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拍摄《俺爹俺娘》出名的摄影师焦波，带着5个平均年龄不足21岁的年轻人蜗居山东淄博沂源县的一个村落，以300块钱的月租费租下一个小院，住了373天，拍下村民们一年的生活的零零碎碎。
他们分别从村支书、闹官司的村民、农村大学生、外出打工者等几个家庭的视角，记录下着近6亿农村人口的生活。
你也许会认为，这种片子不看也知道讲什么——无非卖弄贫穷、苦难、农民工、留守老幼之类。看来闹心，何苦要看？
这正是我们盲视的所在：我们对农村生活的理解，总是标签化的。
在官方看来，农民需要解决的，只要有饭吃、有学上、能拿到救济；而在我们“城市人”看来，农民是朴实，乃至愚笨的。我们一边指望他们多种“无农药化肥”的瓜果蔬菜，一边看着他们拍的“土味视频”，享受着自我优越感。
他们的苦，于己无关。
然而我们毕竟忘记了一点——人类的心理结构是一致的。村民们面临的问题，又何尝不是我们自身在另一环境下的写照。
总的看来，这部纪录片通过三个主要人物——农民杜深忠、村支书张自恩、大学生杜滨才，串起了反映当下农村主要问题的三条线索。
“文化人”杜深忠：我对土地没有感情
满脸沟壑的杜深忠正蹲在地上用蘸水的毛笔练书法。妻子埋怨丈夫“头顶火炭不觉热”，家里这么穷，他却总想着看书写字弹曲儿。
“没钱买宣纸，他就天天蘸水在地上写。”
杜深忠把脖子一扭：“焦老师你看，太阳亮光从门口照进来一块地方，在我眼里就是一张很好的宣纸。”
他是村里有名的“文化人”，年轻时当过四年炮兵，退伍后在“中庄乡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又干了六七年。不甘于种地的他平日最爱读书看报，还参加过鲁迅文学院的函授课和培训班，向许多报刊投稿，可惜均石沉大海。
一次焦波跟拍杜深忠参加族人葬礼，杜深忠指着一座坟对焦波说，那就是俺爹俺娘的坟。“老人在这里，我太不恭敬了。”焦波跪下，对坟磕了三个头。杜深忠惊讶又感动。
“都说农民对土地有感情，我对土地一点感情也没有！就是没办法，无奈。如果有，何必叫孩子千方百计出去上学？”
焦波一愣，百感交集。“兄弟，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啊！如果当年我没走出大山，我就是今天的你。”
片中，杜深忠多次表达过对土地的失望。他辛苦一年收获七千三百来斤苹果，却只挣了七八千元。他对同村人慨叹：“这些年我在果树上付出的努力已经很多很多，但花十分代价得不到三分收入。”
村民很有同感：“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裤子改棉袄。”
“土地能给予农民什么？一年几千块钱收入，说实在的，对得起他们么？”焦波理解，杜深忠对土地的复杂情感，是“爱之深，恨之切”。杜深忠很在意这片青山热土。看到村民把古树卖到城里搞绿化，杜愤愤地说：“这叫剜大腿上的肉贴到脸上！只看见钱了。”
杜深忠瞧不上“只看见钱”的人。“我觉得人的素质上不去，物质反而成了负担，物质和精神要对应起来。”
杜深忠一直梦想拥有一把琵琶，“听到琵琶动静心里就舒服”，并最终咬牙到城里花690元买了一把，对妻子撒谎说是490元。后来发现真相的妻子火了：“你为这个家庭想吗？谁没有鞋？谁没有棉袄？……你想吗？”
“人需要吃饭，可精神也需要填补！”杜深忠争辩道。
我们从老杜身上看到了农民的挣扎和痛苦，对土地的爱恨交加，可以说中国千千万万的村庄，每一个村庄都有至少一个这样的老杜。当他们的梦想破灭，城市里又有一个个老杜的儿子在打拼。
“赚了一肚子酒的支部书记”张自恩
48岁的村支书张自恩长相很典型：一个红脸膛的沂蒙汉子，手指粗糙，肚子明显隆起。
农村的矛盾错综复杂，他做村民工作的场合，经常是在酒桌上。从经济纠纷到两口子打架，把人拉到一起，几盅散白酒下去就容易摆平了。
连劝带开导，有时还得加上几句吓唬。他的尴尬和强势，都被摄制组摄入了镜头。
张自恩在部队当过四年后勤兵，退伍回乡后，从2002年起担任村支书至今。他工作热忱，一张圆脸上常挂着憨笑，在村中费力斡旋。焦波觉得，张自恩表现了中国基层治理的生态，“他或许不是优秀村官代表，但肯定是个有代表性的村官”。
刚开始，被跟拍的张自恩觉得“很不自在”，但时间一长也习惯了，“对着镜头，好孬照说。”
镜头追随张自恩的身影，记录下了整个村庄的轨迹：村口因修建小广场砍树，村民和张自恩起了争执；为了让村里脱贫，张自恩不断去旅游开发公司寻找机缘；村民张光爱与张光学的纠纷愈演愈烈，张自恩在中间反复“灭火”；更有村民怀疑张自恩贪污，不断上访要求查账……
片中，张自恩语带辛酸地总结自己一年的工作：“干一年支部书记，也就是赚了一肚子酒。”
一晚，张自恩在山上呆坐了几个小时后，跑去敲焦波的门。见到焦波，这个粗鲁大汉眼泪刷得掉下来。“焦老师，我里里外外不是人……”当时，政府已对村中账目审查多次，并未发现问题，但村民却认为“上面有人包庇张自恩”。
