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产党宣言》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理论基础，涵盖了理论的渊源、历史的追因和未来的指向：“两个必然”赋予共产党人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上的重大历史使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明确了共产党人的最高价值诉求；《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原则和价值目标提供达致人类解放的基本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坐标系和动力源。厘清《共产党宣言》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间的逻辑关系，有助于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振叶寻根，观澜索源。1848年《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正式出版，成为国际共产主义史上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这一“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以其辩证而严谨的形式全面阐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完整呈现了共产党人的全新世界观。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百年中国依靠什么再创造新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能够蒸蒸日上？诚如毛泽东所言，“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中国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其初心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社会实践中来，但就理论渊源而言，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自《宣言》的理论内核。万事万物基于其本质的内在规定性以及自身划设的某种价值立场，都会有一种内在的发展逻辑，这种发展逻辑呈现出事物由“是”（事物的本质及其蕴含的规律）的实然到“能”（事物发展的实践运行）的应然的内在逻辑，《宣言》在价值和理论的基础上推动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由“是”到“能”的提升。概言之，《宣言》是历代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集中表述，奠定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理论基础，成为推动其团结奋进的思想源泉和力量源泉。
一、“两个必然”赋予共产党人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上的重大历史使命
马恩在《宣言》中向全世界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两个不可避免”是“两个必然”的正式出场形式。在这之前，“两个必然”的思想已经初步形成，借由《宣言》发表找到了问世的最经典的形式。其后，马恩在《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提到“《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基于语言学分析，“必然”和“不可避免”二者一个正面讲一个反面述，两者所指代的内涵并无二致，都论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只不过“必然”更具哲学性。《宣言》传入我国后，理论界和翻译界以“两个必然”进行学术概括，这一概括正式在文本使用上定格，并成为一个规范化的范畴和概念。
“两个必然”的思想不止局限于《宣言》中，而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具有非常缜密的论证逻辑。辩证唯物主义最大的特点在于“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发展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永恒主题，也是人们能够力透纸背地理解社会基本矛盾变化和社会形态更替的本质向导。以生产力为动因，以两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为逻辑根据的历史过程决定了“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经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资产阶级社会胎胞里的助推器，继续推促其生产力，但又不可避免地创造着解决“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对抗形式”的物质条件，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同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愈发凸显：一方面，资产阶级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另一方面，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得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无法有效根除自身危机，“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在《资本论》正式出版之前，由于唯物史观的初步确立，生产逻辑成为推导“两个必然”的论证主线。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用相对微观的分析路径具体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以资本逻辑进一步论证“两个必然”，充分呈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逻辑。
“两个必然”不仅包括对客观规律必然性的论证，也涵盖了对实现客观规律的具体途径的探索。客观规律的实现离不开人的主观努力，社会基本矛盾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及其相关理论为“两个必然”提供了无产阶级这一历史行为主体，赋予了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的历史使命。作为“真正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科学理性认识自身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一开始是作为自在阶级存在，他们的斗争只能依附于资产阶级，“同自己敌人的敌人做斗争”，无法有意识地进行感性的实践活动。随着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生产力的不断活跃，无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工人运动渐发蓬勃向上，无产阶级萌发并形成了摆脱现存压迫，建立更公正的制度的主体意识，逐渐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无产阶级成为自为阶级是实现历史使命的前提。由于生产斗争中的无序化、无组织化，建立政治组织的要求也被逐渐提上日程。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实现历史使命的关键。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代表着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特殊的利益诉求，是无产阶级“最先进和最坚决”的部分。政党理念和政党纲领的深化提升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使无产阶级由自为转向自觉，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历史使命。
