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说，在这次疫情之前，我并不知道方方这个人，但随着疫情的出现，此人却成朋友圈常客。但是，从标题我就能嗅出此人在思想上属于民国遗老一族，如易中天、秦晖等名气更大的人一样。对这些人的文章，我都是用鼻子闻的，而不会用眼睛看。气味酸腐，还怎么去看。
为什么将这些人归为民国遗老，因为他们典型的思想特征是民国式的“批中慕洋”、“否中肯西”、“脱中入西”、“恨中崇西”、“仇中亲西”。现在网上对他们还有一些更形象的描述，是“恨国党”、“慕洋犬”。
当下的恨国党、慕洋犬们，在100年前就是民国大师。反过来说也成立，100年前的民国大师，在当下中国就是恨国党、慕洋犬。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在之中国已经不是100年前的中国了。100年前，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而当下之中国，已经实现了经济崛起，在硬实力上已经属于一流强国，昔日可以肆意侵犯中国的西欧列强已经变成“列弱”。
100年前，中国最迫切的需要是增加硬实力，建立在经济实力之上的军事实力，需要工业化。而当下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一工业大国，制造业已经远远超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被认为是第一经济强国的美国。当然，中国依然需要继续提升硬实力，但是显然，在已经跨入世界一流的情况下，提升硬实力显然已经不是中国之最迫切的需求。
当下中国最迫切的需求是什么？是软实力的提升，是文化复兴、文化崛起。用更形象的说法是，现在中国已经解决了挨打的问题，最需要解决的则是挨骂的问题。
“脱中入西”、“脱儒入西”是民国文化的核心特征，显然，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拥有很大的合理性的。其实，在现在看来，这种合理性至多只有一半，就是“入西”。“入西”的要义在于，通过工业化提升硬实力。
但是，以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领衔的民国大师们，却错误地将“脱中”当成了“入西”的基本前提，认为，要“入西”必须“脱中”，要引入工业化，提升硬实力，就必须在文化上彻底否定中国，彻底否定儒家，然后全盘引入西方文化。
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工业化固然首先出现在西欧，但是绝不能说，工业化完全是西欧文化所孕育，绝不能说，西欧文化是工业化的基本前提。中国的崛起之路，就是在刻意排斥和隔离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下展开的，而且取得了更大的成功，碾压西方式的成功。
从中国的发展事实看，显然中国文化中存在一些因素，比西方文化更适合工业化、更适合经济发展。否则，中国就不会创造“经济奇迹”。中国的经济迅速崛起，之所以被称之为“奇迹”，就是在西方文化的视野中，在当前主流学术的视野中，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解释的。而西方文化的视野、当前主流学术的视野，是无视中国和否定中国文化的，当然无法识别其中可以支撑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
昨天，在朋友圈中看到这样一个桥段，很有意思。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北京的国际机构间流传一则笑话：‘ 1949年，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1979年，只有资本主义可以救中国；1989年，只有中国可以救社会主义；2009年，只有中国可以救资本主义。’”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曾有中国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邓小平巧妙地搁置这些争论，提出了“中国特色”理论。“中国特色”其实就是“中国本色”，显然，在潜意识中，邓公认为，姓资姓社不重要，姓中才最重要。也可以说，中国即不姓资，也不姓社，而是姓中。
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支撑中国发展经济的制度和文化，即非资本主义的，也非社会主义的，而是“中国特色”的、中国本色的，其最深层，依然是中国历久弥新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可以称之为“道义文化”、“道义主义”。中国特色、中国本色的核心在道义。
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产生在近代西欧的思想，属于西学。民国时期，民国大师们主张全盘西化，这个西化主要所指，就是引入资本主义，其主要的践行者就是国民党。但是，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有些人又发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可能更好，主张引入之。后来其主要践行者就是共产党。
共产党战胜了国民党，给人的感觉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适合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特征之一是，主张“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是西方的理论，实际则是中国的实际。“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质是，让西方理论服务于中国实际，而非让中国实际服务、服从于西方理论。毛主席说的“中国实际”，其实就是邓公说的“中国特色”，都是以中国为本位，其实这也与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一脉相承。
“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中体西用”，中国实际是体，西方理论是用。
从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到革命时期的“理论联系实际”，再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直至当下的“民族复兴”、“文化自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这一路走来，在努力学习西方提升硬实力的同时，也在一直努力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事实上，这180年的实践之路，其最内核的支撑，依然是中国自身的文化精神，就是道义文化。
