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杨福泉老师主编的《当代云南纳西族简史》，2012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民委、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当代云南编辑委员会发起编纂的“当代云南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系列丛书之一，所叙述的历史时间跨度从 1949年至 2011 年（点击蓝字了解简介、后记、目录）。纳西话賨从今天起连载本书，本期为绪论。
《当代云南纳西族简史》
绪 论
一
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全国纳西族人口为308839人，其中云南省295464人，绝大部分居住在滇西北地区，其中以丽江地区[1]居多，其余分布在云南省其他县市和四川省盐源、盐边、木里、德荣等县，也有少数分布在西藏自治区芒康县。原丽江纳西族自治县（2002年分设丽江市古城区和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有20106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58%，占全国纳西族总人口的68.5%。四川省纳西族有8725人，主要分布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和甘孜藏族自治州。
纳西族居住在滇、川、藏交界的横断山脉地区，背靠青藏高原，面向云贵高原。境内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玉龙雪山、哈巴雪山、梅里雪山、白芒雪山、贡嘎山等名山大川，山体与峡谷并列，顶峰海拔常在5000米以上，个别甚至超过6000米，峡谷深切，相对高差极大。纳西族居住区平均海拔2700米，独特的地貌因素，使得气候、植被、土壤乃至整个自然综合体都呈明显的垂直变化，气候有寒、温、热3种类型。高寒山区平均气温为5.4℃，金沙江河谷为14.5℃，丽江坝区和泸沽湖盆地为12.6℃；年降雨量为800毫米～1034毫米。
纳西族地区多名山大川，山区密布云南松、红松、华山松、云杉、冷杉、红杉、铁杉等优质用材林，是我国西南的著名林区。纳西族聚居区丽江市是中国著名的植物保护基地之一，在丽江市古城区和玉龙县境内，仅种子植物就多达2998种，单是杜鹃花就有40多种，热带、温带、寒带植物在全市均有分布。全市鸟兽类资源也十分丰富，据统计，共有兽类8目，21科，83种，占云南兽类总数的29.6%，其中资源兽类近40种；共有鸟类17目，46科，290种，占云南鸟类总数的37.6%，其中资源鸟类230多种。珍稀鸟兽的种类较多，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有黑颈鹤、滇金丝猴等。纳西族居住地区虽然交通不便，但由于地处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滇中高原过渡地带，因此成为滇川藏几省区各民族彼此交往的通道。
纳西族有多种自称：居住在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古城区、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永胜县和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俄亚、盐源县达住等地的纳西人自称“纳西”（naq xi）[2]；居住在云南省宁蒗县永宁、翠依和四川省盐源县、木里县的雅砻江流域和泸沽湖畔的纳西人自称为“纳”（naq）或“纳日”（naq ssee，或音译为“纳汝”）；居住在宁蒗县北渠坝和永胜县獐子旦的自称“纳恒”（naq hi）；居住在云南省香格里拉县三坝乡的纳西人自称“纳罕”（naq hail，或译为“纳汗”）；此外，还有少数自称为“玛丽玛沙”（ma lil ma sa，居住在维西县）、“路路”（lvl lv，又音译为“鲁鲁”，居住在丽江塔城、鲁甸等地）。在上述自称中，以纳西、纳日、纳罕、纳恒几种称谓居多，特别是自称纳西的人占纳西族总人口的六分之五，因此，根据本民族意愿，经国务院批准，于1954年正式定族称为纳西族。“纳”一词有“大”“宏伟”“浩大”“黑”“黑森森”“黑压压”等意思，“西”“日”“罕”等皆意为“人”。
在汉文古籍中，纳西族的他称有“麽些”（“些”读如so）、“摩沙”“摩挲”“摩娑”等，近现代汉族民间亦曾流行以“麽些”（摩梭）称纳西人。英文、法文将“麽些”译为moso或mosso。方国瑜教授认为“麽”或“摩”都是“旄牛夷”之“旄”一词的音变，“些”（so）是“人”一词之古称。由于历史上的这一他称比较普遍，直至族称正式定为“纳西”之前，各地纳西人填族别时填“麽些”或“摩西”。藏族则称纳西族为“姜（Hjang），《格萨尔·姜岭大战之部》中的“姜”即指纳西族。“姜”是“羌”的音变。白族自古称纳西族为“摩梭”（麽些），但通用的他称仍为“摩梭”（麽些）。主要居住在中甸县（现为香格里拉县）东南部东坝等地的部分纳西人（自称“纳西”或“纳罕”）被称为“阮可”（又音译为“若喀”）。
纳西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纳西族语言处于羌语支和彝语支分界点上，与这两种语言具有双向相似性。纳西语分化为以丽江坝区为代表的西部方言和以宁蒗永宁为代表的东部方言。西部方言主要通行于丽江、香格里拉、维西、永胜等市县。此外，鹤庆、剑川、兰坪、德钦、宁蒗、永宁坝皮匠村和四川省木里县的俄亚、盐源县的大咀、冷九主和西藏芒康县的盐井等地也使用西部方言。东部方言主要通行于宁蒗、盐源、木里、盐边等县。
纳西族有祭司东巴用来书写经书的两种文字，一种是图画象形文字，纳西语称之为“斯究鲁究”（ser jel lv jel），意思是“木石上的痕记”（又译为“木石之标记”或“木石之记录”），绝大多数的东巴经用这种文字写成。东巴图画象形文字始于何时，学术界尚无定论，有殷商之前说、唐代说、宋代说、明代说等。从其文字性质看，它是一种兼备表意和表音成分的文字，由象形符号、表音符号和附加符号构成，并以象形符号为主。在象形符号中，包括象形字、会意字、合体字、转意字等字符。这些字符的读音、意义和形体已开始基本固定，并同纳西语中的具体词语有了大体固定的联系，这使它同原始记事的图画字有着明显的本质区别。而形声和假借的表音符号在东巴象形文字中的大量运用也是与原始记事的图画字相区别的重要标志。然而，东巴象形文中也同时保留了很多完整的图画字，不少动物字往往一字二体，一体表全身，一体表局部（局部往往是头部）。这正是文字从象全体到象局部的发展的反映。从文字形态看，东巴象形文是一种正从图画字向象形字过渡的文字，在文字发展史上代表一个特殊的阶段。由于至今还有人能识读和运用这种文字，因此在国际学术界有“世界上唯一保留完整的活着的象形文字”之誉。
东巴所使用的另一种文字称“格巴”（ggeq bbaq），它是一种表词的音节文字，当文字记录语言时严格保持字和词相对应。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格巴文中有些字是独立创制的，有的从东巴象形文字蜕变而来，另有一部分则来源于汉字，有的是借汉字形和字义，有的是借汉字的字形和读音，有的只借汉字的字形而无音义联系。格巴文流行的范围小，能识读它的东巴也不多，用它写成的东巴经很少，目前在国内收集到的只有二三百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有关民族语文方面的政策和纳西族人民的意愿和要求，1956年6月始，选定西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大研镇土语为标准音，设计了一套拉丁字母形式的《纳西文字方案》（草案），并提交1957年3月在昆明召开的云南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这一“草案”在会上获得通过后，提交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试验推行。1981年，相关部门对《纳西文字方案》（草案）组织修改后，在小学进行双语教学中使用。