焦波相信张自恩的为人：“他为村里争取项目，经常提着自家的鸡蛋去送礼。”
“你当过兵、见过世面，还能被这点事情打垮？再说，你也要理解群众。”焦波给张自恩宽心。张自恩慢慢平静下来，第二天，又照常为村里的事忙活。
面对矛盾，张自恩有时会骂脏话，但在焦波看来，这才是广大村干部的真实状态：“你总不能要求他坐下来讲马列主义吧！”他认为，中国有无数张自恩这样的基层干部，并不高大全，但充满想把工作干好的“正能量”。“张自恩的烦恼，道出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难点。”
该片在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展映时，一段情节让部分西方观众感到不解：过年时，张自恩提着礼品，去给那位怀疑他贪污的年长村民拜年。
“冲突还没解决，怎么就准备皆大欢喜过年了？”一位法国人问焦波。焦波告诉他：
“这就是中国人，再大的事，年总是要过的。”
在家中，张自恩坐在泛黄的毛泽东、邓小平像下，对记者解释当时的动机：“毕竟我是个爷们，再说作为村支书，过年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我都要去探望，不能把他落下啊。”
村官儿不好当，大部分人都看过电视剧电影里的村官形象，都流于表面，充满想象。这一次，我们真实地看到一个鲜活的村里的一把手。他是中国最底层的干部代表，村子里的大小事都得他处理，表面上看他粗粗拉拉、大大咧咧，其实很无奈、很落魄，经常焦头烂额。
”以知识换命运”“以人肉换猪肉”：乡村年轻一代的两种人生
杜深忠也盼望在聊城大学读电子商务的儿子杜海龙毕业后能在城里谋份体面差事，“以知识换命运”。
“这个土地不养人，咱这里的这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所以说我多么盼望着你成才!”
影片外，杜海龙和五个同学合伙创业，开了一个电商平台，生意不错。
“虽然现在刚起步，但我相信未来可以做大做强。”谈起梦想，杜海龙像父亲一样执著，尽管父亲对他“毕业卖果子”的选择并不理解。
不同于杜滨才、杜海龙，现实中多数乡村青年还是走上了外出打工的道路。
杜深忠把外出打工比喻为“拿着人肉换猪肉吃”。
片中，年轻村民张自军在贵州某工地打工时从高架摔落，不治身亡，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下葬时，幼子指着墓坑好奇发问：“那是俺爸爸的家吗？门口怎么这么小。”
葬礼结束，杜深忠哀叹：“山里的孩子出去打工，真是个要命的事。农民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是被逼出去的。”
杜滨才四岁时，父亲杜洪法患精神病，母亲另嫁他乡，他由父亲抚养长大。杜滨才自小刻苦，考入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后，还曾荣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是父亲唯一的骄傲。
而对于家，杜滨才的感情是复杂的。片中他对父亲说：“我不愿意回这个破家，这个破家对我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
也同样是他，在杓峪村第四届春节联欢会上，含泪唱了一首《父亲》：“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只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
“在城市学习生活，杜滨才的思维方式已经和农村的父辈截然不同”。毕业后的杜滨才如愿在旅游公司担任导游，常在微博上分享自己天南地北的见识。
有许多像杜滨才这样的青年，他们虽然出生在农村，但均奔向了城市。城市有前途，城市使人富足的方法有千千万万种，它不像农村，只有土地。
单薄的无奈
杜深忠把农民与土地看的非常清楚，土地是养不了人的。他非常无奈，对土地没有感情，只沉浸在琵琶弹奏中。磊磊也是无奈的，剩下父子相依为命。影片中他不停说一回家就是烦，他跟杜深忠一样，他也是无奈的。
如果说农村一直以这样的状态存在，那么物质上的贫穷与精神上的匮乏都会将农民推向城市。城市周边乡村的文化与生活习惯也在不断被城市所同化。城市的主动靠近与农民的积极回应或将导致农村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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