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多國升級防疫措施 這是3月17日在馬耳他首都瓦萊塔拍攝的民眾在陽臺上懸掛的自制海報。新華社發（喬納森·博爾格攝）
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機、2015 年的難民危機以及2016 年英國全民“公投”決定脫歐後，疫情防控進一步暴露出歐盟自身的問題。在這個背景下，歐洲內部所醞釀的戰略話語，值得我們予以注意和因應。這裡所謂的戰略敘述(strategic narrative)，是指政治行動者對自身、利益攸關方以及互動秩序的概念化。 在國際關係中，戰略敘述的對話、競爭和聯通反映了行動者的身份建構，也塑造了政策協同的可能性。
一、疫情影響下，歐洲出現哪些變化？
新冠肺炎疫情不僅威脅公共健康，也給歐洲各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全球供應鏈以及經貿互聯互通都帶來了現實的挑戰。毫無疑問疫情將導致各國的增長同步放緩甚至陷入衰退。一般來說，同步衰退比單個經濟體的衰退可能來得更加深重，持續時間也更長，對歐盟這類開放型經濟體的打擊尤為嚴重。 針對疫情的發展及其日益顯現的後果，歐盟及其成員國都推出了各種相應的危機管理措施，隨之帶來一些認知結構和戰略敘述的變遷，將深刻影響中歐關係的未來建構。在上述背景下，圍繞三個問題，歐洲國家出現或強化了其戰略敘述和辯論。
1、質疑全球化的聲音頻現
疫情在中國暴發後，為應對疫情，中國暫時採取停工停產措施，給全球經濟蒙上陰影。中國的GDP目前佔全球總額的16%，高於2003年SARS疫情期間的4%。而且中國是世界第二大進口國，也是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的關鍵環節。因此，中國的抗疫措施，勢必深遠地影響世界經濟的走勢。
歐洲暴發新冠肺炎疫情，令歐洲和全球經濟雪上加霜。以丹麥為例，從3月9到24日，登記失業人數增加了4萬3千人，比去年同比增加了3倍，總失業人口達到了160,697人。丹麥企業聯合會的最近的一個報告顯示，丹麥2020年的經濟損失估計將達到（1,550億丹麥克朗的GDP）。 這比2008金融危機還更嚴重，在那場危機給丹麥的GDP造成了5.4%的縮水，而這次的損失將是6.7%。
這種不斷顯現的脆弱性，牽引出西方對全球化新一輪的反思，這種話語在一定程度上也迎合了歐洲內部日益增長的民粹主義。瑞士《新蘇黎世報》以“新冠肺炎病毒給全球化注入一劑退燒針”為題，刊發評論指出，此次疫情凸顯了全球經濟對中國的依賴性，全球化註定會因此降溫。但是該評論也指出，與中國”脫鉤”並非可取的正確之道。 《經濟學人》指出，在西方，新冠肺炎疫情是對自金融危機以來掌權的一代政治家的挑戰。他們中的許多人譴責全球化和專家，喜歡分裂和衝突。在某種程度上，流行病符合他們的議程。這些國家可能會效仿美國，控制輸入、關閉邊境。當短缺阻礙世界經濟發展時，工業可能會退出全球化進程——儘管他們會通過多樣化供應鏈來獲得更多的保護。
2、主權意識和地緣政治思維進一步被激活
在疫情暴發之前，歐盟就已經強烈關注世界秩序中的規範性危機。慕尼黑安全會議曾圍繞“西方的缺席”（westlessness）這一概念進行討論，顯示出了一種規範缺失的危機感，這也從另外一個方面表達了歐盟正在浮現的某種新現實主義的姿態：在堅持多邊主義的同時，強調“主權歐洲”對地緣政治博弈。由於難民危機、英國“脫歐”、民粹政治等因素所導致的歐盟內部整合危機，以及美國的交易主義政治和去多邊主義的立場，共同塑造了歐洲的新戰略敘述。
歐盟的新戰略敘述是重新擁抱主權觀念。在2019年3月發佈的《歐盟—中國：策略性展望》的政策文件中，歐盟把中國定義為一個具有不同制度體系的競爭者。2018年，時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在盟情諮文中也提出“歐洲主權時刻的到來”，指出歐洲要掌握自己的命運，成為國際社會更加主權的行為體，擁有塑造全球治理的能力。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強調要塑造“更強勢的歐洲（to push for a more assertive Europe) 。 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誓言建“地緣政治歐委會”，表明歐盟有可能會產生一種堡壘化的傾向。在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背景下，這種主權意識和地緣政治思維被進一步激活了。
二、正確研判歐洲的韌性與自我修復能力
如何應對上述認知變化？中國應該如何研判和調適當前的對歐關係？在當前和今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一個功能性的歐洲在世界格局大變動中的戰略地位沒有根本性的改變。我們既要看到歐盟高度複雜的分散性政治構架的弱點，看到歐盟成員國團結機制和認同危機的問題，也不能忽視歐洲的危機應對能力和自我修復能力。 新的戰略敘述塑造了自我修復的能力和策略選擇。在抗疫措施的導入方面，歐洲各國的起步階段基本各自為政，步調不一致，但是隨著對新冠病毒認知的深化，措施逐漸趨同，普遍採取了非戰爭狀態下最嚴厲的社會控制策略，政府也紛紛打組合拳，採取了經濟上的紓困措施和金融法律措施，為挽救本國經濟，紛紛釋放資源，向市場注入流動性。比如，德國政府將新增債務約1560億歐元，同時還在籌劃高達6000億歐元”保護傘”方案，並對中小企業進行救助。丹麥也推出了類似的舉措，包括龐大的60億美元的救助方案，挪威的金融管理機構已經明確要求金融機構禁止進行2019年的分紅。在歐盟層面，也加大了政策的協調，放鬆對成員國財政支出的約束， 推出了計劃總額達250億歐元的新冠投資計劃。歐盟委員會亦暫緩歐元區內各國政府的債務，等等。