阳春三月的丽江古城
二
纳西族的族源，学者多认为源于远古时期居住在我国西北河（黄河）湟（湟水）地带的古羌人，以后向南迁徙至岷江上游，又向西南方向迁徙至雅砻江流域，再西迁至金沙江上游东西地带。随着纳西族分布地区考古实物的不断发现，一些学者提出了纳西族是南迁的古羌人与现居住地土著融合而形成的观点。考古工作者首先在丽江坝东南的木家桥发现了古生物化石和人类股骨化石、头盖骨化石和旧石器，经科学鉴定，木家桥所发现的古人类化石距今10万年左右，考古学上称之为“丽江人”。而后在泸沽湖地区发现了新石器遗址和细绳纹陶器、铁器、铜器、铁器等。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康定、雅江、新龙、巴塘等县，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攀枝花市盐边县，西藏自治区贡觉、芒康县，云南省德钦、丽江、永胜等县又相继发现了石棺葬文化，这些地区基本上都属于历史上纳西族的活动范围。有的学者认为川西南及滇西北的石棺葬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包括纳西族在内的部分古代氐羌部族的文化习俗。
纳西族的“送魂”习俗和东巴经所记载的送魂路线，各地纳西族有关迁徙路线的传说，也是追溯纳西族迁徙历史的重要资料。因为这一条送魂的路线，实际上即纳西族先民的迁徙路线，送魂路线的很多路站名都与川滇藏纳西族活动地区的古今地名相对应。很多地方的纳西族都说他们是从北方一座叫居那什罗的神山上迁徙下来的，至今纳西人仍以传统母房中的中柱象征此山。从各地纳西族迁徙路线的记载看，纳西族先民从甘青高原迁徙至现在分布地区有多条路线。
秦汉至唐宋时期，纳西族先民分布在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南部、攀枝花市盐边县、雅安地区和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部以及云南省西北部地区。根据《后汉书》《三国志》《华阳国志》等史书记载，汉代时居住于越嶲郡的纳西人称为牦牛种；蜀汉时居住于汉嘉郡的纳西人称为旄牛夷；晋代居住于定笮（今四川省盐源县）的纳西人称为“摩沙夷”。至东汉时，纳西先民与东汉王朝直接建立了政治关系。永平十七年（74年），川西南白狼夷向东汉王朝奉贡、献诗三章，称为《白狼王歌》，共44句176个字，其中有90多个字与现代纳西语相同或相近，说明白狼夷可能是纳西先民，清末民初汉文史籍和民间传说中多说古白狼国即在今四川省巴塘。
汉晋时期，金沙江和雅砻江流域的纳西族的政治、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
定笮一带“摩沙夷”之地盛产盐、铁和漆，曾引发东汉朝廷派官兵争夺定笮盐铁之利的战争。明代丽江木氏土司所修的《木氏宦谱》中对东汉及蜀汉时摩沙夷在盐源的活动也有简略记载。据《元一统志》记载，约在公元3世纪初期，“麽些蛮”酋长蒙醋醋，侵夺“濮卢二蛮”所居的巨津州（今丽江市玉龙县巨甸）地区而“世袭居之”，传至元初时已历“三十九世”，发展成为“麽些大酋”。公元5世纪后期（南朝齐、梁之际），麽些酋长泥月乌率众驱走原来定居于今宁蒗县永宁的吐蕃而世代生息繁衍于此。公元6世纪的梁、陈之际，另一支纳西先民经木里无量河流域，南迁至金沙江上游今香格里拉县东南部的三坝地带。
到唐代，《蛮书》等史书多称纳西为“麽些”。此时各地纳西族有了较大的发展，根据《蛮书》所载，东至今四川省西川地区，南至大理州宾川县，西至澜沧江边的维西县一带，北至铁桥上下的德钦、中甸县一带，都有纳西人分布。7世纪中期（唐高宗时期），纳西族部落集团首领叶古年，夺取“濮獬蛮”所居住的“三赕”（或称“样渠头”，元初设“通安州”，即今丽江坝）。7世纪末到8世纪初（唐麟德元年前后到开元年间），早就从盐源地区南渡金沙江和从丽江迁徙到洱海以东的纳西族形成大的部落，在今云南宾川县建立了“越析诏”（又称麽些诏），为“六诏”之一。后其领地被得到唐王朝支持的南诏所吞并。“越析诏”的兴旺前后约70年。在唐代，纳西族所分布的地区处在唐、南诏、吐蕃三个政权之间，有铁桥之险和盐、铁之利，成为这三大力量的逐鹿中心。麽些部落在动荡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其依附关系因这三大力量在这一地区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而变更，与各方都有较多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矛盾纷争。纳西酋长还与南诏联姻，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蛮子朝》一诗中曾提到：南诏王子到京城长安朝拜唐朝皇帝时，其向导是“摩沙”（纳西）人。唐贞元十年（794年），南诏与唐王朝联合，向吐蕃发动铁桥战役，吐蕃势力向北败退，南诏占领铁桥上下麽些区域，并将上万户麽些迁徙到滇池周围地区居住，麽些人口和势力受到削弱。唐时，纳西族的畜牧业仍很发达，在铁桥一带进行大批的牛羊贸易，农业经济也有发展。同时，冶炼技术达到较高水平，纳西人所制造的兵器“铎鞘”名震六诏，南诏《德化碑》中将其称为“宝物”。
宋代，纳西族地区属大理国管辖，但不少地区的纳西族土酋各占一方发展势力，大理国不能有效地控制纳西族地区，北边的吐蕃则长期内乱频繁，无力南下。纳西族地区处于相对安定的局面，人口、经济和文化都得以发展。史载当时的纳西土酋牟保阿琮（麦宗）创制“本方文字”（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象形文字，有的认为可能是音节文字“格巴文”）。
13世纪中叶的南宋宝祐元年（1253年），蒙古军在忽必烈的率领下兵分三路南征大理国，经木里（今四川省木里县）到永宁日月和（今云南省宁县永宁乡境内）。忽必烈进入纳西族地区后，对当地部落首领先后授以“茶罕章管民官”“茶罕章宣慰司”等官职，此为土司土官制度的雏形。1274年，元政权设置“丽江路军民总管府”，“丽江”之名从此始。1285年改置“丽江军民宣抚司”，宣抚司皆由麦良子孙承袭。从此，基本统一了“酋寨星列”的纳西地区各部落，并正式纳入了云南行省的行政区辖，加强了同内地的联系。
从1253年忽必烈灭大理国到清朝雍正元年（1723年）实施“改土归流”的470年间，元、明、清三朝直接在纳西族地区推行中央王朝管辖下的世袭土司制度。
明代是纳西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深得明王朝信任和倚重的丽江木氏土司采取较为开明的政策，不闭关自守，积极地引进中原汉族地区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教育，广揽人才，将一些医生、教师、画师、佛道教人士和开矿、冶炼、建筑、铜业、银业等方面的技术人才引进纳西族地区。这些汉族同胞后来都多与纳西族融合。木氏土司的开明政策促进了丽江纳西族地区各方面的发展繁荣。在经济生产方面，特别兴盛的是开矿业，木氏在丽江、木里、中甸、兰坪、维西等地大办银矿、铜矿、金矿、铁矿及盐井等，木氏因此成为云南省内最富有的一家大土司。《徐霞客游记》中写到木氏时说：“产矿独盛，宜其富冠诸土郡”，《明史·云南土司传》称赞“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木氏土司还重视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畜牧业也比较发达，出产名马，常作贡品。此外，木氏土司还很重视本家族内的汉文化教育，出现了以木公、木增为代表的木氏汉文学作家群。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先后在纳西族地区得到传播和发展，产生了著名的融多种宗教文化于一体的艺术杰作“白沙壁画”等。
