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州老夫子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可以肯定为害多年的倭寇，应该不是政府行为，因为那时候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
我从三方面说一下为害明朝的倭寇之祸：
一、倭寇问题的源起
十四世纪初叶,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战,争权夺利。在战争中失败了的一些南朝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历史上称为”倭寇”。
明朝初年,倭寇就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侵扰,从辽东经山东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岛寇倭夷,不时出没”,“乘间辄傅岸剽掠,沿海居民患苦之”。洪武二年(1369年),倭寇“数侵掠苏州、崇明,杀掠居民,劫夺货财”。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率领卫所士兵给予有力的打击,“斩获不可胜计,生擒数百人”。但倭寇并不因此敛迹,仍“时出剽掠,扰濒海之民”。 为此,明太祖朱元璋曾数次派遣使者到日本,劝告日本国王阻止倭寇的劫掠活动,但“不得要领”。
于是明朝政府便大力加强海防,筑城列寨,增置卫所,添造战船,增派戍兵。洪武四年,命靖海侯吴祯籍兵十一万增强沿海卫所。洪武五年,“命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第二年,又命沿海卫所“增置多橹快船”以便追击。洪武十七年,“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海上。筑山东,江南、江北,浙东、西海上五十九城"。
洪武二十年,“命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福、兴、漳、泉四郡视要害,筑海上十六城,籍民为兵,以防倭寇”。 当时从辽东到广东沿海共设置了五十多卫,计有士兵二十余万。战船的配备也很齐全,沿海卫所,每百户设船一,每千户所船十,每卫五所,共船五十,每船旗军五十名。洪武时期,由于明朝政府加强海防,所以倭寇未酿成大患。
永乐时,明太宗朱棣一方面允许日本政府和商人来中国进行贸易,同时仍加强沿海防御。永乐九年(1411年)正月,命丰城侯李彬、平江伯陈瑄等率浙江、福建舟师剿捕海寇。十四年,命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万人,于山东沿海巡捕倭寇。十七年,总兵刘荣(即刘江)又于辽东望海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抗倭战役。
望海埚,位于金州卫金线岛西北,距金州城七十余里,是辽东沿海的要塞,“凡寇至,必先经此”,而且地势高广,可驻兵千余。刘荣任辽东总兵后,巡视至此,发现其军事价值,遂上疏以石垒堡,置烟墩瞭望。有一天,守候烟墩的士兵报告:“东南夜举火有光。 ”刘荣判断定是倭寇将至,马上派遣马、步官军开赴望海埚的城堡备战。第二天,果有二千倭寇乘船前来。刘荣让都指挥徐刚伏兵于山下,又派百户江隆帅壮士“潜绕贼船,截其归路”。他与大家约定:“旗举伏起,鸣炮奋击。
”不久,倭寇来到埚下,刘荣举旗鸣炮,伏兵遂大起奋勇杀敌。倭寇大败，死者横仆草葬，余众奔樱桃园空堡。官军追上前去将之包围,纷纷请求入堡剿杀。而刘荣为了避免敌人作困兽之斗,不答应士兵的要求,采用了“围师必缺“的战术,“特开西壁以待其奔\
常棣tandy
要真从这两个行为来进行选择的话，那么危害明朝浙江沿海多年的倭寇行径，是带有朝廷腐败和日本封建诸侯参杂其中的土匪行为。为何不说是政府行为呢？因为政府行为的定义是指行政机关代表国家，运用国家权力的行为。从这一个意义去解析，就比较清楚了。
明朝对倭寇是严厉打击直至肃清的坚决态度，而日本在南北朝时期，只是一些南朝封建主支持倭寇侵入中国东南沿海，而后足利幕府统一日本，也对倭寇采取围剿肃清，只是之后幕府衰落，倭寇行为得不到遏制。而倭寇大多以残余叛乱势力、流浪武士、海盗等身份存在，他们至始至终是得不到中日双方官方的肯定的，所以无法强说就是政府行为。但不可否认，在倭寇肆虐期间，某些日本大名和明朝腐败官员确有参与。