作为唯物史观重要的逻辑表现，“两个必然”需贯彻在实践中才能迸发力量。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2019年，是有民族精神的中国人探寻中国道路历程一百周年。中国道路从沉重又深厚的历史中走来，又在光明且坚实的实践中向前。漫漫百年路，“两个必然”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历史使命的逻辑起点，自然也是共产党人在百年寻梦路上不忘初心的源头活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这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亦如此。中华民族本身就有求生存、谋发展的需要，近代中国在生存之路上步履维艰，面临着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双重矛盾，而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族自决是人民大众获得解放的必要前提，如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所提出的，“我们承认在中国面前摆着解放和亡国两个可能的前途，两者在猛烈地斗争中。我们的任务在于实现解放而避免亡国”。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以先进的指导思想和鲜明的阶级特质自觉担起为民族谋生存、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和平的大任，以使命型政党的形态出场，融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谱系。在历史的长镜头中，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历史”始终需要对焦的焦点。当然，由于全球仍处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区间，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不会立即消失，“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在通往共产主义的历史实际进程中“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两个决不会”成为“两个必然”在实践中的条件。在历史的近镜头下，“两个必然”有不同的时代表达，贯穿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践行“初心”的奋斗史中，抗日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的开启等都是在“两个必然”规定下不同节点的表现形式。作为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论者，中国共产党基于具体的历史方位，总结经验教训，正确把握历史规律，实事求是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在不放弃远大使命的前提下，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实现的目标与使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坚守“两个务必”，确立社会主义新制度，解放生产力，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开启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冲破思想禁锢，解放思想，重新理性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将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为经济建设，科学揭示社会主义本质规定，发展生产力；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社会基本需求完成了从“生存性需求”向“发展性需求”的转换，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保护生产力，聚焦新战略，践行新理念，共倡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整个世界“往哪儿走，怎么走”给出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彰显共产党人的最高价值诉求
在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与使命“是”的逻辑下，“两个必然”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宗旨，赋予了无产阶级崇高的历史使命，体现了真理性与价值性的整体性。真理性认识的发现一定要有相应的价值指向作指引，而只有以真理性认识为奠基，价值性诉求才有可能得到确证和实现。但两者间并不是僵化、教条的截然分开之态，也非事先预设好任意一端，而是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中，在实践中相互促进、互为引导、不断创新的。“两个必然”所内蕴的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资本主义特殊发展规律等真理性认识，是实现“两个必然”的价值目标——“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基础，体现在理论逻辑层面就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明确了共产党人的最高价值诉求，具有超越历史阶段性的普遍性和终极性的理论品格，以理论释义的内容维度与理论认知的方法论维度，为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的“能”的逻辑提供了优先性规定，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细化为党的行动方略。
（一）人的自由发展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统一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高价值取向。不同于以往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作纯粹的道德遐想，也不同于粗陋的共产主义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狭隘论证，这一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建立在“铁的必然性”规律的基础之上的，与马恩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密切结合，深刻表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寓意高远的论断，涵纳了人类社会与历史发展中一对基本的矛盾关系——“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由此延伸出其他几对矛盾关系，如“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关系等。
马克思主义基于历史与现实的考量列举了人类历史上的形态和更迭顺序，提出“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人的依赖性关系是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一社会形态视阈内，人的发展是片面的，生产能力受到极大限制。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第二大社会形态下，整个社会以交换价值为基础，个人在抽象独立下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和全面的社会物质关系。第二大阶段为第三大阶段的到来提供了充分的社会物质条件，个人的全面发展具备现实可能性。三大社会发展阶段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事实与价值关系的表述，对应三大联合体：原始无阶级人联合体、以阶级对立为特征的异化人联合体、未来社会自由人联合体。以阶级对立为特征的异化人联合体即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所提及的“虚假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由于利益的分野与对立，以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间的对抗、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不可调和为基础，某种独立的东西使人与人之间彼此异化。“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关系也被颠置。“虚假的共同体”晃着“一切人”的旗号，鼓吹“一切人的发展是个人发展的前提”，集体成为部分人满足利益的一块遮羞布，个人自由发展的权利被抽象、虚幻的普遍利益所架空。