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來，每逢六月一日將至之時，我都會面向南天，心香一炷，基奠、告慰破荷堂主人那逝去的魂靈。
破荷堂，乃吾友畫家李老十齋號，位於北京東城南小街大方家衚衕。
初聞李老十其名，為上世紀80年代末期，記得禹舜兄在一次閒聊中談到：“我有個學長，叫李玉傑，他現在的名字為李老十，已落戶北京，畫得好，才氣大，人品也好。”後來，在北京也聽人多次談起過：“有個李老十，是你們哈爾濱的，藝術水準很高，人也很好。” 自此，對李老十，我情有獨鍾。
1992年歲尾，承蒙友人介紹，我得見老十於破荷堂。“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老十對我一見如故，待我如上賓。此際，老十方逾而立，但頗顯老成，談起話來，謙和有禮，絲絲入扣，令人倍感親切。此後，每至京城，必到破荷堂。
老十融古涵今，能詩善賦。同好詩文的畫界名士王鏞、田黎明、陳平、朱新建、劉二剛、邊平山、王和平、梅墨生、許俊、徐洪文，時常相聚破荷堂，說禪論易，對弈吟詩品茗，煮酒論畫壇英雄。我不才，年齡且小，又非畫界中人，本不該側身其間，但得見如此眾多令我“高山仰止，心嚮往之”人物，便時常流連忘返，忝列破荷堂。在此，聞古今名家舊事軼聞，觀當世賢達吟詩揮毫，受益匪淺。
李老十《觀雲圖》
老十性情樸厚，貌不動眾，但他在我心目中，就是一個英雄人物，是為人為藝為學的榜樣。在他那裡，良知、正氣與誠信，絕不可討價還價，世俗的、虛假的、醜惡的事物，向來與他格格不入。我欽佩老十的正直、仗義，欣賞他的熱情、豪邁，更被他的真誠、善良折服。我為自己平生能結交到老十這樣一位品德高尚的好朋友，深感幸運與驕傲。
老十長我五載（生日均為正月裡同一天），對他，我雖口稱兄長，實執弟子禮，他對我，則是信任偏愛有加，視為知己、兄弟。破荷堂上，暢所欲言，無話不談，時常樂不思蜀。記得某晚返哈，酒飯過後，離開破荷堂時火車已將發車，老十急忙穿衣，推出那部破舊的自行車，連聲“快！快！”帶上我飛穿大方家衚衕、南小街，疾馳北京站。到站後，他氣喘吁吁，但仍不忘叮囑注意包裹，直到我進站方離去。平素，他的手很緊，即便對熟人也輕易不贈畫，但對我，卻豁略大度，每每主動贈予，屢屢拒收潤資。
上世紀90年代的10年裡，破荷堂主李老十曾三度回哈省親。首次，為1994年除夕前。我為老十夫婦及愛子一行訂好機票，然後接機、安排下榻酒店、設宴接風，一切都義不容辭。其間，他尋親訪友，我帶車隨往。返京前，他以人物畫精品一幀相贈，令我喜出望外，再三致謝。第二次，為1995年深秋，老十應禹舜兄邀請，與何家英、馮遠、劉二剛、李孝萱等十餘位著名畫家聯手蒞哈參加“當代名家水墨畫展”，再住馬迭爾。筆者有幸為接待者之一，晝隨老十諸君出行，晚則邀老十、孝萱去吃宵夜。說段子，講趣聞，談書畫，不亦樂乎。臨別，他再次成人之美，主動為我畫就殘荷一卷並拒收所呈潤金。
第三次則是1996年春夏之交，這也是老十生命中最後一次迴歸故里——一週後他便離世了。我曾迎請他到寒舍，接風洗塵並觀覽敝藏。粗食濁酒，老十不以為意。無論是品評書畫之時，還是推杯換盞之際，他都言談自如，一派祥和，未顯“將走”的蛛絲馬跡。孰料，此次與老十相會，竟是永別之約，這次晚宴，則是我與他“最後一次晚餐”。
此番老十返京前日晚，我前往其暫棲處——其雙親寓所送別（翌日晨他便飛回）。新月如鉤，我們談了很多、很多，但他仍無訣別跡象，唯出門送我時手持畫作五幅聲言相贈，令我感動亦感意外，惶恐中竟無從道謝。出門後，他默默地陪我走了很遠、很遠……