倭寇分前期倭寇和后期倭寇。前期倭寇主要由日本的一些大名、武士、商人等组成。目的非常简单，对元末明初中国东南沿海进行劫掠以求获得财富。起因是13世纪初日本推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但是日本的一些商人却非常想继续和当时的元朝继续贸易，而当时的元朝也接纳这些日本商人的到来。由于日本国内诸多产品靠元朝方面供给，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商人和武士联合起来成为武装商人，来中国沿海进行非官方的贸易。
在明朝建立后，曾经派使者去日本想和日本联合对付倭寇，但是当时的日本处于南北分裂时期，直到14世纪末的1392年，也就是朱元璋在位的洪武25年，日本的足利幕府统一日本，便开始肃清南朝残余势力。而另一方面，张士诚等对抗明朝的残余势力也在日本沿海岛屿驻留，由此在明朝初期，由张士诚等反明势力和走私商、日本南朝残余势力、海盗等合作，形成了有中国人参与在内的倭寇。但此时的倭寇还主要是日本人为主体构成。
后期倭寇，是在明朝中后期后崛起形成，此时的倭寇主体结构产生变化，中国人变成其中的重要构成和重要参与者，起到领头带头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于1467年进入战国时代，足利幕府衰落，大名之间相互争夺跟明朝的贸易权力，而得不到跟明朝贸易权力的大名则开始进行海盗行为，由此大量的日本武士和商人再次无视幕府规定下海贸易。而明朝中后期，海禁政策实施，卫所制度没落，沿海虽然工商业发达，但海防极为虚弱。在南洋到日本沿海，一批有实力的海盗集团相继崛起，这些由中国人领导的海盗集团实力比日本倭寇更为强大，他们和日本走私商人团伙、日本武士等合作，买通腐败的明朝官员和内地富商，内外接应，进行贸易走私和劫掠。
明朝中期参与剿倭的将领王忬曾向当时的皇帝报告，倭寇头领约有百余人，其中“雄狡著名”者，都是本国之人，如“徽州王五峰(王直)、徐碧溪、徐明山，宁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华山，泉州洪朝坚”等。剿倭名将胡宗宪编写的《筹海图编》也指出，在十四股势力最大的倭寇中，头目全部是中国人。此时的倭寇还是倭寇，但人员构成已经发生变化，对明朝东南沿海地区产生了较为严重的破坏。
明朝的海禁虽然严格，但明朝中后期的私人海外商贸走私却越来越发达和盛行。因为这种海外走私可以获得比国内更高的价格和利润，因此中日两国不少人也参与其中。但是从始至终，倭寇行为都受到了明朝和足利幕府的禁止和打击，因此倭寇行为并不代表中日双方唯一统治政权的官方行为。
静听竹林风
政府行为主要是日本方面。特别是丰臣秀吉实际统一日本后，有意识的派流浪武士来浙江沿海，而不是稍加约束。这么做一方面缓解内部治安压力，另一方面试探明朝廷的虚实，为后面进攻明朝做准备。
土匪行为主要是沿海百姓，江浙是课税重地，加之“海禁”政策，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有些为求生存伪装成倭寇抢劫，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恶劣的亡命之徒，实在强盗。比较出名的有王直。
勸學
自嘉靖中期开始，明朝沿海倭患忽然大增，无论是规模、数量以及入侵次数，宛若狂潮来袭。明朝为了平定倭患进行了长达十来年的清剿，耗费巨大国力。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明朝倭患那么严重呢？
从外部来讲，即日本方面，明朝进入嘉靖时代，日本是步入其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君弱臣强，各地大小诸侯狗咬狗乱杀一团。在如此分崩离折的国度中，上自将军，下到浪人，各个都成为海上冒险家，争相涌入中国沿海抢劫杀掠。（比如丝绵每百斤在明朝值银五、六两，而在日本其价格是在中国的十倍。）当然，其间还有葡萄牙等西方殖民者的推波助澜。他们手法多多，形式多多，但目的只有一个，垂诞大明王朝巨大的物质财富。
从内因方面看，浙闽一带沿海的官宦豪强势力靠走私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又凭金钱买通朝官为自己在京城“代言”，政治、经济能量巨大。这些人一直庇护海盗组织。同时，以大汉奸汪直为首的海盗头子与日本人及葡萄牙人勾打连环，里应外合，攻打起中国来熟门熟路。