明代木氏土司有较强的军事力量，不断地为明王朝征战效力，多次得到皇帝亲赐的“辑宁边境”“诚心报国”“西北藩篱”等嘉号。木氏也借机向北扩张势力，自天顺六年（1462年）开始向藏区用兵，到明末，其势力范围达木里、巴塘、理塘、康定及西藏昌都以南地区。木氏迁移大批纳西人民到上述地区戍守，此后这些纳西人大都融合于藏族中。木氏所发动的频繁战争曾给藏、纳西等族民众带来灾难，但在这期间，两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得到了长足发展，通过“茶马古道”所进行的贸易日益繁荣。木氏土司在川、滇地区推动和弘扬藏传佛教，特别是在推进噶玛噶举教派的传播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当地藏族民众中贏得较高声望。
明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知府木增用15年的时间，在丽江府主持刻印了藏文《大藏经》（史称丽江一里塘版《甘珠尔》），成为滇藏政教关系史和纳藏文化史上值得颂扬的重要人物。现在拉萨大昭寺里还珍藏有木增奉献给该导的《甘珠尔》朱印版共108卷，包括一千多篇文献，是大昭寺的珍贵文物之一。丽江版《甘珠尔》大藏经是纳西土司木氏家族和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教派首领人物密切合作的成果，是滇西北以纳西族为主的各族人民与西藏人民之间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见证，被藏族学者称为“滇藏政教关系史上空前绝后的创举。”[3]
清朝雍正元年（1723年），丽江实行“改土归流”，朝廷委派流官任知府，降木氏土知府为通判。“改土归流”后，免除了土司的各种苛派，废除庄奴500多户、2000多人，建立了封建地主经济。流官知府鼓励人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使耕地面积大大增加。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较快的发展。“改土归流”打破了木氏贵族垄断汉文化教育的局面，大力鼓励和支持民众学习汉文化，在城乡形成浓郁的学习汉文化的风气，使纳西族中产生了一批又批能诗善文、熟悉汉文化的知识分子。
三
纳西族地区的坝区与河谷区是主要的产粮区，主产小麦、水稻、玉米、油菜、大麦，豆类有蚕豆、黄豆、豌豆、鸡豆、白芸豆等；高山作物有荞麦、燕麦、青稞、土豆、大麻等；河谷区有花生、甘蔗、棉花等；经济林木有楸木、漆树、核桃、板栗、桑树、花椒、竹子等；水果品种有桃、李、梨、柿、苹果、梅、杏、石榴、橘子、香橼等，现烤烟种植也有较大发展。
畜牧业是纳西族地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农户都普遍饲养牛、马、骡、猪、羊等，山区农户的畜牧业比重大，各户都有羊群。骡马主要作为商品在“七月骡马会”上出售，“丽江马”以“质小而体健，上高山，履危径，虽数十里不知湍汗”而蜚声海内，被誉为云南三宝之一。不少男子从事马帮业，马帮是各民族进行商品交换的主要运输工具。
玉龙雪山脚下以蜂窝状石块砌墙形成独特建筑风格的玉湖村
纳西族的居住习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迁。纳西族在古代曾有过“穴居”之习俗，之后又有过与游牧生活相适应的羊毛毡制帐篷居住的习俗。纳西族随着由“随畜迁徙”的游牧民族演变为以农耕为主的民族后，居住方式也产生了变化，开始建造较固定的木结构民居，从而出现了井干式的木楞房。传统的木楞房直接以圆木为材料，建造时先平齐木料，在两端砍出接口，然后将圆木首尾相嵌，大小头均齐，构成四面围墙，然后架起檩条直接铺上长形木瓦，用石头紧压木板，圆木间抹上牛粪或泥，以避风寒。泸沽湖畔摩梭人的木楞房绝大多数由四个房屋组成大小不等的四合院，一幢是正房，左面是经堂，右为畜圈，正房对面一坊为两层楼。正房为全家就餐、主妇休息及储存粮食杂物的地方；对面的楼房上分为许多小间，是“阿夏”情人偶居的地方；院内房间布局较为复杂，有主室、上室、下室、后室、仓库等。
纳西族将正房称为“吉美”，直译意为“母房”“大房”。祖房是整个家庭住宅的中心。祖房内神龛下设平台型单火塘或双火塘灶，火塘中央埋一个盛有金银、五谷及海贝等物的土碗或陶罐，象征火塘灶的心脏。火塘是人们日常生活和精神文化的一个中心，火塘边的座位与人们的性别角色和家族、家庭的尊卑长幼序列密切相关。丽江、香格里拉等地纳西人火塘边东西两端靠近神龛的座位最尊，分别属于家庭男女家长。火塘边供奉灶神、祖先神等。有不准将水泼于火塘，不准跨越火塘，不准用脚踩铁三脚架等的种种禁忌。纳西人的人生礼仪和多种东巴教仪式都在火塘边举行。部分丽江山区的纳西族除了保留火塘灶外，还普遍在正房中砌有锅台灶。坝区则已普遍实行单独的厨房和锅台灶烹饪方式。
自明代始，在丽江纳西族中已建盖有宏伟壮观的瓦房，但大都是土司和头目的住宅及寺观庙宇。
从清代起，随着文化交流的增多和纳西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汉、白、藏等族的建筑技术不断为纳西族所吸收，被称为“三坊一照壁”和“四合五天井”的土木或砖木结构瓦房建筑在丽江城镇和坝区、河谷区农村普遍流行起来，并产生了极有特色的民居庭院。门前即渠，屋后水巷，跨河筑楼，丽江古城和不少乡镇民居“家家有院，户户养花”。庭院是民居平面构图的中心，其地板通常用块石、瓦渣、卵石等简易材料，按民间风格铺砌成有象征意义的图案，如“四蝠（福）闹寿”“麒麟望月”“八仙过海”等，体现了多民族建筑艺术的融合。农村“三坊一照壁”楼瓦房的西房北房为房卧室，南房作畜圈。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丽江大研古城典型地反映了纳西族博采众长而形成的高超的建筑艺术，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观。古城坐落在玉龙雪山下海拔2400米的高原台地上，始建于宋末元初（一说建于唐代，即当时的“三赕城”），总面积3.8平方公里。四方街是古城中心，四条干道呈经络状向四周延伸。“城依水存，水随城在”是古城的一大特色。位于城北的黑龙潭为古城主要水源。潭水由北向南蜿蜒而下，至双石桥处被分为东、中、西3条支流，各支流再分为无数溪流，入墙绕户，穿场走院，形成主街傍河、小巷临水、跨水筑楼的景象。四方街西侧的西河上设有活动闸门，居民利用西河与东河的高差冲洗街面。众多大小水流之上，造型各异的古老石桥、木桥多达354座，使大研古城的桥梁密度居中国之冠。古城的街巷全部用红色角砾岩石（民间称为五花石）铺成，晴不扬尘，雨不积水。
木氏土司的府第巍峨壮观，模仿中原王者气度，又没有落入中原皇宫帝苑“居中为尊”、一切其他建筑皆须围绕王宫而建的俗套，它僻处城南一隅，而作为全城中心的则是商贾云集的四方街，如蛛网般纵横交错的街道像星光般从四方街这一最明亮的商贸中心向四方八面辐射。从中可看出古城最初形成于乡村集市，最终也因商业贸易而繁荣。这与古城千百年来作为“茶马古道”重镇的历史密切相关。
清末至民国初年之后，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丽江纳西族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地主经济不断发展的前提下，商业资本也开始得到相应的发展。特别在抗日战争期间，东南沿海对外贸易中断，中缅交通被日本封锁，中印贸易空前活跃，丽江遂成为印、藏与内地贸易的枢纽。丽江城出现了拥有上百万元资金的纳西族商业资本家。在纳西族居住的地主经济区的手工业特别是大研镇（今属古城区）的手工业比较发达，有铜、铁、木、皮、纺织、染业、泥瓦等10多种行业。1949年以前，丽江古城80%以上的人口，主要依靠手工业和商业谋生，在20世纪40年代曾有过独立的手工业者2500多人。