老十品德好、素養高，對朋友情真意切，自不必多言。但其憤世嫉俗、外柔內剛的秉性，人們或有所不知。正是基於對世態炎涼的不解、對爾虞我詐的不屑，為充分表達自己勇於直麵人生揭示真相的強烈批判意識，他才開始嘗試創作“鬼打架”系列作品。他幻想著有一大撥剛直不阿的“大鬼”突然現身，去痛打、剷除那些形形色色為虎作倀、魚肉百姓的萬惡“小鬼”，使魑魅魍魎無處遁形，從而正本清源。於是，他的作品發生蛻變，一件件扣人心絃、驚世駭俗的系列畫作“鬼打架”誕生了。在這裡，他不僅要通過畫筆充分地表現人世間的美與善，淋漓盡致地揭示那醜與惡、痛苦與黑暗，更是要把那些人面獸心、人身鬼行現象悉數、盡情地加以批判。這些，都是他的內心所向。
李老十作 陳平題
但正是由於在構思與創作中太用心、太動情、太執著，老十的思想、精神、狀態，便隨同畫風、筆觸的深入而完全都融入到這些畫作之中。品讀他的作品，你不難發現，他存留在這些悲愴畫作裡奮爭與艱澀的筆痕墨韻，已顯現他所經歷的萬般痛楚與百般苦鬥之端倪（他患有肝病），甚至有人以此斷言他將難享天年。對此，老十在一篇文章中談到，自己已意識到如此畫下去，對身心會愈加不利，“幾欲封筆”，但已“欲罷不能”。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作品數量的遞增，這種不堪的態勢愈演愈烈，他終於決定，要離我們而去。他的遺書中有這樣的話：“我的親人啊，你們能原諒我嗎？人生太苦了，解脫了！”對此，我揣測，極度苦悶中，他便試圖去尋找一個沒有邪惡、沒有狡詐，更沒有苦難的太平世界。於是，在兒童節蒞臨的一霎那，他縱身一躍，離開這溫暖、親切的大地，奔向那靜寂、黑暗的蒼穹。
多年後，評論家薛永年曾對我嘆曰：“李老十這個人，是為藝術而生的。”既然如此，我想，老十的死，就應當是為藝術而死。老十的壽命雖定格在39這個數字上，但他必將永遠活在他所創作的殘荷、羅漢、花鳥與鬼趣圖等作品之中。生命年輪，水墨寫就！
老十以一種慘烈的方式遽然離世，使我深深地領悟到人生的悲愴與無常，那時我的心境，僅用“震驚”“悲痛”等詞句是不能形容的。痛定思痛，我開始搜尋他離去前的不詳徵兆。說來奇怪，在老十“臨走”的前一週內，我幾乎每夜都惡夢迭起，他的身影竟數度出現。驚醒後，老十所繪李賀詩意“月午樹立影，一山惟白曉”之瘮境，一時揮之不去。我本不唯心，但今日想來，仍疑惑滿腹，這或許真是老十的靈魂在向我作最後的告別吧！在此，還有一事要講，即在他最後回哈返程前兩天的夜晚，卉民先生、禹舜兄與我，同邀老十共飲。老十喝得很多，話也很多。他告知前兩天曾去醫院探望彌留中的長兄。記得講起目睹胞兄痛不欲生的情景時，他語調悽楚，神情悲觀，令我驚詫不已。這是我所見過的唯一一次”老十失態”。後來推測，或許從這時起，他就聯想到他自己的肝病，或許也就在此刻“生比死更悲”（海明威的生死觀）的意念生成了。再有，此次小酌翌晚送別時，他力將五張精品佳作交我收藏。今天想來，這不失“託孤”之意（一週後，惡耗便傳來）。此事歸為先兆，或不牽強。
李老十《一葦渡江》