第三，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之下，广大贫苦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濒于死亡的边缘，再加上官兵荼毒，以致造成求生无望的饥民不得不四处流亡，下海为盗。这些迫于贪酷，苦于役赋，困于饥寒的小民不仅相继入海为盗，而且每次听到倭寇到来，又都乐意随从，以至于“倭寇”来势汹汹。
当然，内因方面最关键的，还应推嘉靖朝廷政治的腐败与官员的贪黩，他们一级一级地烂下去，文官要钱，武官惜死，每次他们都借“平倭”为名大捞好处，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巧取豪夺，横征暴敛，最终使得倭患愈演愈烈。
棱镜看点
前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土匪行为，不然也不会称之为“寇”，但这伙土匪并不那么单纯，背后有日本政府和明朝部分官员的狼狈为奸的放纵和暗中支持。下面我就从倭寇的人员组成、日本国内情况和海禁政策对倭寇的影响以及明朝政府的的应对情况三个方面来综合分析一下。
什么是倭寇
倭寇泛指的是十四至十六世纪侵扰劫掠我国和朝鲜沿海地区的日本海盗，这伙海盗主要是日本武人、流亡海上的残兵败将、海盗商人和破产农民组成。简单来说就是一伙在日本混不下去的浪人，急红了眼，就干起了刀口上舔血的营生。后来，由于明朝的海禁政策挡了部分中国人的财路，他们就铤而走险和日本倭寇勾结起来，一起干起了海盗和走私的行径。本来只是癣疾之患的倭寇在“带路党”的配合下，迅速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的心腹大患。
日本国内情况和明朝的海禁政策对倭寇的影响
14世纪中期的时候，日本进入南北朝的分裂时期，各地相互征伐，打的热火朝天，也就是我们国内戏称的“村长大乱斗”。公元1392年，北朝统一了日本全境，而那些战败的日本武士、旧贵族只好成群结队的去海上抢劫为生。而最初的时候，我们的心腹大患是北方的草原民族，没有把这群乌合之众放在心上。而且那时候，日本掌权的足利幕府也想把这群有损国家形象的北朝余孽解决掉。就与明政府建立了勘合贸易关系，进行朝贡贸易，顺便在海路上打击这些残兵败将。因此，倭寇在当时也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惨淡经营着。到了1467年，足利幕府势弱，日本的很多大名开始不服管了，纷纷自己跳出来争抢和明朝的贸易权，尤其是日本封建主大内氏和细川氏更是打的不可开交，还把战火引到了中国宁波。
当时的嘉靖皇帝一气之下直接停止了对日本的贸易，实行“海禁”政策，这一下可捅了两个大马蜂窝。日本人和沿海地区靠海吃饭的老百姓和通过贸易中饱私囊的官员老爷都不高兴了，这一下就给倭寇的壮大创造了极大的条件。日本部分大名开始暗中支持倭寇给明朝上眼药，部分中国人也开始和日本人相互勾连、狼狈为奸。
明政府的应对情况
上文提到为了一了百了，嘉靖皇帝选择因噎废食，把大家都关在了陆地上，中国沿海百姓只好落草为寇和之前他们痛恨的海盗沆瀣一气。部分官员更是看到走私有利可图纷纷充当起这群海盗的“保护伞”，官匪勾结，内外勾连，形成了名副其实的武装走私集团。而当时的明政府由于官员的欺瞒，对这种情况一无所知，还把这群变了性质的倭寇当成一般的海盗土匪。从来没有把他们往外敌入侵方面去想和对待。后来，走私和匪患愈演愈烈，才引起了朝廷的重视，但贼人已经做大做强，政府派兵剿匪，反而出现越缴越多的情况，直到民族英雄戚继光的出现，才平复了为害多年的沿海倭患。
后语:所以说，这伙内外勾结的海盗只是因为利益走到一起，无论是日本国内的封建领主和国内的贪官污吏所求不过是财富，并不是想占领我国国土，进行侵略战争。如果这伙海盗是打着日本政府的旗号来烧杀抢掠的，那就是一种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即使太祖把日本列为不征之国，明政府也不会轻易放过日本。
好史不死
个人认为是当时政府原因导致。下面详细说下。
一提起明朝中期的历史，就不得不提起倭寇之乱，嘉靖年间，倭寇横行沿海，成为了明朝尾大不掉的边患之一。沿海的总督将领们，从最开始的朱纨再到后来的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无不为剿灭倭寇而煞费苦心、绞尽脑汁。明朝政府不明白，真正导致倭乱的，不是那一小撮日本的浪人，而是因海禁政策而受害的千千万万的沿海居民，只要取消海禁，倭乱也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