与之相对，马克思主义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中，扬弃资本逻辑，以具体现实的个人和共产主义实践为根本立足点，将个性充分发展的自由联合体称为“真正的共同体”。在真正的共同体下，个人不再是阶级的成员，个人与共同体之间也不再是异化与对立的关系，共同体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条件，每个人成为发展的主体和目的，“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联合获得自由”。就“真正的共同体”下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言，由于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成为个人实现美好生活的手段，活劳动的价值、尊严得到重视，每个人都具有个性和独立性，人与人之间彼此既互为主体，又互为客体，在认识主体、实践主体和审美主体中达致统一。每个人不仅是发展的主体，拥有自主的能动性和自由的超越性，同时也自觉将他人视为发展的主体，不仅不牺牲他人的发展，更是为他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如恩格斯所言，即是“为所有的人创造生活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人的本性”。
物质生产生活的实践标准是界划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的本质属性，物质生产生活的极大提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普遍交往的建立，是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密钥，以人的能动性发挥为目的的自由王国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据此，马克思从历史性维度出发，对待一切存在物，既从存在物的肯定中发现自身的否定因素，又从存在物的否定中发现历史进步和历史合理性的因素，强调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在生产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但要清晰地看到，这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恩格斯明确说“在私有财产形成的任何地方，这都是由于改变了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为了提高生产和促进交流——因而是由于经济的原因产生的”。生产力的发展催生“新的劳动方式，新的劳动结合”，进而改变生产形式和生产组织，形成新的所有制关系。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下，私人所有和私人占有狭隘同一，工人劳动的所有权和占有权分离，资本的无限扩张需要最大限度地占有与支配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矛盾的是，市场容量和发展空间是有限的，这一悖谬极易缩小消费空间而形成过剩性经济危机，产生不正义的现象，资本主义私有制无疑成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价值追求进程中的最大阻力。《共产党宣言》以分明的逻辑脉络将共产主义社会的核心指向聚集于所有制问题的解决，“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改变资本的社会性质，以此才能改变无产者的占有方式，使无产者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实现所有权和占有权的同一，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制度性条件。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要从经济上来实现，不能只局限于政治层面和道德伦理层面，并且实现共同所有到共同占有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实践的渐进过程，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回思百年中国道路，在“资本—政权—劳动”三者的相互博弈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劳动控制政权”的国家道路的现实形态，但“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归根结底是要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新生产关系的确立提供社会基础。随着中华民族站起来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共产党人开始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发出要尽快地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号召。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利用三年的时间，基本恢复国民经济，并于1953年基于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迫切需要，确立在过渡时期开展“三大改造”的路线，开创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新路，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使社会生产力从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中解放出来，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政治条件，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包括物质生活水平、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得到逐步提高。但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调整好，就出现了邓小平所讲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他指出：“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的某种忽略。”事实也证明，“三大改造”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存在偏差，而党对“三大改造”的深刻反思也从侧面印证党的“初心和使命”是我们纠正历史偏误的实践能动性的客观反映。
秉承于此，改革开放以来，共产党人总结和反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偏失，理性的共产党人廓清长期以来附加于社会主义之上的僵化认识，通过回归扬弃，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要矛盾，确证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去理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坚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是阶段性和长远性目标的统一。1979年，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指出，“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随后他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先富后富论”“猫论”“补课论”“公有制主体论”“多种所有制经济论”等，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是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迈向“富起来”的初心恪守，这一科学概括“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人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以物的发展推进的现代化作为人的现代化的重要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个人社会关系的普遍发展提供了基础，个人尽其所能，实现自己的物质利益追求最大化，市场经济的平等原则、竞争原则、交换原则、创新原则等提升人的自主性和自醒性，但不可忽视的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元素之一是通过物与物的交换关系来表征人与人的关系，二重性的特征使它所秉持的个人主义原则、物质利益至上原则、等价交换原则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并且渗透到社会生活乃至政治领域之中，施加其“物化”的本性，有可能导致个人的片面发展。