由於國情的不同，歐洲國家在沒有有效疫苗的條件下，強調社會隔離的效用，同時也開始釋放自己的一套社會制度和規範體系。危機應對在本質上需要一個風險公擔和迅速、有效達成共識的機制。在北歐，福利國家所特有的政治經濟結構，能夠在非常狀態下激發強大的團結力量。國家的小規模、靈活的勞動力市場、高信任以及高度的同質性等一些結構性條件，能夠幫助促成這種團結、共識和韌性。與此相關，福利國家產生了社會投資的生產性，能夠更好地鼓勵政企合作，勞資合作，實現風險社會公擔。在一定程度上，這也是一種更大的聯防聯控機制。當然，不是所有的福利國家都能夠具有這樣的生產性和創造性，具有風險意識的、社會投資型的福利國家更可能脫穎而出，理論上也能夠更快地從危機中修復。
歐洲國家雖然在危機面前出現了各自為政的碎片化現象，但是在歐盟框架內擁有可操作的政策擴散和機制協調能力。在應對2009 年 H1N1 疫情的問題上，歐盟曾經在 2013 年通過了《跨境健康威脅決定》（Cross-border Health Threat Decision），用於加強歐盟內部的協調反應能力。在這一法律框架下，歐盟委員會利用三個關鍵機制與成員國進行協調，即預警與反應系統（Early Warning and Response System）、衛生安全委員會（Health Security Committee）和衛生安全委員會的傳播者網絡（Health Security Committee’s Communicators’ network）。除了健康政策協調機制之外，歐盟擁有解決集體挑戰的政策工具箱，包括在極端情況下可以激活的歐洲穩定機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以及而歐盟團結基金（EU Solidarity Fund）。一個可能的出現的局面是，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為歐盟提供了一個建立強大危機管理機制的契機，可以將成員國的資源彙集起來並引導到一個協調一致的財政政策上。3月18日，歐洲央行(ECB)出臺的一項大膽計劃，計劃在未來9個月將其資產購買規模擴大7500億歐元，對於降低處於困境之中的意大利、希臘、德國、法國等各國政府來說，這種量級的干預有望降低其融資成本，幫助走出疫情造成的經濟困境。
三、如何研判疫情對中歐關係走向的影響？
我們要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開展精準的健康治理合作，同時發展一種具有文化敏感性的對歐戰略敘述。
首先，發展精準的國際健康治理合作。不同國家的遭遇的影響和實際需求不一樣，區域的情勢也有所差異。因此，援助的遞送渠道、規模也應該有所差別，但裨使援助產生效用最大化。在邁向精準合作的過程中要增強靈活性，結合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機制。長遠的社會投資和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具有基礎性，應該側重於通過民間組織，推動在歐中資的社會責任，包括髮揮地方政府外事交流機制的作用；應該把重心進一步下沉，合作機制更加多元化。同時，還要重視關注海外華人華僑以及留學生這個群體的獨特作用，要對這一群體加以積極的保護，鼓勵其與當地社群共建共享，避免政治化和由此引發排華的偏見。
其次，建構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戰略論述。關於全球健康合作，我們應該明確一種人道主義規範，堅持以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為規範性指引。堅持自我立場的同時，也應該關注和理解歐洲內部的戰略焦慮。分享中國的方案，不意味改變制度結構、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本質上是尊重多樣性、和衷共濟。
總體上，在看到歐洲陷於困境的同時，我們不應該低估其危機應對和自我修復能力。危機是結構變化和歷史長週期變遷的催化劑，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催化到什麼程度，催化出什麼結果，根本是也取決於我們自己的對疫情的把控和經濟的恢復發展能力。同時，要針對歐洲的新戰略思維，發展出富有文化敏感性的論述，推動中歐關係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實現“規範性再平衡（Normative Rebalance）”。（編輯：周佳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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