一、嘉靖年间的倭寇都是些什么人？
在以前的历史宣传中，总是把明朝中期的倭乱宣传成日本对于明朝的侵略战争，明朝在进行的是一场反侵略斗争。这种说法虽然让人热血沸腾，但实际上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明朝中期倭乱的始作俑者和主要成员，根本就不是日本人。
至于倭寇的成分，古人早已是记载的清清楚楚，比如《明史·日本传》里就说：“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嘉靖实录》里也说：“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而明朝抗倭专业书籍《筹海图编》中，更是列出了十四股倭寇的头目，这些头目全都是明朝人。现代学者陈懋恒的《明代倭寇考略》，更是汇集了数十种史料和地方志，对倭寇的成分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而在本书中，倭寇的头目依然主要是明朝人。可见，倭寇的主要成分是明朝人已是各代学者的共识，明朝中期的倭寇主要是日本人的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既然倭寇中的成分多为明朝人，那么为什么明朝的将领还是习惯将其称为倭寇呢？难道明朝的官员和将领们眼睛都瞎了，连明朝人日本人都分不清？
笔者认为之所以造成这种混淆，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明中期的倭寇中确有一批真倭，这些出自日本的浪人骁勇善战，刀法诡异，给明军留下了深刻印象。二是倭寇头目王直等明朝海盗故意扮作日本人的样子，让官军无法分辨，以求以假乱真，掩护自己的走私行径。虽然王直等人落草为寇，但是他们的家人大都还在大陆上，如果被官军认出细细排查，家人很可能会被连累，因此，为了掩护家人和自身，王直等人不得不屈尊剃发易服，扮作日本人。三是明朝将领为了冒报战功，虚张声势。因为斩杀一个真倭所得的赏钱远远大于斩杀一个中国海盗，所以当时：“官兵利于斩倭而得重赏，明知中国人，而称倭夷。”
所以，将当时主要为明朝人的海盗队伍称为倭寇，纯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历史事实的一种混淆。
二、嘉靖年间的倭寇为何这么厉害
虽然中国在元朝末年和明朝初期也闹过倭寇，但是其规模和广度都远远不能和嘉靖倭乱相比，之所以嘉靖年间的倭乱闹得如此厉害，就在于其参与者多为中国人，并得到了部分沿海居民的支持。
为什么主要原因不是日本人？很简单，因为元朝和明朝初年的倭寇都是地地道道的真倭，远不如嘉靖倭乱那样鱼龙混杂，但是这些所谓的真倭几乎没有造成任何大的混乱，就被朝廷剿灭了。可见，完全由真倭组成的倭寇作恶能力十分有限。从逻辑上讲，也很好理解，虽然真倭多为半职业化的日本浪人，拥有比明朝海盗更高的军事素养，但是他们完全不熟悉明朝的地形和军备情况，一上岸基本上就是瞎猫碰死耗子，再加上中文不熟练，老百姓也不支持他们，基本上不迷路就不错了，哪有能力搞什么大规模军事活动。但是一旦战斗力强悍的少量真倭被熟悉明朝情况的当地海盗所带领，破坏力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相对于人生地不熟的日本浪人，明朝海盗多自小生长在江浙沿海，对于沿海的地形地貌可谓是相当的了解，有了他们带路配合，真倭们就不会遭遇迷路的窘境，而可以精准迅速的进行抢掠。而另一方面，明朝海盗因为其明朝身份完全可以和当地居民打成一片，从当地搜集官军的情报和动向，这样一来，倭寇联军就可以对官军的行动了如指掌，总能占得先机，克敌制胜。在明朝海盗紧紧把握住战略和情报的前提下，真倭们得以在一场场具体的战斗中发挥他们出色的战斗素质，给予官军以重创。
嘉靖年间的倭乱，之所以如此之大，皆是日本浪人与明朝海盗勾结的结果，而其核心在于明朝海盗，只要管住了明朝方面的头目和参与者，那些人生地不熟的真倭就成了瞎了眼的老虎，只能毫无目的在沿海乱窜，然后被官军各个击破。所以，解决倭乱的核心从来不在于怎么解决日本人，而在于如何管好明朝方面的参与者，让他们不再铤而走险参与非法的抢掠行动。而要完成这一点，就不得不动摇明朝实行几百年的祖制——海禁。
三、隆庆开关与倭乱的根治