四
在丽江等地父系制纳西族社会，传统的生产组织是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在宁蒗永宁母系制纳西族社区中，母系大家庭则是基本的生产单位。此外，纳西族民间还有传统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合心组”等，通常由相处融洽、关系密切的邻居或亲戚朋友自发组成，一般规模较小，多则十来户，少则四五户，是在农忙季节临时性组成的互助生产组织。还有互助性放牧组织“路补”，几户人家的牛羊在一起放牧，由各户轮流出人放牧。
从云南维西县纳西崇拜的神山达摩祖师洞鸟瞰金沙江
丽江纳西族的父系家庭，大多由三四代人组成。子女从父姓，财产由父亲传给儿子，实行父系继承制。分家时，传统习惯是由儿子们均分田地、房屋和大牲畜，而幼子有优先权得到最好的一份田地产。分房子也一般是由幼子占祖房，其他儿子另外择地建房。有女无子的或无子女的家庭，可过继兄弟的儿子继嗣。假如要为女儿招赘，必须取得兄弟们的同意，赘婿才能取得继承权。绝嗣家庭的财产，由本族近亲继承。
在受儒家封建礼教影响较深的丽江纳西族中，妇女过去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低下，一般无财产继承权。还有其他许多重男轻女的习俗。但在保留传统文化较多的香格里拉县三坝等地纳西族中，虽然同样是父系制社会结构，但妇女在家庭中仍然有比较大的权力。如儿女的婚事，决定权不在父亲而在母亲；女子出嫁时，可以带走平时自己积累的一切个人财物，甚至还可以带走一块田地；家中无男儿时，女儿可以继承父母的全部财产，族里的长辈无权干涉她的继承权利。
纳西族主要聚居区实行一夫一妻制，结婚一般都要经过订亲、请新娘、举行婚礼的程序。过去有少数“抢婚”和“兄亡纳嫂”的“转房”婚俗，同姓不同宗的人可以通婚，但同一“崇窝”之间禁止通婚；姑舅表和姨表优先婚是过去比较流行的习俗。
纳西族的传统婚礼称为“素字”（svl zeel），意为“迎接生命神”。纳西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神“素”，新娘是外来的新的家庭成员，因此要把她的生命神迎进新郎的家庭，与新郎家庭其他成员的生命神结为一个集合体。整个婚礼过程大体有如下内容：新郎家请东巴择吉日准备生命神之箭、桩、竹篓、塔、桥、梯、石、线等物；接新娘；新娘告别祖灵、娘家亲人及火塘灶；新娘进新郎家后行洗头礼；进母房（祖房）拜火塘灶边的祖灵和神灵；东巴主持举行祭生命神，拴生命线的仪式，这是婚礼的核心内容。届时在新郎面前放一把木杆秤，新娘前放一把铜锁和木升，有的则是新郎手持生命神之木桩，新娘手持生命神之木塔。东巴边咏诵经书，边在新郎新娘的额头抹酥油祝吉，继而一一抹酥油于母房的擎天柱、神龛、火塘中的铁三脚架、火塘边的男女床、弓、箭、砍刀、粮柜、铜锁、木升等上并咏诵相应的祈福语。其整个过程与东巴教密不可分。清代“改土归流”后，流官在丽江纳西族地区“以夏变夷”，大力推行汉族婚俗，订婚按周礼的六礼，即问名、纳采、会亲（在丽江称之为亲家会）、过门（丽江称请媳妇）、送礼柬、迎亲。在接亲、宴客、分大小、回门等婚礼程序上也大量融进了汉式习俗。而当代的婚姻习俗随着时代和人们观念的变迁，过去的很多繁冗礼节已经大大简化。
泸沽湖地区的纳人（摩梭人）中同时存在着母系家庭、母系父系并存家庭和父系家庭3种形式，但母系家庭是主要的家庭形式。母系家庭所有成员的世系皆从母，男女成员系由一个或几个始祖母的后裔组成，母系血缘是维系家庭的基础，财产按母系继承，由母亲传给子女，舅传给甥和甥女。男子在家中的身份是舅祖、舅舅、兄弟、母亲的儿子或舅舅的外甥。每个母系家庭有一个家长，通常由年长或能干的妇女担任。舅掌礼仪、母掌财产是家庭权利和分工的形式。母系家庭的传统观念认为：女子是根种，缺了就断根。如果某个家庭一旦没有女继承人，便要过继养女。一个母系家庭的成员一般都在10人以上，多的达30～40多人。由于这种家庭的全部成员都是母系血亲关系，属于一个亲族，不存在父子、婆媳、翁婿、姑嫂、妯娌等关系，没有外姓，关系单纯，财产属于大家庭所有，很少发生闹财产、闹分家的纠纷。
与母系家庭相应的婚姻形式是现在人们熟知的“阿夏”婚。“阿夏”是摩梭男子称呼女情人的称谓；而女子称呼男情人是“阿都”。现在一般用“阿夏婚”来指称这种“走婚”形式，并不十分妥帖。“阿夏”婚的基本形式是男不娶女不嫁，相恋钟情者互送信物定情。情侣双方都终身生活在母亲家里，男子在夜间到情侣家过偶居生活，次日黎明即返回自己的母亲家里。男女缔结“阿夏”关系要遵守传统习俗，只有不属于同一母系血缘的成年男女才能建立这种关系；“阿夏”所生的子女随母，血统也依母系计算。
家族组织普遍存在于纳西族中。家族由几户至若干户共尊一个始祖的血缘亲属组成。在丽江、维西、中甸等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纳西族地区，家族依照父系血统而组成。丽江纳西族的家族关系有这样一些称呼：“丁吉”“丁支”“丁化”和“崇窝”。纳西人把父系亲族视为“骨”，母系亲族视为肉”。“崇窝”之“窝”即来自父系亲族“窝阔”之“窝”，即父系亲族的根骨，“崇窝”即由一个男性远祖后裔组成的有血缘亲属关系的家族组织。在当代，由于社区的变迁发展和人口迁徙等原因，“崇窝”这一社会组织结构已变得松弛分散，一个“崇窝”一般分布在不同地区的村落中，已看不到一个崇窝”的所有后裔集中在一个村的情况。由于“崇窝”繁衍发展后居住分散，很多成为远亲，相互间的关系纽带并不是那么紧密，因此现在很少有整个“崇窝”的共同活动。
现在纳西族家族组织中联系比较密切，有共同活动和起一些作用的是“丁支”，即由“崇窝”分衍出来的一个祖先的若干后裔构成的一个家户群，各个“支”或同一“支”家户之亲疏相距三四代至10多代不等，其亲密关系程度以住同一个村或近邻村为条件，他们共尊一个近亲始祖，过去有共同的公地和山林，有由“崇窝”中委派的护林员。“丁支”还有共同的墓地，有的由“丁支”又依远近亲疏关系分衍为若干家户群，亦各有自己的墓地，在同一天扫墓祭祖。过去，“丁支”有共同的祭天场（如果人多，可以分为若干祭天场），在一起祭天。有婚丧、起房盖屋等事时“丁支”成员互相帮忙，内部纠纷自行调解，涉外事情公推有威信的长者联系解决。族中公认的有威望长者可以主持祭天、祭祖、调解纠纷、主持分家等。
在古代，丽江纳西族曾有“梅”“禾”“束”“尤”4个氏族，东部方言区的纳西族多数属纳西古氏族“梅”“禾”两支后裔，西部方言区的纳西族多数属纳西古氏族“束”“尤”两支后裔。在丽江、维西等地的纳西族中，家族之上的氏族组织早已消失。
泸沽湖地区纳日人的亲族组织保持着比较古老的特征，家族有共同的始祖和家族名称；有共同的祭祖活动和公共墓地；有少量共有的家族公地；有类似家族长的人物——斯日俄米，个别家族的“斯日俄米”已成为世袭者，保留着同一家族聚居的血缘村落残余等。纳日人有母系家族组织“斯日”，后来母系家族逐渐分裂演变为母系家庭。到20世纪50年代前，“斯日”内部各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已经不多。纳日人把母系氏族叫做“尔”，直至20世纪60年代，永宁纳日人的绝大多数家户还能说出自己分别属于“西”“牙”“胡”“俄”4个母系氏族中的哪一个。
五
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是自明太祖时起封授的世袭“土官知府”，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世代占有当地土地和民众，有很多庄园。民众则分为百姓和庄奴两种。百姓有人身自由，但要服各种劳役、兵役；庄奴则直接在木氏庄园中劳动。木氏土司以“官姓木，民姓和”来区分贵族和平民。土司府设“大把事”（分文武两种）、把事和通事等职，有称为“五虎十四彪”的大小头人。
