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在人们的心里留下阴影。
在雷神山医院，病人们对医护人员都很有礼貌。对心理医生程文红的提问，大部分病人一开始的回答是“都挺好”“没事”“感谢”，诸如此类。
而作为施救者，医护人员们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和护目镜，看不清面目，不愿让人看到自己坚强背后的脆弱。
程文红们要帮他们敞开心扉，让焦虑、恐惧、失落等种种情绪释放出来。
“有时候安安静静地哭一场比压抑情绪更好。”这是一位上海心理医生的总结，在她位于武汉的心理咨询室里，纸巾总是消耗得很快。
疫情发生后，一批批上海心理医生驰援武汉，治患者心，治救人者的心。
如今疫情全面好转，这些医生有的已平安抵沪，有的留守金银潭医院、雷神山医院，挑战新难题——研究病耻感，帮助患者克服恐惧，重归正常社会。
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他们，回顾他们在武汉治心的故事。
陪伴，理解，倾听
程文红在雷神山医院对病人展开心理援助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每天早上，程文红至少要给40名新冠肺炎病人发短信，短信内容各不相同：“今天好点吗？”“昨天尝试了放松法之后，晚上睡眠怎么样？”……
有的病人几天都不会回她的短信，但可能有一天会突然回复：“我蛮好的，谢谢你，一直记着我。”
她分析说，不少病人起初很含蓄，交流不多，但每天的问候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她要向病人们透露一个信息：“让病人感觉到你的存在，你很稳定地在这里陪伴着他们，关心他们。”
程文红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学心理科主任，2月19日随上海第八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前往武汉，进驻雷神山医院。
她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住在雷神山医院的病人有许多共同经历，排队就诊、等床位、甚至目睹死亡。不少病人会梦到这些经历过的片段：有人倒下，很多人堵在一起……另一方面，病人们对于能在雷神山医院接受治疗，感觉非常踏实，对医护人员很有礼貌。一开始，大部分病人对她的提问都给以“官方而友好”的回答，话很少。
王振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开展心理援助。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上海第九援鄂医疗队领队医疗队领队王振担心的，就是羞于或不愿开口的对象。
“一旦他来了，哪怕是不太开口，从我们专业的角度，第一是能识别得出来，第二能想办法进行一些初步交流，最难的其实他根本就不来，这个是最担心的。”王振说，为此他们团队推出了一套心理评估工具，通过扫描二维码，患者或医务人员可以自行检测。
完成评估后，系统会自动生成分值，如果分值达到中度，系统会建议使用者联系心理医生，不愿与心理医生见面，可以打心理热线。这些都不强制。王振强调，要保护使用者隐私，尊重个人意愿。即使使用者不留电话号码，系统也会先推送科普知识，让使用者了解自己的状态。
心理援助更直接的方式是面对面。王振透露，截至3月初，全国各地派往武汉支援的专业精神科医生超过300位，分布在各大定点医院、方舱，时刻关注病人们的精神状况。
进驻雷神山医院以来，程文红不断在做一件事情：陪伴、稳定，重建信任感。
她回忆说，一位病人表现出寡言、失眠等明显的抑郁症状——他一直瞒着住在隔离点的父亲，他的母亲已因新冠肺炎去世。
起初的一周，程文红每天和他聊，他的反馈都是没什么，“有点像躲起来了，刻意离你很远，很礼貌。”
一周后，程文红在病房里和他聊了40分钟。他已经接受母亲离世的事实，但一说到父亲，泪流满面，他非常担心父亲，不知如何告诉父亲，母亲已经过世。
程文红静静倾听。“说完之后，他就疏泄出来了。”程文红透露，后来这名病人说自己更有信心去面对困难，从第二天开始，会主动报个早到，在群里发言也更多。
“有人陪伴，有人去理解，有人倾听是很重要的。”程文红总结道。
一次次陪伴，一次次倾听，一次次提供实际帮助，越来越多的病人愿意对心理医生敞开心扉。
程文红会教病人们如何放松，调节困难。线上小组也让病人们在相互隔离的病房里，获得更多病友间的支持。
“病毒造成社会隔离，而医护以及病友间的支持，无疑对住院病人尽早重建社会支持系统，稳定情绪非常重要。”程文红说。