其实，当时沿海居民之所以乐于落草为寇，与日本人勾结，并非是由于他们秉性奸猾，而是实在是明朝的海禁政策断了他们的生路，让他们无法养家糊口。就以倭乱最为严重的浙江为例，浙江是个什么情况，俗话说的好：“七山一水二分田”，浙江的地形地貌就注定了他无法成为传统的农业大省，而必然要走以海上贸易为主的发展模式。
明初朱元璋因为其对沿海居民支持张士诚的愤恨，再加上其偏向农业的治国理念，朱元璋不仅给江浙两省施以重税，而且还厉行了“片板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这让素来以外贸商业为生的江浙百姓立即陷入了贫困之中，而到了嘉靖年间，由于明朝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对外贸易的需求进一步扩大，因此，江浙沿海的居民就开始铤而走险出海走私。其中胆大的，更是如王直那样，成为称霸一方的大海盗。沿海居民落草为寇是为了谋生，而想让他们谋生就必须开放海禁。这一点，当时的很多有识之士都清楚认识到了这一点。
比如当时对倭寇素有研究的学者唐枢就写信给胡宗宪：“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盗。”
另一个学者谢杰则说的更为明了透彻：“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漳、宁绍人主之也；寇与商同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谢杰明白的指出，所谓的倭寇大部分都是江浙沿海的商人，如果海禁较松他们就是商人，如果海禁过严就转为倭寇，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明朝已经过时的海禁政策。
虽然有如此多的有识之士为明朝政府献言献计，但是明朝依然丧失了开放海禁的最好时机，当时大海盗王直主动向政府示好，提出了“开港通市”的建议，王直主张明朝废除海禁，使海上私人贸易合法化，这样，沿海的商人们因为有了合法渠道而不必落草为寇，朝廷也能靠收取关税而增加收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但是由于保守势力的阻挠和遵守祖制的惯性，朝廷依然命令胡宗宪将其斩首示众，王直的死不但没有平息倭患，反而让倭乱更加猖獗，而且更糟糕的是，由于朝廷的背信弃义，再也不会有海盗会轻信朝廷了，这无疑使朝廷剿灭倭寇的行动更为艰难。
最后，经过了长达8年的拉锯战后，明朝终于决定开放福建月港作为试点地区进行通商。由于有了合法的通商渠道，倭乱很快就平息了，那些没有了明朝人支持的真倭也很快被俞大猷、戚继光等人迅速剿灭。倭乱平息的核心原因，并不是戚继光将军的英勇善战，而是朝廷顺应时势的开关政策，既然能够合法的赚钱谋生，又有谁会去做犯法的事，落得千古骂名呢？宜疏不宜堵，永远是治国安邦的至理名言。
M墨墨M
笔者认为是土匪行为
祸乱沿海的倭寇其实是明朝国策给逼出来的，而且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日本人
倭寇一般指指13至16世纪期间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沿岸的海盗。在倭寇最强盛之时，他们的活动范围曾远至东亚各地、甚至是内陆地区。倭寇的组成并非仅限于日本海盗，只是由于这批海盗最初都来自日本，所以被统称为“倭寇”。 及至后期，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形势转变，加上官府的管制，日本人出海抢掠船只的事件已经减少。 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海商与海盗，他们依从著过去倭寇抢掠的方式继续为祸于东海，也被归于倭寇之列。
明朝军队抗击倭寇
从字面上的理解，“倭寇”就是“来自日本的侵略者”的意思。不过，到了后期，倭寇所指的，不一定都是来自日本的海盗，而是泛指一切来自日本的侵略者。
例如，早在朝鲜半岛早期的高句丽广开土王碑文上的条文，亦称呼来自日本的侵略者为“倭寇”。 另一方面，在16世纪丰臣秀吉对朝鲜半岛出兵、以及中国的抗日战争里，两国的人民都称呼侵略的日本军为“倭寇”。而在往后的排日风潮中，倭寇更成为敌视日本人的用语。
虽然大家同被称为倭寇，但两者的成份其实分别很大。根据时间我们大致可以把他们分为“前期倭寇”及“后期倭寇”。
前期倭寇