明《太祖实录》中称纳西土司有“聚则为兵，散则为民”的军事制度。纳西土司在广大乡村和占领区实行一种军政合一的“拇瓜”（兵管）制度。按纳西语原意，“拇瓜”可译为“兵管”。“拇”（muq）在纳西族古语中是“兵”的意思，在宁蒗县永宁等纳西语东部方言中，也有这个古词。历史上，纳西族的东西部方言区都实行过这种“拇瓜”军管制度。直到民国时期，永宁纳人土司机构中所设置的“谋（拇）瓜”，其职能与木氏土司的“木瓜”制度是相似的，主要负责战事，是进行军事管理的官员。这种“木瓜”制度是一种农村军政合一的政权组织机构，在军事上相当于“百夫长”，成为土司之下世袭的农村地区军政合一的首领。
纳西族摩梭人的聚居地——泸沽湖
1949年以前，永宁纳人（摩梭人）社会中存在着“斯沛”（汉称贵族）、“责卡”（汉称百姓）、“俄”（汉称俾子，即奴婢）3个等级。
斯沛等级是从土司家族分裂出来的贵族集团。土司把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分给斯沛等级占有，并允许他们占有水源、草场和山林，以及数量不等的“俄”和大量的畜群。斯沛等级对其占有的土地和牧场有稳固的占有权，可以世袭、转赠和出租，也可以在本等级内部买卖，但不得卖出斯沛等级之外，最高所有权仍属于土司。斯沛可以担任土司政权中的各种官职，享有很多特权，不论政治地位、经济状况如何变化，其贵族身份是世代不变的。当权的斯沛，还有审理案件、调解纠纷、进行超经济剥削的特权。一般的斯沛，也享有建住瓦房，穿绸缎和黄、红、蓝色衣服，不服劳役，不交钱粮杂派等优待。
责卡等级是由氏族公社成员演变而来的封建农奴。他们被束缚在封建份地上，世世代代在人身上依附于封建领主，向领主服劳役和交纳实物贡赋。责卡有内外之分，土司直接控制的称内责卡，由各个管人管理的称外责卡。内责卡以服劳役为主，外责卡以交纳实物贡赋为主。内责卡又有黑、花、白之分：凡在土司自营地中的八至十二块土地上服役的，称黑责卡；在二至七块地上服役的，称花责卡；在一块土地上服役的，称白责卡。外责卡除交纳实物外，一般服劳役数天，内外责卡的这份劳役，土司不准用钱赎取，只能雇人代役。
俄等级是由家庭奴隶、罪犯、外来民族和等级下降的责卡构成的。他们大部分属于土司、总管、堪布等当权斯沛占有，少数属于责卡等级中的头人和个别富裕的俄。俄等级的身份是世袭的。根据服役情况的不同，又分为白、花、黑3种。担任土司的基层官职的，称白俾子；一家之内只有男子或女子服役的，称花俾子；全家男女都服役的，称黑俾子。俄是按性别世袭的，即男子为俄的家庭，其后代男子全都是俄；女子为俄的家庭，后代女子全都是俄；男女均系俄的家庭，则后代所有男女一律是俄。但不服役的男子或女子，实际上还是主子的俄，主子需要时，仍可抽调他们去短期服役。个别俄经主子允许，可用钱赎免自身的劳役，然而既不能延及子女，更不能改变整个家庭的等级地位，其子女成年后，必须承袭服役，仍然是主子的俄。
除少数单身俄外，俄等级有自己的家庭和少量的财产，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权利。他们一般占有主子给予的一架左右耕食地（架，是宁蒗、盐源一带纳西族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实际面积相当于二至四亩。新中国成立后，有的地区每架以二亩计算，有的地区以二点五亩计算），多的不超过三架，纳西语称“厚垮鲁布”，意为“一碗稀饭的土地”。但大多数俄通过抵押、租佃等方式另外获得了土地，并占有房屋和数量不等的牲畜、农具。俄除非绝嗣或犯重罪，主子一般不能侵占他们的财产。主子有权将俄转赠、陪嫁、交换和出卖，却不能任意杀戮。蒗蕖土司较永宁土司更暴戾，曾杀害过逃跑和反抗他的百姓与俄。俄在服完规定的劳役之后，可以到外地赶马经商，若得到土司的信任，还能担任基层官职。由此可见，俄等级具有半奴隶半农奴的性质。
宁蒗纳西族3个等级之间，有比较森严的界限。斯沛等级享有永远保持等级身份的特权，再穷都是斯沛。责卡和俄等级，只能下降，不能上升。责卡再富也不能升为斯沛；俄即使发了财，做了官，仍不能晋升为百姓等级。
永宁纳人的土司一职实行世袭制，由长子承袭。而堪布和总管两职，则由土司的兄弟或土司的血缘近亲担任，分别行使宗教和日常行政权力。土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为土知府，土知府之下设总管一名，把事数名。
六
1723年“改土归流”后，素以勤勉朴实和有进取精神著称的纳西族摆脱了土司禁人民接受汉学的文化垄断政策，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努力学习汉文化，很快在城乡形成浓郁的学习风气，出现了一大批能诗善文、熟悉汉文化的知识分子。据光绪《丽江府志》记载，自改流开科到清末共180年间，丽江纳西族中产生了翰林2人、进士7人、举人60多人（其中有武举数人），还有副榜10多人、优贡3人，拔贡20多人，其他贡生110多人。[4]有诗文传世者50多人。其中有的诗文被收进《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全国性类书和丛书。
人才的增多不断促进着纳西族社会的学习风气，有些在京师及大江南北省内省外应试和从仕的纳西人，在返回故里时，常常从各地带回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促进了纳西族和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这种广泛深入地吸收外民族的先进文化、博采众家之长为我所用的开放风气造就了一代代的纳西英才，极大地促进了丽江纳西族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当云南省不少民族还处在刀耕火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时，丽江已发展成为文化和经济都相当繁荣的滇西北重镇。
“改土归流”促进了丽江纳西族地区的经济和汉文化教育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清廷以满汉的生活方式和儒家文化的伦理道德观衡量纳西族的社会生活和风土民情，强制性地在纳西族地区实行移风易俗，如废火葬、改革服装、强化封建家长制、包办婚姻制等，导致纳西族地区发生了重大的社会矛盾和文化变迁，加剧了纳西族传统文化的衰落。
清末到民国年间，丽江大兴新学教育，改良私塾。改良以前，丽江的教育如纳西族教育家和志坚所言：“诚以一切私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专以四书五经等旧书为教材，不本国家之教育宗旨，不顾潮流之倾向，是宜专造宜古不宜今之人才，是即专造不合用于国家社会之人才。”“丽江风气闭塞，旧学势力，胜过新学，教授四书五经古文之私塾超过公立初小校数。”[5]通过采取改良私塾为私立初级小学校等措施，推动了丽江的新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旧儒学的很多弊端和对纳西族社会的不良影响，培养出新一代思想开明、具备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视野广阔的新型知识分子。丽江不少有识之士积极倡导新学，吸收外来的科学文化。一些纳西族学子到北师大、燕京、清华、中山等著名大学学习新文化和科技知识。有的则远涉重洋，到国外留学，如光绪三十一年到日本学师范教育的周冠南，民国初年到法国攻读法律的李汝哲，到日本帝国大学学习的李耀商和到日本学军事的李汝炯等。