基于这一现实诉求，党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循引下实现理论突破，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升国民文明素质，建构现代化人格，时刻回溯历史，不忘初心，“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带领广大人民实现迈向“强起来”的历史飞跃。在“继续改革的逻辑”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自身等逐渐向生态和谐靠拢，生产、生活、生态之间的矛盾力求趋向动态平衡，人民群众在共享发展成果中的剥夺感减少。共享理念作为发展的终极目的，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人民主体性的价值理念解决高质量发展中的公平正义问题，增强人民群众共享成果的“获得感”与理性预期。共享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实现使用权的共享，提高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利于形成可持续的生态经济模式，避免不必要的消费，最大程度实现“各取所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人类的身心免受物质奴役，这些社会发展的存在方式满足了人们发展的多方面需求，贯彻了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内在统一，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被限制在较小阈值内，彼此间尽可能地互为对方创造条件，推进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以整体性方法论科学认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如果说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辩证统一下，论述生产力与人的自由发展间的关系是侧重从纵向上描绘人的自由发展由低级向高级的运动过程，那么势必要从横向上，即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中认识人的各方面发展的运动和成势过程，即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一系列的社会存在的总体发展。运用整体性方法论认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可以明晰这一价值诉求揭示的是人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以及这些关系之间的内在整体联系。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是“社会的各个环节”和“同时存在又互相依存”的“一切关系”构成的一个整体性范畴。异于斯宾塞、孔德等对社会有机体的静态性、预设性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结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有机体”是在劳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囊括全部社会生活领域不断变动着的图式，这个图式有两个基础性的有机构成部分，一是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所需的自然界，另一个是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所结成的社会关系，这两大关系形成自然—人—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在内的协调发展与全面进步，构筑了一个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为基石的全面实践关系。人作为一种对象性存在物，对异己的力量始终存在着需求，“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需要的不断满足推动着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也是社会有机体得以实现新陈代谢的动力。权益则是反映人的需要与满足关系的范畴，权益的实现贯穿着人的主体性认识状况。从需要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价值意义的逻辑理路来看，立足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实质是人在各种利益复杂关系中对自身权益争取的历史过程，包括政治权益、经济权益、文化权益、社会权益和生态权益在内的一整套权益系统。只有马克思主义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无产阶级各项权益被剥夺导致各项异化的现实，从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相统一的角度出发，在人的二重性属性下考察权益系统的完整图景，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砸碎旧世界、尊重自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追求人的精神美等理念。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整体性视野下，以坚持对人民群众整体性权益的维护来凸显人的发展的多元化，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种将人的整体性权益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联系起来考察的方法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从而不断地实现人的“两大提升”与“两大和解”。
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历史的，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下，权益系统内各个权益的实现程度不一，比重会有所偏侧，人的整体性权益也就呈现出不同的图景模式。“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生产关系作为一切关系的基本原始关系，决定着以物质利益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权益，成为各项权益的基础，也是优先考虑要实现的权益。近代中国的现实境遇决定阶级立场与民族立场成为党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把握中要遵循的一对重要矛盾关系。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论的根本立场和逻辑起点，民族矛盾是在以日本侵华等极端形式表现出来后基于无产阶级立场做出的一种策略性把握，而阶级观点的重要延伸是群众观点。人民群众作为物质资料生产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力。马克思主义者高度重视群众的物质利益，这实质上也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辩证性把握。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多次强调要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尤为明显的是通过解决土地问题来解决群众的住房、吃饭等问题。事实上，当时共产党人的主要目标是要保障人民群众的物质权益，虽然也提到了政治权益（如《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规定的一些权利制度）和文化权益（革命时期的理想信念感召）等，但是在解放生产力的逻辑线索与当时革命战争背景的双重合力下，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保障人民群众的物质权益成为共产党人的主要工作方向。实现“站起来”的目标后，共产党人更是把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放在重要位置，坚持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向“富起来”的目标迈进。