前期倭寇是以日本人为中心，对于对元朝臣属的高丽进行侵攻。是以对马岛、壹岐岛、平户岛等地的居民为主，被韩国人称为三岛倭寇。 早期的倭寇是有对于元朝有很高的复仇意义，后来在日本进入南北朝的动乱状态时加剧；由于前期倭寇对于日本与明朝、高丽贸易的破坏，室町幕府在结束南北朝分立后以勘合贸易方式进行独占贸易后就被压制。 李氏朝鲜的开国君主李成桂就是因为讨伐倭寇有功，从而取代高丽王朝建国。
前期的倭寇，是以日本人为主体，故被称为“真倭”（以平户藩松浦家为核心）。其因是高丽与日本国内政治权力的衰弱，为倭寇产生的条件。
后期倭寇
明朝的明成祖发动政变，夺得政权后迁都北京后，南京建文皇帝在南方的残余势力与日本海贼的力量相结合，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报复性侵扰，由于这些南方人体型上也比北方人矮小，所以沿用“倭寇”这名词来称呼由日本人和南方中国人所组成的海盗集团。
明成祖晚年，由于陆上北方威胁为除，南方郑和下西洋以后，激增的海陆来往也带来了渐盛的倭寇侵扰，遂实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勘合贸易(官方贸易)，但后来到了嘉靖二年(西元1523年)爆发了宁波之乱，此后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机，明朝遂宣布中断一切贸易，期望以围堵的政策来减轻倭寇的威胁，但也断绝许多自宋末以来航海相关行业民众的命脉，倭寇之乱不减反增。
后来的发展上，又加入了反对明朝海禁政策的南方中国人与朝鲜人还有日本战国时代九州的战败失主浪人，甚至于还有佛朗机人的参与。后期倭寇中，中国人王直是最为有名的。胡宗宪与戚继光都有参与讨伐倭寇的军事行动。
15世纪半至16世纪，其活动舞台为中国沿岸、东南亚方面，成员以中国人及朝鲜人为主，被称为“假倭”。 此时期倭寇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明代中国的生产力增加，以及施行海禁政策。 史书所见的最后倭寇，在1624年7月侵犯福建沿海。“推其祸始，乃由闽、浙沿海奸民与倭为市；而闽浙大姓没其利，阴为主持，牵连以成俗。当时抚臣朱纨欲绝祸本，严海禁；大家不利，连为蜚语中之，而纨惊死矣。 纨死而海禁益弛，于是宋素卿、王直、陈东、徐海、曾一本、许恩之流争挟倭为难。自淮扬以南至广海万余里，无地不被其残灭，而闽祸始惨矣”。
之后的东亚海上贸易活动
由于丰臣秀吉发布八幡船禁止令（海道行为禁止）的影响，倭寇的活动开始减少，东亚的海上贸易也因此平静不少；而类似支持反清复明运动的郑芝龙与郑成功之类的武装海商集团也是存在的，但是已经不称其为倭寇了。
明朝与高丽、李氏朝鲜都曾经对室町幕府要求取缔海盗行为。明朝甚至于与日本发展了勘合贸易。而高丽王朝的灭亡与李氏朝鲜以倭寇根据地名义进攻对马岛也是受到倭寇的影响。
翔儿说
据说倭寇是30%的真倭（日本浪人）+70%的假倭（明朝海盗）组成。侵略中国的目的就是劫掠东南州郡财富和控制海上走私贸易。本质上就是一帮吃里扒外的明朝带路党加上一些落魄的日本职业武士（打手），在明朝关闭对日海上贸易通道时尤其猖獗。
学无至善
明朝建立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除了政府与海外国家保持朝贡贸易关系外，其他民间海上私人贸易一概禁止。
明太祖洪武时期一再下令：“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申禁人民无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明成祖永乐时期稍有松动，但依然把“海禁”政策当作不可违背的“祖训”。
此后，“海禁”政策时紧时松，总的趋势是以“禁”为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伴随着西方国家来到中国沿海，把中国卷入“全球化”贸易之中。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增长，“海禁”政策显得愈来愈不合时宜。
当时的中国与海外各国维持着一种传统的朝贡体制，明朝皇帝以“中央之国”的心态，把周边各国都看作是它的藩属，构成一种藩属国向宗主国的朝贡关系。万历《明会典》关于“诸番国及四夷土官朝贡”事宜，有这样的记载：
东南夷：朝鲜、日本、琉球、安南（越南）、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占城（越南）、爪哇、苏门答剌（印度尼西亚）、琐里、苏禄（菲律宾）、古里（印度）、满剌加（马来西亚）、榜葛剌（孟加拉）、锡兰山（斯里兰卡）、吕宋（菲律宾）、木骨都束（索马里）等；
