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孔廟
很多人對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學的研究和評論，基本上屬於管中窺豹，斷章取義，沒有像古人一樣從整體的宏觀的角度對儒學進行一個全面的把握，導致研究出現很大偏差。儒學本身其實是個體系化的東西，包括方法論、價值觀、道德觀、美學、政治學、世界觀等。這裡有必要對儒學大意進行一個概括，並對其研究路徑做一個初步的總結。
傳統儒學就是《四書五經》，這是一個整體，有其內在很強的邏輯聯繫。《四書五經》的本質就是一個字：“知”，沒有“知”就沒有其他一切，但是中國傳統儒學的“知”的內涵超越了西方傳統文化的“知”，西方傳統文化的“知”只止步於哲學和科學，相當於傳統儒學“八目”中的第七目和第八目（最高目）“格物致知”，並未達到中國儒學的“綱”，也就是“止於至善”。中國傳統儒學歷來講究“綱舉目張”，沒有這個“綱”，“格物致知”很可能研究出原子彈和生物武器。這是中國傳統文化超越之所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知”則將終極目標定在了“止於至善”，人之所以為人，就在於這四個字“止於至善”，“仁”是“止於至善”這四個字的簡化版本，也是《論語》的基礎思想。“仁”本來指人們之間社會關係的調整，由於有了“止於至善”的“綱領”，儒學的“仁”（也就是人與人的社會關係）就有了至善的含義，所謂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這種“仁”的關係，其他的禮制、法律、道德都是建立在這個“仁”字上的
學習或者研究儒學，必須按照《四書五經》的順序來讀，這是先賢長期教學研究總結出來的。首先是《大學》，這是儒學的方法論，詳細介紹了治學研究的“八條目”和“三綱領”，使學子上懂“仁”下能“格物致知”，並在實踐中檢驗所學來“治國齊家”。其學習的主旨是在“止於至善”的志向和原則指導下，拋棄一切利害衝突、不良情緒等非理性的認知干擾，去格物致知，得到事物的真相，並由於“止於至善”的匡正，不會把研究用於邪門歪道而危害人類。
臺北孔廟
大學之後是《中庸》，由於《大學》的極端理性的研究作風和至善的研究目的，就使得研究者免於走極端路線，免於偏激，避免所學危害人類，《中庸》就是辯證，避免極端思維，《大學》和《中庸》是一對相輔相成的教材。
接下來才是儒學的重點《論語》，前面說《論語》的核心就是“仁”，就是奠定了一個良好的人類社會基本人與人關係原則，這種奠定不是採用指責和說教的方式來匡正別人應該怎麼做。整部《論語》基本上是在自述孔子和其學生自己應該怎麼做，其方法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以身作則”，而其基本原則就是“自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己主張的，必須自己首先做到”。這種自我批評的謙遜君子風格，和西方的政治學著作通過辱罵別人標榜自己的作風是一個顯著的不同點。《論語》其美學宗旨和其他倫理學宗旨都從屬於“仁”字，“仁”在《論語》中有幾個層次，主要是個人應秉持的原則，也包括經濟、政治和戰爭時人與人的良好原則。然後是《孟子》，《孟子》是對《論語》的一個全面的解釋和補充，並將“仁”的思想發揮到一個新高度。具備了初步的民主思想，《孟子》和《論語》是一對相輔相成的教材。
經過以上的學習研究，學子具備了研究所需要的基本素質和道德規範，下面才進入政治學領域的研究。政治學研究的第一步是《詩經》，《詩經》是對華夏民族的一個整體描述，包括人民的思想感情道德和美學，孔子編撰了最具概括性的三百首各方國詩歌編成《詩經》，就是讓學子基本瞭解我們這個民族的各階層人民是個什麼樣的思想。孔子採用的是“述而不作”的純理性學風，他不對各方國的人民去做一個總結性的評論，因為那種評論無法做到完全客觀。總帶有作者的個人情感，這與儒學的學術研究態度“正心修身”（不帶有個人好惡與情感）是嚴重衝突的，孔子不去評論而採用收集詩歌（採風）的形式對民族的思想和情感做了一個綜述。沒有這個綜述，研究民族心理和狀態就是盲人摸象。
儒家祠
孔子編撰《詩經》是出於學術目的而非文學目的，那麼下一步就是《尚書》，《尚書》和《詩經》是一對，整部《尚書》都是在說那些聖賢是怎麼提出符合人民的意願政治主張和口號，失敗的君王是怎麼違背了人民的意願，這是《尚書》的主要目的，所以《尚書》的研究必須和《詩經》聯合起來，才能知道華夏人民的基本情感與要求。《尚書》是一部儒學學子的政治學啟蒙教材。
經過政治學啟蒙後，下面進入正式的儒學教育，這是孔子教學的主要部分，就是《禮》《樂》《御》《射》，這個不在《四書五經》裡，但是是當時孔子的主要教學內容，由於這四部分隨著生產力和科技的發展，內容不斷更新，所以漸漸成為非原則性的內容而被後世儒家剔除出教學內容。之所以強調這四個名字，主要是孔子教學的主要內容就是國家制度、法律、文化、科技、戰爭，這是政治學的主要目的。研究儒學的人必須清楚，儒學並非只有原則性的內容而無實踐性的內容，是後世儒學有些走偏而不重視這些實踐性內容，如果孔子主考科舉，恐怕秀才們需要文能提筆武能殺敵才行。
政治學教學之後，就進入了宇宙觀本體論的研究領域了，這個領域給出了兩篇著作相互印證，就是《周易》和《春秋》。首先就是《春秋》，《春秋》是魯國史書的名字，“春秋”本意就是“年”，“年”（或歲）是道家的“道”的概念的起源，“道”就是旋轉輪迴的意思，只是這個輪迴非常緩慢，以至它的改變短時間內不被人察覺，雖然表現為大象希形大音無聲，但卻是以一種無可抵擋的自然力量在輪迴改變。其改變的規律就是《易》。是中國上古古典宇宙觀和本體論。孔子將魯國史書截取了一段，共12位君主，其目的就是想與《周易》印證，所以這麼截取，可能和《易經》有很大關係，《周易》六十四卦象，兩兩一對，比如《乾卦》和《坤卦》是一對，象徵天地宇宙，是“道”的主體輪迴（主循環），世界都是在《乾卦》和《坤卦》之間來回輪迴旋轉，一對剛好是12卦，而《春秋》也選擇了12位君主。孔子把魯國史書《春秋》挑選截取這麼一段來對應《周易》，是讓後來者自己去找到社會和歷史的演變規律。他的治學態度嚴謹，沒研究透的他絕對不說，這是他“述而不作”的絕對理性的治學原則的另一種體現，他不是算命的，他只是將華夏的宇宙觀歷史觀羅列出來給學子們自己分析。
閱讀更多 思想先行讀書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