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到3月29日，美國國內新冠患者累計確診達到124464人，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第一”。此外，美國累計死亡2185人，病死率約為1.75%。儘管目前新冠疫情在3億人口的美國尚在可控範圍內，但隨著確診人數不斷激增，美國內部目前的醫療體系已經承受了極大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在於：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相對來說最為完善的防疫體系，美國的防疫工作如何走到了今天這一步？對此，安邦諮詢（ANBOUND）研究團隊有如下觀察：
第一，部分由於高層不夠重視，“政治疫情”干擾了病毒疫情。美國正處於大選年，兩黨政治正處於較勁的時候。在早期的疫情檢測和監控上，美國的疾控監控體系出現了巨大的疏漏。實際上，美國情報界早在1月初就已經開始預警新冠疫情可能在美國爆發，在情報機關的推動下，美國疾控中心（CDC）從1月3號就已經開始發出預警，但這些情報都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負責衛生的官員直到1月18日才有機會和總統就新冠疫情的問題進行交涉，並且這次談話仍然沒有引起總統對新冠病毒的警覺。整個2月份，特朗普（多半是出於選情的考慮），一直在嘗試向民眾淡化新冠疫情的威脅，甚至宣稱病毒有可能“奇蹟般地消失”。倒是國會罕見地多給了白宮6億美元的應對資金。而從如今的情況來看，新冠病毒在美國不但感染基數大，而且傳播範圍廣，遍佈全美50個州，這說明病毒在美國經過了一定時間的自由傳播。參考我國經驗來看，要達到如今美國的傳播幅度，這一自由傳播的時間至少在1個月。換句話說，新冠病毒有可能從一月底甚至更早的時間節點上，就已經開始在美國內部傳播，而美國人引以為傲、讓全世界紛紛學習的防疫監控體系並沒有成功控制情況，直到2月25日才確認了第一例“社群傳播”病例。這顯示了美國早期防疫工作的巨大失誤。事實上，《紐約時報》目前已經開始把矛頭直指FDA局長哈恩（DR. STEPHEN HAHN）和衛生部負責人阿扎爾（ALEX M. AZAR II），認為兩人應該為此負主要責任。
第二，在已經明確內部存在無法溯源的病例之後，美國政府沒有拿出一個行之有效並一以貫之的公共健康危機策略，在整個疫情的應對和管理上都呈現出相當混亂的局面。安邦認為，世界各國國情不同，因此實際上並不存在一個放之四海皆準的防疫策略。從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無論是我國的“休克”療法還是日本、新加坡的“保重症”療法，或是韓國的“系統”療法，只要操作得當，都有成功的可能。但成功的前提在於：決策層必須要根據自己的國情出發，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策略，並能夠維持一定的政策定力。美國人口密度低，居民自我隔離意識強，整個社會有著相當程度的“自我管理”傳統，但與此同時，美國的醫療資源實際上並不富裕，常年處在“滿負荷”運行的狀態。這樣的現狀意味著日本“放棄強力封鎖，重點保護醫療系統的穩固運行”的方式可能更加適合美國。事實上，從美國疾控中心所制定的早期檢測標準來看，美國一度也想要採用類似的方法。但隨著輿論反對意見的出現，白宮開始向民意妥協並擴大檢測規模。但問題在於，這種擴大是盲目的，是一種典型的“倒逼型政策”，在轉變檢測思路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沒有看到任何配套措施出臺。舉例來說，考慮到美國醫療資源緊張，為了應對擴大檢測規模後可能出現的“醫療資源擠兌”，合理的做法是第一時間就啟動“國防生產法”，快速增加醫療資源儲備。但特朗普直到3月底才做出類似的決定。再比如，既然選擇了“半休克”療法，由於做不到“強力封城”，儘可能地推廣“社會隔離（SOCIAL DISTANCING）”政策應該是最符合邏輯的選擇。但由於擔心經濟下行可能對自己的選情帶來不利影響，特朗普在三月末再次轉變態度，稱希望美國經濟“重新開張”。更有意思的是，不到一週後，特朗普卻反而宣佈將“社會隔離”的政策延遲到4月30日。在新冠疫情這種全球性危機面前，美國政府這種朝三暮四的決策態度無異於“聽天由命”，出現問題是一種非常自然的結果。
第三，美國在本次應對新冠疫情中的混亂表現實際上反映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專家”與“決策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隔閡，政策傳導機制明顯不暢。在如今絕大多數大國領導人中，特朗普是唯一一個沒有親身前往過醫院等“第一現場”視察的領導人。而從結果來看，他身邊的幕僚或者衛生官員，或是拿不出有效的方案，或是無法讓總統接受自己的方案，實際上兩者都是“失職”的表現。對於美國來說，由於其龐雜的分權體系，“效率低、秩序混亂”一直都是一種常態。這種多源機制的另一面是，在危機早期不需要事事都經過最高領導層拍板。而隨著不同軌道內的結果輸入到最高決策層，白宮可以在綜合各方意見的基礎上形成一種統一的政策結果並輸出，是一種“亂中有序”的局面。而由於無法驗證的原因，如今的美國（起碼在新冠疫情的應對上）呈現出一種徹底的混亂：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相互“扯皮”，推卸責任；州政府和州政府之間抬價哄搶醫療物資；一線醫生盲目地向社會報警，助長恐慌情緒……簡言之，所有的機制都在向決策者預警，但作為最高決策層的聯邦政府卻遲遲沒有反應。這種情況實際上也是困擾美國的“民粹政治”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之一：作為專家學者、職業官僚的建制派長期抱怨自己的意見得不到重視，而作為民粹派代言人的總統則長期鼓吹“建制派”腐敗無能，但在危機面前，二者既無法實現有效的合作，卻又都沒法獨當一面，最終只能眼看著危機一點點擴大並發展到難以收拾的局面。
不過，客觀來說，美國目前的防疫工作也並非完全沒有閃光點。從病死率的相關數據來看，美國社會對老人的保護還是比較到位的。在西雅圖養老院的案例之後，美國還沒有出現老年人的積聚性爆發。有不少州，50歲以下的人口是零死亡。不過，隨著新增病例的不斷增加，在美國國內的呼吸機產量變現之前，美國的防疫工作還要經歷一段“黎明前的黑暗”。
最終分析結論（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早期檢測和監控的失敗、混亂的政策邏輯以及國內政治帶來的隔閡，使得美國的防疫工作走到了今天這個地步。儘管從病死率來看，美國社會對老人的保護做得還算不錯，但隨著新增病例不斷增加，美國的防疫工作還要經歷一段“黎明前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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