北狄：鞑靼、瓦剌（蒙古）等；
东北夷：海西女真、建州女真等；
西戎：哈密、畏兀儿（维吾尔）、撒马尔罕（中亚）、天方、默德那（阿拉伯）、乌思藏（吐蕃）等。
朝贡的前提是，这些国家接受中国皇帝的承认与册封，在国王交替之际，以及庆慰谢恩典礼之际，必须派遣使节前往中国觐见皇帝，呈献贡品，并且接受皇帝的赏赐（称为回赐）。这就是朝贡体制，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呈放射状的，用朝贡—回赐方式维系的国际关系。
因此朝贡体制的政治意义是首要的，经济意义是次要的。
在朝贡中附带进行一些贸易，称为朝贡贸易，或者叫做贡舶贸易、勘合贸易。无非是两种形式，其一是，随同朝贡使节来到中国沿海的港口，在主管外贸的市舶司的主持下，就地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其二是，朝贡使节抵达北京后，随行的商人可以在礼部接待外宾的会同馆附近，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这些贸易都是朝贡体制的附属部分。
这种状况显然与当时已经初露端倪的“全球化”贸易格格不入。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专着《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指出，从14世纪至15世纪以来，亚洲区域内的贸易在逐步扩大，存在三个贸易圈：一个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一个是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贸易圈，两者之间还有以若干贸易中转港为中心的亚洲贸易圈。
新航路与新大陆发现以后，西方国家的商人为了购买亚洲的商品，携带大量白银，也加入到这些贸易圈中来。因此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圈，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的“倭寇”与海上走私贸易，放到这样的背景下来考量，许多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日本与周边其他国家一样，与明朝维系着朝贡贸易，朝贡船队必须持有明朝礼部颁发的“勘合”（通行证），才可以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宁波上岸，再在安远驿的嘉宾堂歇脚，一面上岸进行贸易，一面等候朝廷的入京许可。
一旦获得许可，使节一行携带国书、贡品以及携带的货物，在明朝官员的护送下前往北京，下榻京师的会同馆。在向朝廷递交国书、贡献方物后，携带的货物可以在会同馆附近进行交易，买入非违禁货物。
据田中健夫《倭寇与勘合贸易》的研究，从建文三年（1401年）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将近一个半世纪内，日本遣明使节所率领的船队，共计十八批。由于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大内氏与细川氏两大集团在宁波发生“争贡”事件，使朝贡贸易出现危机，成为“后期倭寇的发端”。
宁波“争贡”事件，给明朝内部主张严厉实行海禁政策的官僚找到了一个口实：“祸起市舶”——祸根是由朝贡贸易引起的。礼部没有权衡利弊得失，便贸然关闭宁波的市舶司，停止了日本的朝贡贸易。
官方的合法贸易渠道被堵塞，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难以得到满足，为海上走私贸易提供了一个有利时机。
根据《筹海图编》记载，当时日本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很大，其中包括生丝、丝绵、棉布、绵绸、锦绣、红线、水银、针、铁锅、瓷器、钱币、药材等等。如此巨大的一个市场，如此巨大的利润（例如生丝运抵日本后，价格高达十倍），对商人的诱惑力之大可想而知，要想禁，是禁不住的。
于是乎，嘉靖年间东南沿海私枭船主与土豪相结合，挟制官府，大张旗鼓地进行海上走私贸易，海盗与沿海贫民也介入走私贸易队伍，与之遥相呼应。由于他们与日本商人进行贸易，在遭到官府取缔时，采取武装对抗，被人们称为“倭患”.
