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錢幣窖藏現象在中國古代錢幣發展史上有其深刻的內涵,可以概括為:北多南稀、地域性強、埋藏量大、內涵豐富。
據相關資料報道,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金國故地的廣大區域內相繼出土了數量眾多、儲量可觀的錢幣窖藏,北達現俄羅斯境內的鳥蘇里斯克(雙城子,金代的速頻路治所),南到安徽的金、南宋邊界:;數量最多的可達數千斤,少的有幾斤至十幾斤。其中在我國東北地區出土數量居多,地點相對集中在松嫩平原以南以及洮兒河、嫩江、松花江流域等地區。
據史資料記載:金承遼、末舊制,將所轄區域劃分成諸路,之下即分為府、州和縣。上述錢幣埋藏區域,主要屬金國之上京路、成平路、東京路等三路,其中含有會寧府、肇州、隆州、信州、韓州、懿州及鹹平府和臨潢府(屬臨潢府路)等州府。
歷史上這一帶曾是金國的“龍興”肇始之地,也是當時交通比較便捷和經濟比較富庶的地區,分佈有眾多的遼、金城垣及村落。在上述地區出現了埋藏範圍如此廣泛、數量規模如此之多的錢幣窖藏現象,充分反映出了金朝複雜特殊的貨幣政策是其主要成因,其次還有戰爭因素的影響。
下面不妨做一具體分析:首先從埋藏的時間看,屬數量較大、且人土錢幣年代截止到章宗“泰和錢”(或南宋寧宗“開禧錢”)的大致可以斷定為是章宗兩次“限錢令”時期所埋藏;而衛紹王的“崇慶錢”、“至寧錢”,宣宗的“貞祐錢”及之後的錢幣般多是因戰亂所埋藏。
其次從埋藏的地區看,黑龍江阿城、五常、雞西,吉林舒蘭、榆樹、扶余、農安、公主嶺、遼源等地的錢幣窖藏一般多為“限錢令”時期所藏,體現在範圍較為廣泛,且數量較大;吉林白城、雙遼,內蒙古通遼、興安盟,遼寧朝陽、阜新、彰武等地除了“限錢令”因素外又則增添了因戰爭而人藏的錢窖,後一地區所出的錢幣數量上要少於前者,多為分散掩埋。
再從埋藏的方式上看,“限錢令”期間所埋藏的錢幣多是預先有所準備,使用木箱或容器盛裝(如金屬容器和陶質器皿、水缸等),錢幣以繩索穿連、放置有序,有的甚至用磚石搭建窖室;而戰亂時期人藏的錢幣多是直接挖坑掩埋,或是用鐵鍋加以扣蓋,掩藏的深度稍淺。
從出土銅錢的坑口及鏽色看,串聯在一起的錢幣多鏽蝕結成“柱狀”或“坨狀”以容器(特別是銅、鐵器皿)盛裝的多生結綠鏽,而直接掩埋或與土壤接觸的鏽色則多呈黑黃,地處內蒙東部、遼寧西北部和吉林西部等氣候幹、沙化嚴重的地區,出土的部分錢幣還帶有沁色。
以上述情況屬於通常現象,具體情況還要依據埋藏的土質、地點、氣候和人藏方式等諸多因素進行綜合分析,並加以判斷,不能一概而論。
衛紹王大安三年(1211年)九月,金蒙戰端開啟,金國北部地區疆域也隨之發生變化:崇慶二年(1213年),遼東守將比邊千戶耶律留哥歸順蒙古,自稱遼王改元天統,都廣寧(今遼寧北鎮);貞祐三年(1215年),遼東宣撫使蒲鮮萬奴據地自擅,在東京(今遼寧遼陽)自立,國號大真(後改為東夏),改元天泰;此時的疆域已不完全為昔日的金國所獨有。
這兩股割據勢力曾相繼佔據了金之遼東、遼西北一部分,吉林中部偏西以及黑龍江南部等部分地區,與當時的金國成對峙傑勢,其邊界線也常有變化。是故,由於戰爭原因而入藏的金代錢窖時間應該在衛紹王崇慶二年之後直至金亡,而且是一個不斷持續的過程。
從筆者所見聞的金代晚期年號錢情況來分析,黑龍江五常拉林地區曾出過崇慶通寶折二錢,吉林扶余曾出過元光通寶和天興元寶平錢,吉林公主嶺曾出過元光重寶折三錢,遼寧朝陽曾出過興定元寶折三錢,遼寧阜新、新民曾出過元光重寶折三錢和天興寶會平錢;上述這些年號錢的出土地點大致與金晚期東北地區的實際疆域狀況相吻合。
金代窖藏的錢幣內涵非常豐富,從年代跨度看:秦、兩漢、新莽、魏晉南北朝、隋、唐及五代十國、遼、西夏和北南宋(端平年號之前)等不同時期的歷代鑄錢幾乎全部涵蓋。
在品類繁多、數量巨大的窖藏中有機會見到中國古錢的珍稀品種,曾見聞有:
大夏真興、涼造新泉、天成元寶、永平元寶、大蜀通寶、廣政通寶、大齊通寶、乾享通寶、乾亨元寶、永通泉貨(隸、篆書)、永隆通寶(背“閩”及月紋)、應天元寶(背“萬”)、乾聖元寶(背“百”)、應聖元寶(背“拾”),遼代的天祿通寶、保寧通寶、統和元寶,北遼與西遼錢幣,西夏文的大安寶錢;北宋各朝錢幣,特別是被金擄獲歸北的宋徽、欽二帝錢幣珍品,如宣和通(元)寶的金、銀質錢幣和多種不同幣值及書體、版別的靖康通(元)寶錢;其中也包括金朝自鑄的各種珍稀年號錢幣(將在後節詳述,筆者注),以及南宋前期的部分珍稀錢幣。
從錢幣的窖藏情況分析,金代經濟的貨幣化程度要高於之前的遼代,不僅在數量上遠多於前者,而且幣值也不象遼錢那樣單一(遼代主要行用平錢,其它幣值的錢幣極少,大錢多不參與流通。
據《金史・食貨志》記載,金之初曾使用劉豫的三等“阜昌錢”,其後世宗大定初期也“以宋大觀錢作當伍用之”。
因此,可以在金代窖藏中找到多種不同年代和不同幣值的銅錢,這也是遼與金窖藏錢幣的一個明顯區別。不過,在流通的銅錢中,金國也是以平錢為主,折錢次之、折三以上的錢幣亦不多見,因此曾有人認為折三以上屬試鑄(泰和重寶折十篆書錢例外)。
出土窖藏的錢幣中,由金朝自鑄的錢幣在總量中所佔的比例很低,這一點與遼錢非常相似,依據相關資料估算,金自鑄銅錢在其中的比例僅為1~1.5%左右。
這也表明了:有金一朝的鑄錢不論是時間、鑄量和規模都很有限,據《金史·食貨志》載,大定末年“阜通、利通兩監,歲鑄錢十四萬餘貫”這幾平就是金人全年的鑄錢量了,與末人相比較遠不及其一個普通錢監的年鑄量。
另外,從現今存世的金代錢幣種類上看,年號錢幣中最多的有海陵王時期的正隆元寶和世宗的大定通寶,而這也恰好客觀反映了這一階段的金朝統治者比較重視銅質錢幣的鑄造,其貨幣功能也發揮得比較好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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