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到3月29日，美国国内新冠患者累计确诊达到124464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此外，美国累计死亡2185人，病死率约为1.75%。尽管目前新冠疫情在3亿人口的美国尚在可控范围内，但随着确诊人数不断激增，美国内部目前的医疗体系已经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于：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相对来说最为完善的防疫体系，美国的防疫工作如何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对此，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有如下观察：
第一，部分由于高层不够重视，“政治疫情”干扰了病毒疫情。美国正处于大选年，两党政治正处于较劲的时候。在早期的疫情检测和监控上，美国的疾控监控体系出现了巨大的疏漏。实际上，美国情报界早在1月初就已经开始预警新冠疫情可能在美国爆发，在情报机关的推动下，美国疾控中心（CDC）从1月3号就已经开始发出预警，但这些情报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负责卫生的官员直到1月18日才有机会和总统就新冠疫情的问题进行交涉，并且这次谈话仍然没有引起总统对新冠病毒的警觉。整个2月份，特朗普（多半是出于选情的考虑），一直在尝试向民众淡化新冠疫情的威胁，甚至宣称病毒有可能“奇迹般地消失”。倒是国会罕见地多给了白宫6亿美元的应对资金。而从如今的情况来看，新冠病毒在美国不但感染基数大，而且传播范围广，遍布全美50个州，这说明病毒在美国经过了一定时间的自由传播。参考我国经验来看，要达到如今美国的传播幅度，这一自由传播的时间至少在1个月。换句话说，新冠病毒有可能从一月底甚至更早的时间节点上，就已经开始在美国内部传播，而美国人引以为傲、让全世界纷纷学习的防疫监控体系并没有成功控制情况，直到2月25日才确认了第一例“社群传播”病例。这显示了美国早期防疫工作的巨大失误。事实上，《纽约时报》目前已经开始把矛头直指FDA局长哈恩（DR. STEPHEN HAHN）和卫生部负责人阿扎尔（ALEX M. AZAR II），认为两人应该为此负主要责任。
第二，在已经明确内部存在无法溯源的病例之后，美国政府没有拿出一个行之有效并一以贯之的公共健康危机策略，在整个疫情的应对和管理上都呈现出相当混乱的局面。安邦认为，世界各国国情不同，因此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防疫策略。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我国的“休克”疗法还是日本、新加坡的“保重症”疗法，或是韩国的“系统”疗法，只要操作得当，都有成功的可能。但成功的前提在于：决策层必须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出发，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策略，并能够维持一定的政策定力。美国人口密度低，居民自我隔离意识强，整个社会有着相当程度的“自我管理”传统，但与此同时，美国的医疗资源实际上并不富裕，常年处在“满负荷”运行的状态。这样的现状意味着日本“放弃强力封锁，重点保护医疗系统的稳固运行”的方式可能更加适合美国。事实上，从美国疾控中心所制定的早期检测标准来看，美国一度也想要采用类似的方法。但随着舆论反对意见的出现，白宫开始向民意妥协并扩大检测规模。但问题在于，这种扩大是盲目的，是一种典型的“倒逼型政策”，在转变检测思路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看到任何配套措施出台。举例来说，考虑到美国医疗资源紧张，为了应对扩大检测规模后可能出现的“医疗资源挤兑”，合理的做法是第一时间就启动“国防生产法”，快速增加医疗资源储备。但特朗普直到3月底才做出类似的决定。再比如，既然选择了“半休克”疗法，由于做不到“强力封城”，尽可能地推广“社会隔离（SOCIAL DISTANCING）”政策应该是最符合逻辑的选择。但由于担心经济下行可能对自己的选情带来不利影响，特朗普在三月末再次转变态度，称希望美国经济“重新开张”。更有意思的是，不到一周后，特朗普却反而宣布将“社会隔离”的政策延迟到4月30日。在新冠疫情这种全球性危机面前，美国政府这种朝三暮四的决策态度无异于“听天由命”，出现问题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结果。
第三，美国在本次应对新冠疫情中的混乱表现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专家”与“决策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隔阂，政策传导机制明显不畅。在如今绝大多数大国领导人中，特朗普是唯一一个没有亲身前往过医院等“第一现场”视察的领导人。而从结果来看，他身边的幕僚或者卫生官员，或是拿不出有效的方案，或是无法让总统接受自己的方案，实际上两者都是“失职”的表现。对于美国来说，由于其庞杂的分权体系，“效率低、秩序混乱”一直都是一种常态。这种多源机制的另一面是，在危机早期不需要事事都经过最高领导层拍板。而随着不同轨道内的结果输入到最高决策层，白宫可以在综合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统一的政策结果并输出，是一种“乱中有序”的局面。而由于无法验证的原因，如今的美国（起码在新冠疫情的应对上）呈现出一种彻底的混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相互“扯皮”，推卸责任；州政府和州政府之间抬价哄抢医疗物资；一线医生盲目地向社会报警，助长恐慌情绪……简言之，所有的机制都在向决策者预警，但作为最高决策层的联邦政府却迟迟没有反应。这种情况实际上也是困扰美国的“民粹政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作为专家学者、职业官僚的建制派长期抱怨自己的意见得不到重视，而作为民粹派代言人的总统则长期鼓吹“建制派”腐败无能，但在危机面前，二者既无法实现有效的合作，却又都没法独当一面，最终只能眼看着危机一点点扩大并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局面。
不过，客观来说，美国目前的防疫工作也并非完全没有闪光点。从病死率的相关数据来看，美国社会对老人的保护还是比较到位的。在西雅图养老院的案例之后，美国还没有出现老年人的积聚性爆发。有不少州，50岁以下的人口是零死亡。不过，随着新增病例的不断增加，在美国国内的呼吸机产量变现之前，美国的防疫工作还要经历一段“黎明前的黑暗”。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早期检测和监控的失败、混乱的政策逻辑以及国内政治带来的隔阂，使得美国的防疫工作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尽管从病死率来看，美国社会对老人的保护做得还算不错，但随着新增病例不断增加，美国的防疫工作还要经历一段“黎明前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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