学生们在丽江的新学堂里接受新教育，兼习中西学，系统学习理、化、动、植、矿、史地、音乐、图画等课程。以《新青年》杂志创刊为代表的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思潮和1919年爆发的“五四”反封建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对丽江纳西族的新文化教育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丽江先后出现了陈可轩、方国瑜、和志钧、和志坚、范义田等优秀知识分子，他们在丽江提倡反旧思想旧道德，改良风俗，破除迷信，主张男女平等，大力推行新教育，创立新学校，提倡白话文，把地方文化教育逐步引入新的轨道，为以后抗战时期丽江地方文化教育的繁荣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五四运动前后，丽江各大村子都已创建小学校，计有公立初、高小91所。在学校教育中，大力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提倡白话文，反对八股文。1929年到1937年间，丽江纳西族的新式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仅县属初、高小学校就增加到230多所。在这一时期，不少纳西族青年学生考入北师大、燕京、清华、中山等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内地和东南沿海先后沦陷，全国一些著名大学（如北大、清华、南开、中法等）迁滇，为云南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当时，以纳西族著名教育家和志坚为校长的省立丽江中学聘请了一批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和其他大学毕业的、有真才实学和新思想的青年教师和经验丰富的外地老、中年教师任教，对提高教学质量起了重要的作用。丽江中学跨进了被后人称誉的“极盛时期”，教学质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虽为一所边地中学，在全省历届毕业会考中一直名列前茅。
1941年，教育家汪懋祖到丽江开办丽江国立师范学校，它很快成为一所兼有各民族而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小学教师人才培养中心，不仅为滇西北14个县、设治局培养了大批教师，为滇西北小学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对纳西族的古文化、民情风俗、东巴文化也作了大量的收集整理工作。学校设有北平图书馆丽江纳西东巴文办公室，由纳西族研究东巴文化的先驱周汝诚主持，聘请东巴做收集整理、注音翻译等工作，保存了不少纳西东巴古籍。这可以说是国内首次有计划地组织翻译整理东巴文化古籍。作为纳西族传统文化的东巴文化在过去是被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所鄙视和压制的，因此，当时的这一项工作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除国立师范外，丽江县还成立了县立中学和私立幼稚园，大多数乡（相当于现在的区）都设有高等小学校；县镇所在地建立了“群众教育馆”“群学所”“努力读书社”等组织。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丽江共有各类学校247所，在校学生13800多人，教师440多人。该地教育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基础[6]。
随着汉文化教育在丽江纳西族地区的不断发展，在纳西族社会中逐渐培养起越来越浓的学习风气和孜孜不倦的学习进取精神。重视教育、尊重教师、重视培养人才也成为纳西族一个突出的传统美德，在社会上形成以培养子女读书成材为荣的良好风气。民国年间，在丽江城区和郊区农村有许多市民、农民靠卖苦力、卖凉粉、磨豆腐等小本经营谋生，但他们还是省吃俭用地供子女上学读书。在农村，不少贫苦人家靠卖柴卖草供子女上学读书。纳西族还普遍有兄嫂供弟妹读书，或几个兄弟姐妹供一个兄弟读书的传统。有的甚至不惜卖田卖地也要供子女上学读书。有些寡妇含辛茹苦地把子女养大并供他们读完大学。
丽江纳西族以开放的态度接受和学习汉文化，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近代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促进了丽江的近现代文明，产生了不少有成就的学者、专家和大批具有现代文化知识的新型知识分子。仅民国初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丽江纳西族曾在北大、燕京、清华、中山等大学就读，或赴日、法、美、苏等国留学的就有几百人。
七
卷帙浩繁的东巴经不仅是纳西先民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也是集纳西族古典文学大成的宝库。纳西族琳琅满目的古老神话、史诗、传说、故事、谣谚，都被东巴们用象形文字记录在东巴经中。东巴经文学的咏唱有特定的地点，即在东巴教的各种祭仪上，这些祭仪大都是宗教与民俗活动的组合形式。东巴经文学是诗体文学，所有的作品都是由奇数音节的诗句组成，三、五、七、九、十一、十三等奇数诗句错落使用，长短相间，比较自由。其中以五七言诗句为多。也有少数晚期的作品用纯五言诗句写成。所有的作品都由东巴用特定的乐调吟咏唱诵。东巴经文学包括自然神话、洪水神话、始祖神话、战争史诗、爱情长诗、镇鬼神话以及大量故事谣谚。代表作如神话史诗《创世记》《黑白之战》《哈斯之战》《俄都奴杀猛鬼》《许瓦增古盗火》《祭天古歌》等，突出地反映了纳西族顽强坚韧、崇勇尚武、认同心重、凝聚力强的民族精神。《鲁般鲁饶》《初布游布》等作品，以浪漫瑰丽而凄婉的笔调讲述了纳西族青年男女重感情、讲信义、不惜以死殉情的动人故事。
纳西族的民间歌谣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大调”，它是相对于短小歌谣而言个概念，特指广泛流行于民间的口传叙事长诗。其代表作有《游悲》（殉情之歌）《猎歌》《赶马》《伐筝》《鱼水相会》《蜂花相会》《雪柏相会》等。在表现形式上，它们是入乐入调的演唱，而且，每类作品都有相对固定的曲调。
纳西族除了有博大丰厚的本土传统文学外，从明代起出了不少以汉文写作的作家，明代土司阶层的“木氏六公”有大量的诗文传世。木公、木增等人的诗集选入了《云南丛书集部》及《古今图书集成》等书中。《四库全书》还收入了木增所著的《云薖淡墨》六卷。
绘画与雕塑是纳西东巴宗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巴绘画可分为木牌画、竹笔画、纸牌画和卷轴画。木牌画分尖头形和平头形两种。尖头木牌画一般绘神灵和被认为是善的大自然精灵“署”，着色；平头形木牌画各种鬼怪，不着色。纳西木牌画与我国西北地区出土的汉代人面形木牌有传承关系，木牌上画鬼神再插于地上祭祀之俗，原是古羌人的古俗。竹笔画主要是指用书写东巴经的尖头竹笔所绘的图画，包括经书封面装帧、经书扉页画、题图、插图等，有白描也有彩色。纸牌画指画在多层厚纸黏合而成的硬牌上的绘画分为占卜纸牌画、自然神“署”之画以及东巴的五幅冠等。卷轴画是画在布质卷轴画上的各种神像画，东巴举行仪式时挂在临时设置的经堂上。卷轴画中的杰作是“神路图”，该画长15～20米，上绘鬼神人三界，有近400个人神鬼兽形象，该画用于丧礼和超度亡灵仪式。东巴雕塑有面塑、泥塑、木雕。东巴绘画和雕塑具有粗犷率直、自然浑朴的风格。