民国大师们主张引入西学，提升中国的硬实力，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民国大师们全盘地、彻底地否定中国文化，否定儒家，则存在严重的问题，不可接受。
我们说，中国已经通过硬实力的提升解决了挨打的问题，但是挨骂的问题却依然没有解决，所以要发展软实力，搞“文化复兴”，提升“文化自信”。
所谓的挨骂，其实质是，在坚持中国文化的同时又在承受、忍受别人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在坚持、坚守道义的同时，又在承受、忍受别人对道义的否定。
如果中国文化真的是垃圾，真的被彻底否定了、彻底抛弃了，中国彻底西化了，也就不存在挨骂的问题。因为，如果那样，中国就不会存在“中国特色”、“中国实际”了，已经彻底西化了，中国已经不再将过去的中国文化、不再将儒家看成是自己了，而是看成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他者，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和辱骂，对儒家的否定和辱骂就与自己无关。
日本、韩国，以及香港和台湾，就不存在中国大陆现在所存在的挨骂的问题，因为他们已经在文化上、精神上彻底西化了，而将中国传统文化、将儒家文化彻底地看成一个他者。
总之，对中国大陆而言，挨骂问题的实质，就是对中国文化进行否定。大家想当然地认为，对中国文化进行否定的是西方欧美人，其实不是，因为真正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是一窍不通，压根不了解。对中国而言，真正彻底否定中国文化的，恰恰是中国人自身。最先否定中国文化的就是那些民国大师们，就是民国思维和民国文化。而现在否定中国文化的，则是继承民国思维的民国遗老，方方、易中天、秦晖之流就是其代表。
进一步追溯可以发现，“脱中入西”、“脱儒入西”的民国思想，其实是从日本引入的，其母体是日本明治维新的“脱亚入欧”思想。“脱亚入欧”，其实就是“脱中入欧”、“脱儒入欧”。
大化改新时期，日本就直接引入了中国文化、儒家文化，那是中国的唐朝时期，至明治已经1000多年。明治前，日本的学术象中国一样，也是以儒家为中心，以四书五经为中心。但是，由于特殊的社会背景，使得日本对中国文化、对儒家的学习又是貌合神离，得其皮毛，失其精髓。
日本和中国一样，同期受到西方列强的入侵。但是，由于日本对中国文化、对儒家不得要领，很容易被西方文化的硬实力和表面现象迷惑，认为西方文化绝对先进，中国文化绝对地先进。甚至进而认为，日本之所以没有出现西方式的进步和强大，完全是学习中国文化造成的，将日本自身特殊的落后、愚昧和野蛮，完全甩锅给中国文化，甩锅给儒家，将“儒家传统”看成阻碍日本前进的绊脚石。于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家”们，提出“脱亚入欧”，开始彻底否定中国文化、彻底否定儒家，甚至恶毒咒骂攻击之。
甲午海战之后，中国激进的年轻人，开始盲目崇拜和羡慕日本，掀起日本留学热，将日本“脱亚入欧”的明治文化搬运、“拿来”到中国，成为民国文化、“新文化”。
西方人是不可能系统性地否定中国文化的，只有对中国文化有相当了但又不得其精髓的解的人，才会去系统地否定中国文化，最先是日本人，然后是甲午之后激进的中国年轻人。
因此，民国大师、民国文化，对中国而言，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好的一面是，通过强调对西方文化的尊崇和引入，促进了中国硬实力的提升进程。坏的一面是，通过否定中国文化、否定儒家，让中国失去文化自信，让中国在软实力上大大倒退。
在100年前，民国思想的好的一面大于坏的一面，但是在中国硬实力已经崛起的今天，继续坚持民国思想就百害而无一利。
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提升硬实力，而是提升软实力，是找回被民国大师、民国文化打碎的“文化自信”。而要实现文化复兴、重拾文化自信，就必须破除，民国大师、民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否定。
但是，从方方、易中天、秦晖之流的表现和影响看，民国思维在当下之中国依然有相当的影响，这无疑是中国继续前进的最大思想障碍，是中国实现文化复兴和文化自信的绊脚石。
事实上，中国固有的道义文化，不仅支撑了中国的经济迅速崛起，而且让中国在经济崛起的同时，没有陷入西方式唯经济主义，而保持了文化独立。这让中国不仅会更文明地挣钱，而且会更合理的花钱。
文明地挣钱是，和平地互惠互利地挣钱，致力于服务全球人民的日常生活，而非是象西方一样去殖民掠夺，搞特权垄断，盘剥压榨全球人民。
文明地花钱是，让挣来钱的去服务和保障全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生命，因此，中国人基建和基础社会全球最先进，中国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避免了西方式的贫民窟，而致力于共同致富、全民脱贫。
最能体现中国会文明花钱的是眼下中国对疫情的处理，充分而合理地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以保障人民生命为目标，全力抗疫，在短短一个多月就控制住了疫情，创造人类抗疫奇迹！
反观欧美等所谓的发国家，尤其是美国，号称比中国还有钱，但是，却把钱看地比人民的生命还重要，其文化和制度的主要目标，是如何保障资本家挣钱，而非保障让人民也挣到钱，更不会去关心人民的生命。因此，疫情到来，西方与中国大相径庭，均无动于衷、漠然视之，草菅人命、涂炭生灵。
因此，方方们在抗疫上对中国的指责和否定，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显得无比地迂腐、恶心，民国思维不仅蒙蔽了他们眼睛，而且遮蔽了他们的良知。
面对当下的中国和当下的世界，最重要的事，去发现中国做对了什么，发现中国文化的合理之处，去发现西方做错了什么，发现西方文化的劣根之处。
“否中崇西”的民国思维在中国已经存在100多年，在“百年大变局”的今天，该反过来了，“否西崇中”，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正确认知当下的中国和世界，才能看清中国之未来，人类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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