截至3月底，程文红所在病区的患者总体心态已有好转，但出院之前，病人将要面临新的“坎”——住院是一种隔离和保护，一旦走出病房，回归社会，生活的平衡将再次被打破。愈后的生活应该如何开展？成为了心理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新话题。
共情，自测，哭泣
需要心理援助的，不仅仅是病人。
医护人员也害怕被感染。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境障碍科主任彭代辉透露，疫情初期，一些护士一直洗手，始终觉得没洗干净，此时她们对新冠肺炎还不够了解，很怕被感染，“我们多少都会有些担心（被感染），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彭代辉工作时的自拍
2月15日，彭代辉作为上海市卫健委委派专家抵达武汉。他说，各种灾害的紧急救援，一定要包括心理援助和心理支持，预防将来出现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疫情之下，医护人员和病人一样，都会面对心理冲击。
比如，一位医护人员第一次搜集痰液。他让病人张开嘴巴，自己靠近完成提取，尽管身着防护服，但面对新冠病毒，他内心的恐惧和紧张不言而喻。
程文红分析说，医护人员出于心理防御和高度责任感，此时往往会克制住自己，“他会表现得非常勇敢，相对应的，同伴就会对他产生依赖。”
她继续分析说，当卸下心理防御后，人会更容易感到恐惧，“事后他会觉得不满，为什么同伴就没来帮我，怎么只有我冲在最前面？”
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刘铁榜说，医护人员是救人者，所有的恐惧都会压抑起来，负面的情绪没有办法顾及，而这些在事后都要逐渐释放。
“共情”是纾解心理压力的举措之一。在雷神山医护人员驻地，大家围坐成一圈，每个人都被鼓励表达自己的想法，从而解开心中的“包袱”。
这一形式最早由匈牙利医生巴林特（Balint）采用，目的是让医护人员感受与认识到医疗过程中自己忽略的部分，从而对医疗中困难的情绪体验有了新认识，有助于缓解职业压力，提高工作效能感。
程文红回忆说，在巴林特小组上，大家会赞扬去提取痰液的医护人员，虽然很害怕，但是他很勇敢，技术很棒……从这些声音中，他会感受到支持。这位医生事后反省，自己的成长经历让他难以示弱，害怕部分又不能表达，又有愤怒的感觉。在小组里，他感觉很温暖，种种情绪得到了整理，“人就舒服了”。
除了巴林特小组，程文红还制作了一份“简易医护心情指数检测问卷”，引导大家识别自己的情绪，“就像测体温一样”。
在问卷中，每位医护人员会被问到两个问题：“你今天有什么收获？”、“你遇到了什么困难？”
程文红会收到诸如“我今天学到了新的东西”、“我学会了穿防护服”、“我今天终于美美地睡了一觉”等留言。
她会汇总自我肯定的好的感受，每天用“心晴晚报”的形式呈现。共性的问题则会被制成第二天线上群聊的话题，感兴趣的医护人员可以扫码进群。参与线上讨论的人越来越多，第一次话题有12人参与，最近的话题“三餐不定时，你如何应对”则已有81人参与。
不能回家，也让医护人员倍感煎熬。
在武汉市第三医院住院部八楼的心理咨询室里，一位医护人员讲到自己跟家人视频聊天，她一看到屏幕中的孩子，自己的泪水便夺眶而出，情绪怎么也收不住。她太久没回家了。为了保护家人，身处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大都选择不回家。
杨慧青在工作中。
倾听着的杨慧青同为人母，同样没法回家，一下子就明白了对方的感受。一个多月前，来自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的杨慧青来到这里，和其他三名上海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共同为医护人员疏导疲倦和委屈。
杨慧青透露，武汉市第三医院此前并非专科传染病医院，在上海支援湖北医疗队到来前，因为病人猛增、床位扩张，不少医护人员被临时抽调。重压之下，人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焦虑、紧张、失眠、食欲下降等症状。
她分析说，每个人的承受能力有限，疫情之下容易爆发心理危机。很多人会自我调整，用自己的方法疏解掉，但仍有客观原因导致大量问题存在。
针对不同情况，杨慧青和团队其他成员会给出不同的建议，“我们的纸巾总是消耗得很快，不过有时候安安静静地哭一场比压抑情绪更好。”
如今，随着武汉疫情全面好转，治心的主战场也将由医院转向正常社会。3月22日下午，杨慧青随长宁区援卾医疗队平安抵沪，程文红、王振则分别留守雷神山医院与金银潭医院，继续协助患者，走好回归社会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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