纳西族对诸种宗教文化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不仅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也促成了艺术的繁荣。著名的丽江白沙壁画即是明代丽江纳西族社会大开放的产物。白沙壁画最为突出的特点是表现在题材上的多种宗教和同种宗教中的各教派内容相互融合并存，以及多民族的绘画技法揉为一体的现象。该壁画的内容包含佛教显宗、密宗和道教内容，突出地反映了纳西族在历史上善于吸纳多元的外来文化，不执迷于一种宗教文化的特点。壁画所在地大宝积宫的一些绘饰亦体现了这种多元文化相融合的特点。大宝积宫顶部中心为道教的八卦，八卦中心是藏传佛教的六字真言，八卦外缘则是佛教的象征物——莲花。白沙壁画的艺术表现手法也反映了这种开放的民族文化精神。壁画的作者群来自不同民族，经受了不同民族的文化熏陶。他们中有纳西东巴画家，有来自西藏和四川的藏族僧人画家、江南汉族画家马肖仙和中原道家画家张道士等，因此，在绘画艺术上就表现出中原地区的传统技法与藏画风格、东巴画风格之糅合，独树一帜。
著名的“丽江古乐”也是多元文化相融汇的艺术结晶。“丽江古乐”由“白沙细乐”和丽江洞经音乐、皇经音乐组成（皇经音乐今已失传）。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很多音乐史家对“白沙细乐”这套组曲进行了研究，认为它是我国屈指可数的几部大型古典管弦乐之一，除历史悠久之外，其珍贵之处在于它是丝竹合奏，分章节（尚存八首歌、舞、乐结合而成的套曲），其旋律与和声的独特是全国所仅见的。它在我国乃至世界音乐学研究领域里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丽江洞经音乐”自明清以来就从中原逐渐引进并植根于纳西族的文化土壤中。它是道教“经腔”系从四川梓潼县传来的“大洞仙经”。“丽江洞经音乐”是区别于我国各地道乐体系的艺术珍品。有的学者认为，其所以珍贵，是因该乐还保留了一部分在中原早已失传了的辞、曲音乐。如盛唐的《浪淘沙》《紫微八卦舞（曲）》，元代的“北曲”等。现在，由教师、学生、工匠、农夫、职员、屠户等组成的“大研古乐队”已经成为一个蜚声海内外的民间乐团，迄今已应邀赴20多个国家演出，其中有不少成员是年逾古稀的老人，因此又有“纳西寿星乐团”之誉。
纳西族的很多传统古典乐舞保存在东巴教中。东巴经中有被誉为国宝的东巴舞谱《蹉姆》，用图画象形文字记录了东巴举行仪式时所跳的各种纳西族古代舞蹈。它不仅是国内少数民族古文字中迄今仅见的舞蹈专著，也是世界上用文字记录的最早舞谱之一。东巴舞主要的舞蹈种类是动物舞、神舞、战争舞、器物舞等，有上百种不同名目的舞蹈。此外，流行于丽江塔城等地的“勒巴舞”，原是藏族歌舞形式，但融进了纳西东巴舞、民间舞的风格和内容后，更显得别具一格。此外，还有广泛流传于丽江民间的传统歌舞“阿默达”“阿仁仁”，流行于中甸白地的“呀哈里”，或唱传统民歌或即兴编词，众人边唱边跳，是集诗、歌、舞三位一体的歌舞形式。以笛子和葫芦笙伴奏的“打跳”、20世纪50年代后兴起的新歌舞“阿丽丽”，都是人们喜爱的歌舞形式。纳西民间乐曲也十分丰富，如广泛流传于丽江纳西族中的“谷气”、“喂喂调”等，可个人独吟，也可二人对唱。
玉龙雪山下的古镇
纳西族节庆名目繁多，主要的节日习俗有以下一些：
祭天 祭天是纳西族东巴教最大的仪式之一，也是纳西族民间最大的传统节日，在正月间举行。过去，纳西族把祭天作为是否是纳西族成员的标志之一，如俗语所说“纳西祭天人”。祭天最初是纳西族远古自然崇拜的形式，后来便与民族的母系远祖和父系祖先崇拜联系起来。当代，只有在比较边远的乡村还保留了这一盛大节庆。
新年 农历正月的过年在纳西语中叫“由本吉正”，又叫“库市”，意为新年。在过节期间，纳西民间要举行一系列传统的辞旧迎新活动。这个节日在当代纳西族中依然十分隆重。
“棒棒会” 农历正月十五，是纳西族的一个别开生面的传统节日，民间称之为“棒棒会”。这天，四乡村民一大早就来到丽江古城，古城从四方街到关（官）门口一带，人如潮涌，摩肩接踵，街道上摆满了竹、木、铁农具和各种果树苗木、花卉 “棒棒会”标志着春节节庆的结束，春耕生产的开始。现在，这个节日依然存在，但节庆的场所已改在古城附近举行。
三多节 “三多”是纳西全民族信仰的民族保护神，又称为“阿普三多”，意为“祖先（或爷爷）三多”。相传他属羊，是个战神。每年农历二月八日和八月羊日，四乡民众到三多阁来烧香拜神。过去，纳西人凡出远门都要到三多阁祭拜，求三多神保佑，出征的战士更是要祭拜三多神，各地纳西人在每年大年初一祭祀三多神。从1987年起，每年农历二月八日的“三多节”成为法定的纳西族民族节日。
火把节 农历六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是纳西族传统的火把节。纳西族的火把节历史悠久，最初起源于借助火抵制各种天灾。纳西语称此节为“川美生恩”。现在这个节日过得最热闹的是丽江古城的民众，届时家家扎大火把立于门前，上面缀饰各种鲜花和水果。入夜，满城一片火光。
“七月骡马会” 这是丽江纳西族的节庆活动，在农历七月中下旬举办，为期一至二周，以骡马、牛等大牲畜交易为主，因此又叫“七月骡马会”。
“烧包”节 农历七月初一至十四，古城人过“烧包”节（即中元节），纳西语称这节日为“三美波计”，各家各户接祖先回家，与家人一起相聚。十四日，人们举行送祖仪式，在古城河流中烧包，放河灯，人们敲锣打鼓，姑娘们穿戴一新，提着花篮，花篮中盛着送祖先上路的食品，将食品投放河中，让它随水流飘去。现在这个节日一般过三天。
其他地方的纳西族还有诸多节庆习俗，诸如香格里拉三坝乡的“白水台会”、永宁纳人（摩梭人）的祭干木女神山等。
八
纳西族是个信仰多种宗教的民族，既信仰本民族的本土宗教——东巴教，也信仰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道教，各种宗教相容共存，各行其道，都有各自的信众，但在乡村，信众最多的是东巴教。
东巴教对纳西族的社会生活、民族精神、文化习俗有重大影响，是纳西族多元宗教信仰中的主干，是在纳西族处于氏族和部落联盟时期的原始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后，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逐渐吸收了藏族的本教、藏传佛教等的一些内容，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民族宗教形态。它有自己的仪式系统、庞大的鬼神体系、与各种仪式相配套的经典。泛灵信仰、大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重卜以及“大自然和人是兄弟”的基本理念，是东巴教的主要特征。
纳西族祭祀大自然神的神泉
东巴教是以纳西族的传统文化为主干，又吸收了多种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原始宗教形态，它与藏族的本教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东巴教与本教的相同因素既源于纳西先民活动于西藏东北部和青海河（黄河）湟（湟水）流域时其原始宗教与古代本教的相互影响，也源于公元7世纪后期本教——雍仲本教的影响。在后期本教的影响下，本教祖师东巴先饶经东巴的改造，演变成东巴教祖师丁巴世罗。公元7世纪后，西藏扬佛灭本，很多本教徒逃到纳西族地区，纳西族原始宗教进一步受到本教的深刻影响。一些国际著名的藏学家认为，由于本教后来受佛教的排挤和影响，其教义融进了大量佛教内容，其原生形态的东西大都已湮没丧失，而东巴教中的本教文化因素则保持着原初风貌。
在当代纳西族社会中，东巴教的信仰和各种祭仪一般保留在比较边远的乡村里。虽然东巴教文化在当代已经成为一种闻名遐迩的文化产业，但东巴教已经不再是过去那样全民信仰的本土宗教。
东巴是东巴教的祭司，东巴的古称是“本补”（biu bu）或“本”（biuq，“本”亦有祭祀、诵经之意），民间称之为“东巴”（do bbaq）。“东巴”意为“智者”、“上师”、“大师”。从东巴经所记载的神话、史诗中看，东巴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在古代是很高的，他们是神人媒介，是部落酋长的军师参谋，东巴教中有许多被神化了的东巴。东巴平时从事耕稼樵牧，是不脱产的农牧民，只是在受人所请时才举行法事，略得实物或现金报酬，但家庭收入主要是靠生产劳动。东巴没有自己的宗教组织—教会，无统一的教规教义，相互间没有统属和被统属的关系。学识渊博、精通众艺的东巴被尊称为大东巴，出类拔萃者被尊称为东巴王，但这仅仅是一种尊号，与诸如藏传佛教中的教徒等级制不同。
