来士大夫就重视名节，宁愿赴死也不愿受到折辱，司马迁却遭受了最能够侮辱人的一项酷刑。他在《报任安书》中提到，自己遭受这样的折磨，心中的悲痛也是无法言说的，甚至没有脸面谈及气节，还不如自杀。可是，他抛却了轻生的念头，克服了世人非议和心理障碍，认为“勇者不必死节”，这样才有了他忍辱负重修《史记》的伟大壮举。正是因为有着强大的心理素质，对气节领悟得更高，司马迁才能将满腔热血倾注到修史之中，用文章证明自己的才干，完成先父遗志。重重压力之下写就《史记》，没有坚忍的品格根本无法做到。
对政治的关心在《报任安书》中也有明显的体现，他立志为皇帝尽忠，然而却因为自己残缺的身体不能得志。他列举了自己在政事上的四大遗憾，即不能纳忠效信、不能招贤进能、不能斩将搴旗、不能尊官厚禄，为此司马迁沉痛郁积。在太史令这个职位上，他时刻践行着自己为官的理念，不与他人结党，日以继夜地奉献自己的才干，他对国家和君主的忠诚也由此可见。同时，司马迁也感叹于史官地位卑贱，朝廷酷政残暴，这种无奈的感慨让人读后心中多有不忍。政治抱负得不到实现，满腔郁结得不到纾解，这让那个藏在《史记》背后的太史公，更加具有血肉，了解了他的遭遇和处境后再来看《史记》，就是另一种角度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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