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对“文革”的反思、对国外错误思潮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性认识，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整体性权益认知日臻理性，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确保经济权益与文化权益同向建设、共同发展，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促进社会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建设，保障人民政治权利。新时代在由“富起来”向“强起来”跃进的进程中，共产党人更是不断拓展现代化的维度，形成多维的理论范式构架，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坚持对人民群众整体性权益的维护，诚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实现和发展公民生态权益；用高质量发展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提高发展效度和公平正义；树立文化自信，聚力民族精神……针对科技突飞猛进所致的网络与人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的态势，共产党人始终持守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理性对待科学技术对人造成新型奴役的异化问题，正确处理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关系，推行的“互联网+”行动真正融入社会发展各个方面，重视人文情怀，不断地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初心诉求的实现。
三、《宣言》提供达致人类解放的基本原则
《宣言》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充分彰显了马恩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眼光和思维。理论的思维方式不能直接生成理论结果，而是生成方法论和方法原则。《宣言》所阐发的理论原理、提出的任务使命、确立的价值理念提供了达致人类解放的基本原则。
（一）明确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最大初心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宣言》中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两个少数”和“两个绝大多数”的鲜明对比，明确了共产党的人民性特质和共产党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幸福而奋斗的最大初心。《宣言》作为“初心”的正式出场，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深刻说明“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民群众是历史和时代的主人，共产党人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向度，代表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崇高信仰，防止自我异化，才能同群众一起走向人类解放的必然王国。虽然客观矛盾在不断变化，但“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谋幸福的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使命和追求等“初心”却如磬石般坚固而永不改变。我们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过程。民主革命时期的“宗旨论”和新时代系统化的“初心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充分涵纳了《宣言》的理论本性和科学精神。
（二）激发共产党人创造“为民族谋复兴”的坚定初心
《宣言》深刻阐述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多项斗争策略，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民族国家”境域下尽可能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场域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以此为实现人类解放奠定坚实的基础。基于当时的客观事实，马克思提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最先是在一国范围内开展的，这一斗争“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面对即将到来的1848年欧洲革命浪潮，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策略性的指导、系列的章程等力求实现单个民族的独立强盛，为该国境内的无产阶级获得解放提供必要条件，并进一步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与协调。其后，《宣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和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了“民族复兴”的提法，以共产党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特点等，科学论证了共产党在实现民族复兴中的先锋队作用。《宣言》照亮了阶级压迫国家救亡图存、寻求民族复兴的征程。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自觉站在中华民族的价值立场上，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并贯穿在救国、兴国、强国的不懈追求中。十八大后，习近平提出的“两个一百年”更是为民族复兴凝聚共识，奋力向世纪中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
（三）指引共产党人坚定“为人类谋大同”的世界视野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事业，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以胸怀世界、心忧天下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去从事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斗争。恩格斯在为《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被剥削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宣言》的诸多命题本身要求从全人类的角度去考察，反映了对人类命运问题的根本省思。比如，就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中个人与整体的辩证逻辑而言，一国范围内尽管有可能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并不代表世界范围内都实现了普遍发展；若没有整体意义上的发展进步，一国范围之内的每一个体的发展可能是牺牲在另一部分人的发展之上的一种生存状态，这就无法从根源上消除发展对立和异化之态而呈现一种不全面的发展。因此，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宣言》从世界域的角度，以内置的“广角镜头”蕴含着人类价值和世界视野，指引共产党人坚定“为人类谋大同”的崇高初心。中国共产党人在完成“站起来”的目标愿景后，就提出了“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又创造了多项世界奇迹，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更是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又一出场形态，开辟了广阔的共促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化治理路径。
本文刊发于《理论与改革》2020年第2期，为方便阅读，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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