人们对于“倭寇”一词，容易望文生义，其实，所谓“倭寇”需要具体分析。《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倭寇”条说，倭寇是指“明（代）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云云，过于简单化。
根据田中健夫的研究，“倭寇”一词，最初出现于404年的高句丽“广开土王碑文”.它的含义是多种多样的，有“高丽时代的倭寇”、“朝鲜时代的倭寇”、“嘉靖大倭寇”等，甚至还有“吕宋岛的倭寇”、“南洋的倭寇”、“葡萄牙人的倭寇”。
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4世纪至15世纪的倭寇，以及16世纪的倭寇。前者主要在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沿岸活动，是日本人与朝鲜人的联合体；后者大部分是中国的海上走私贸易群体，日本人的数量很少。
山根幸夫在《明帝国与日本》一书中，谈到“后期倭寇”（即“嘉靖大倭寇”）时，强调以下两点：一是后期倭寇的主体是中国的中小商人阶层——由于合法的海外贸易遭到禁止，不得不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二是倭寇的最高领导者是徽商出身的王直——要求废止“禁海令”,追求贸易自由化的海上走私贸易集团的首领。
被称为“倭寇王”的王直，是徽州商人，长期从事对日本的贸易。在遭到官军围剿之后，逃往日本萨摩的松浦津，以五岛列岛为根据地，还在平户建造了第宅，拥有一支庞大的船队，自称“五峰船主”,又称“净海王”、“徽王”.他不时前往浙江、福建沿海，进行大规模的走私贸易和海盗活动。他的队伍中确有一些“真倭”,那是受王直集团雇佣的。
正如王守稼《嘉靖时期的倭患》一文所说：“大量史料证明，历史的真实情况似乎与以往流行的说法相反，嘉靖时的‘真倭’，反而倒是受中国海盗指挥，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
那么，为什么长期以来把“倭患”说成是日本海盗的入侵呢？原因是复杂的。一是其中确有一些日本人，即所谓“真倭”;二是王直等人有意制造混乱，以假乱真，保护自己；三是明朝平倭将领为了冒报战功，虚张声势。无怪乎当时人说：“官兵利于斩倭而得重赏，明知中国人，而称倭夷，以讹传讹，皆曰倭夷，而不知实中国人也。”
王直曾经向政府当局提出“开港通市”的要求，希望放弃不合时宜的海禁政策，使海上私人贸易合法化。他在接受朝廷招抚后所写的《自明疏》，希望政府在浙江定海等港口，仿照广东事例“通关纳税”，恢复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那么东南沿海的“倭患”就可以得到解决。平倭总督胡宗宪表面上答应“姑容互市”,在王直投降后，却出尔反尔，于嘉靖三十八年年底，在杭州官巷口闹市，把王直斩首示众。
王直的死，并没有使“倭患”消停，恰恰相反，激起了他的部下极大的怨恨和疯狂的报复。“倭患”愈演愈烈，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愈来愈尖锐了。
在此之前，对倭寇素有研究的唐枢写信给胡宗宪，分析了中外贸易的大势，以及倭患的根源。他指出：第一，中国与外国的贸易难以禁绝，海禁只能禁止中国百姓；第二，嘉靖年间的倭患起源于海禁政策的不合时宜——“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盗”；第三，所谓倭寇其实是中国百姓——嘉靖三十一年“海上之为寇”,次年“各业益之而为寇”,再次年“良户复益之而为寇”.他对倭寇的分析洞若观火，道出了事实真相。
无独有偶，稍后的谢杰在《虔台倭纂》一书中对倭寇的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州）人、漳（州）人、宁（波）绍（兴）人主之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他认为，从海上贸易的视角看来，导致“倭患”的原因是“海禁之过严”.可谓言简意赅，一针见血。
因此，海禁一日不解除，祸患始终存在。王直死后，徽商在海上依然相当活跃，后继者有徐惟学、徐海，都被当局看作“倭寇”。而日本的平户港一直是当时中日贸易的重要据点。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之举，并非戚继光、俞大猷的平倭战争，而是朝廷政策的转换。
隆庆元年（1567年），当局宣布实施比较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允许人民下海前往西洋、东洋贸易。既然民间海上贸易合法化，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以此为契机，东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父母年代记忆
最主要是政府行为
大部分的倭寇都是中国人，比较出名的汪直，郑芝龙等。
倭寇连年不绝，政府清剿了多年，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海禁，海禁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
1就是靠海为生，以及之前做远洋贸易的人，没了饭碗。
2政府只是简单粗暴的禁止了贸易，但是没办法禁止人民的需求，海外市场依然对中国的货物有需求，有市场，有高额的利润。也值得人们铤而走险，毕竟要是都活不下去了，要命干什么。
3第三就是有地方势力的支持，很多当地的地方豪强跟海盗都有着联系，他们的商品出口也需要倚靠海盗的力量。
4起初是走私的，然后为了自保，发展了武装，后来就打开了新世纪的大门。发现当海盗更好，正好借着倭寇的名字抢劫
5就是军队本身的问题，明朝是推行的军户制度，你是军人，你的子子孙孙都是军人。缺少竞争和新鲜血液，导致军队的战斗力不强。让海盗有机可乘，毕竟一个肥美而无力的国家谁不想欺负了
6就是初期，正值日本战乱，有很多破落的武士，前期愿意冒着风险来中国抢劫，毕竟泱泱大国，干上一票就有荣华富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