老十的棄世，令人傷感，也足以令人抱怨。或許，我們都沒能真正讀懂他。從表層上看，他沒有充分考慮到他人因此而產生的苦痛，也即他斷然放棄了對其個人責任和道德層面的擔當，這是不可取的。然而，從更深層的角度來分析，他如此而為的原因，或許就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去規避將至的災難，更不是仿效托爾斯泰做“最後的逃亡”。那又是什麼呢？老十在“遠行”前十天曾寫過一篇短文《秋雨、荷塘》，蘊含玄機。他這樣寫到：“一朵美麗的花敗落了，有人會傷感，會聯想到人生的短暫，但也會有人淡淡地說，明年還會再開那！”接著，他又講自己憧憬物質生活、精神生活以外的靈魂生活：“只有腳力最強的人，才能夠不滿足衣食、學術與文藝而去探求人生的究竟、宇宙的根本。我欽佩腳力強健的人。”這似乎就是答案——即他追求所謂的靈魂生活，幻想涅槃後的重生或永生。此意念，從他選定“最後一日”為兒童節（亦所謂”初始之日”），似乎也能得以暗示。因而，我們應該試著去讀懂他，然後去包容他、諒解他，繼而更懷念他。記得康德說過這樣的話：“一個人的缺點，來自於他所處的時代，但一個人的美德與偉大，卻只屬於他自己。”
在此，我們還應獲知，對這個世界，老十其實是不捨的。這裡有他的親人，有他的朋友，更有他深愛的事業。老十單位時任領導陳履生曾對我講，民警趕到出事的那家飯店22層防火通道，勘察那狹窄的現場，除發現牆面留有老十咬破手指寫就的血書“對不起”，還看到地面顯現數十滴顏色深淺有別且交織在一起的血點，另有十數根半截的菸蒂。由此推知，高樓之上，最後時刻的老十，定當浮想聯翩許久。眼望滿天星斗，俯瞰那熟悉的座座建築、條條街道，懷想每位至愛親朋，他內心該是多麼的痛苦！既有對這個世界的眷戀與不捨，更有對另一世界的嚮往與探求。躊躇、彷徨！彷徨、躊躇！此刻，他必定淚如泉湧！嗚呼！就此打住，不敢再推想下去了！
畫集、個展，接連不斷，層出不窮。2018年歲首，在黑龍江大學博物館，身為破荷堂主生前好友——我滿懷深情地策劃並主持了“李老十藝術大展”開幕式及學術研討會。這是老十遺作首次最集中的一次亮相故里，他生前的至愛親朋——當代中國畫壇的名師大家馮遠、盧禹舜、石開、高卉民、陳平、李孝萱、梅墨生、劉墨、許俊、徐洪文，老十遺孀劉寶華、獨子李昂及老十的兩位胞姐，不畏嚴寒，不遠千里，悉數蒞臨開幕式現場。研討會上，緬懷場面，令人淚崩，陳平、李孝萱、梅墨生，一度泣不成聲。
李老十《稚子戲荷圖》
至於老十的畫作，自始我便以瑰寶視之，今又拜覽，依舊鐘愛至極。人生有限，藝術則無限。老十生前畫值不昂，但其所制殘荷、羅漢、鬼趣，早已為畫界中人所稱譽，尤其殘荷畫作，豪不誇張地講：天下英雄無敵手！而今，其畫值雖已翻百倍，但仍處漲停期。據藏界推算，老十畢生書畫作品，充其量也不過千件，而面世之作，又多精湛，升值潛力自當無限。身家性命水墨中，深願收藏者寶藏之。我相信，也是堅信，老十遺作，日後必將如同陳寅恪挽王國維語“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我之所以在此大書特書老十，並大張旗鼓地為弘揚其藝術搖旗吶喊，是因為我真切地期望所有熱愛書畫藝術的人，都知道人世間曾經出現過一位名叫李老十的傑出畫家，更期望讀過老十書畫作品的人都會去讚歎他那勇於正視現實的藝術作品，至少我希望身邊的友朋都能讀懂它們並因此而景仰、感佩老十那充滿正義的處世觀念與社會責任感，進而洞悉、理解他那表顯張力而實求平和的畫作。
請把真誠、博愛傳遞下去，即便是死去，也要這樣！這便是破荷堂主李老十最後的吶喊與祈福。
原文刊載於《藝品》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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