东巴全是男子，其传承主要是家庭或亲族世袭制，父传子，子传孙，无子则传于侄。也有一些东巴是无东巴家世而投师学艺的。东巴生活在民众中，既受东巴教文化艺术的熏陶，也深受民间文化艺术的影响，因此博通东巴教典籍，也熟谙民情风俗、故事谣谚，有的还懂草医。
纳西东部方言区本土宗教专家被称为“达巴”，“达巴”是“东巴”的异读。达巴无象形文字经书和如东巴那样有体系庞大而内容精细的祭仪，其性质更接近于“萨满”（Shaman，巫师）。达巴的口诵经很多。多数达巴认为他们的祖师是“丁巴沙拉”（东巴教祖师丁巴世罗之异读），少数讲他们的祖师是“阿巴笃”（与纳西东巴教中的创物神和人类始祖神美利董阿普相似）。达巴的大多数仪式都在野外举行。
桑尼”（sai niq）是纳西民间对巫师的称谓，在有些地方又称“桑尼帕（sai niq paq）或“桑帕”（sai paq），“帕”意为占卜打卦和行使巫技。古代的桑尼多为女性，后来才逐渐由男性取而代之。直至近现代，在纳西族民间还有少数能行巫仪的女桑尼。桑尼与东巴的不同之处是他（她）们没有用文字写成的经书，也不是像东巴一样地实行父传子的世袭制。但桑尼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担任的角色，要经过特定的“巫师神授”仪式而成为桑尼。桑尼一直沿袭了专司占卜的古规，很多地方在举行东巴教仪式前都要首先请桑尼卜出事因病因，捞油锅、咬烧红的犁等巫技是桑尼常用的驱鬼手段。他们主要供奉的保护神是纳西族民族保护神“三多”（三朵）。
藏传佛教是从元末开始，由西藏经川西传入纳西族地区的。自明代中叶以来，随着纳西族木氏土司势力的向北扩张，加强了和藏传佛教的联系。木氏家族与噶玛噶举黑帽系活佛关系密切。明成化九年（1473年），土司木嵚赠厚礼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七世活佛曲扎嘉措。木定任土司时（1508～1526年），八世黑帽系活佛弥觉多杰（1507～1554年）在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应邀到丽江访问。噶玛噶举派陈拉居南嘉（1456～1539年）的两个弟子强西年和俄阔琼绕南嘉曾出任木氏土司的宗教大师。
明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知府木增在丽江府主持刻印藏文《大藏经》，成为滇藏政教关系史和纳藏文化史上值得颂扬的重要人物。这一套《大藏经》（史称丽江一里塘版《甘珠尔》）从刻印到完成历时15年，噶玛噶举红帽系六世活佛却吉旺秋和大司徒曲吉坚参等高僧参与了这套共108卷，包括1000多篇文献的藏传佛教权威经典巨著的编撰工作。这是在藏区正式第一次雕版的《甘珠尔》，称为丽江版《甘珠尔》。现在拉萨大昭寺里还珍藏有木增奉献给该寺的《甘珠尔》朱印版共108卷，是大昭寺的珍贵文物之一。
万历四十六年（1616年），在与格鲁巴（黄教）的斗争中失败的噶举派（白教）黑帽系十世活佛却英多吉逃难到丽江，土司木增待之如上宾。十世活佛与木增及其继任土司木懿在其辖区内弘扬噶举派教义。土司木懿曾在藏传佛教黄、白二教在滇藏间的斗争中扮演了“扶白压黄”的重要角色。木氏土司为在西藏地区受压的噶玛噶举教派在康滇川地区的传播和弘扬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木氏土司中虽有木懿等人实行过“扶白压黄”的政策，但总的来说，木氏土司并没有忘记审时度势地调整与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关系。16世纪中叶，经过“宗教革新”的格鲁派（黄教）的发展已在西藏诸教派之上。是时，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1543～1588年）应蒙古俺达汗的邀请将黄教传播到了青海、蒙古地区。当时的土司木旺不失时机地积极去迎请三世达赖来康区，木旺莅临理塘发起集会，且出巨资迎请三世达赖到康区讲经传法，请达赖三世主持理塘寺的佛殿、院落开光奠基仪式。理塘寺的建成，标志着黄教由此传入康区。因木氏土司参与主持供奉并作盛大布施建立理塘寺，传播黄教，在历史上，木氏土司与三世达赖享有共誉，名声远扬。
藏传佛教于清初以后，在丽江、维西纳西族地区得到较快的发展。丽江、维西两地的纳西族在明代就与藏传佛教有密切的来往，但真正在当地建立寺庙，大批发展教徒，则是在清代初年之后。从康熙到道光年间的180多年中，先后建起了有相当宗教势力和经济实力的噶玛噶举派（白教）13大寺。
在清代，汉传佛教在丽江地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又增建了60多个大小寺庙，分布在城乡各地。到20世纪50年代前，丽江县属的比较大的村寨几乎都有一个或几个寺庙，有的大寺有不少田产。寺庙中的和尚也多是纳西人。
道教在明代传到丽江，木氏土司从内地请来道士到丽江传播道教。清雍正元年（1723年）丽江“改土归流”后，道教在丽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除了明代所建的道教宫观外，清代又在丽江各地增建了不少道观，文昌宫和村寨宫观与日俱增。道教信徒还组织了洞经会，以文昌宫为活动地点，将自己供奉的道教神仙编为神牌，学习洞经音乐，谈演洞经。
九
纳西族素有爱国内聚的优良传统。元代，纳西酋长麦良迎南征大理国的忽必烈军队于金沙江口，诚心内附，为使云南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管辖下的一个行省作出了重要贡献。明太祖洪武年间，明大军进军云南后，纳西首领阿得“率众首先归附”，明王朝特赐其“木”姓，以示丽江木氏为天子的骨肉臣民，世守边陲，以为王朝之根基。近代以后，随着列强的不断侵略，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无数纳西儿女身处边陲，心思报国，纷纷奔赴前线，奋勇杀敌，为国家前赴后继。在1883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数百名纳西官兵为国捐躯。
1915年12月25日，“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首先打响，在蔡锷、唐继尧等将领的倡议号召下，丽江纳西族人民为大义所昭，积极参加护国运动，向护国军输送了多达3420名青年，为反对复辟帝制奋战疆场，很多纳西战士血染沙场。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成百上千的纳西健儿随滇军战斗在抗战最前线，纳西族子弟随滇军奔赴抗日前线，参加了台儿庄、中条山等重大战役，奋勇杀敌，视死如归。仅在台儿庄战役中，就有280多名纳西族官兵壮烈殉国。
1941年，为了支持长久的抗日战争，丽江纳西族人民在没有任何现代工程机械的条件下，用人力修成了丽江附近的白沙飞机场。1943年，为了运抗日物资的中印“驼峰航线”顺利通行，美军“飞虎队”在丽江设立“航空指挥站”，纳西族人民也全力以赴，用实际行动支持了盟军的抗日斗争。
1936年4月，由任弼时、贺龙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的一支部队北上抗日，到达丽江后受到纳西民众的热烈欢迎。1948年，在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纳西族人民在农村建立了“农民抗敌协会”等组织。1948年底到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等战役的胜利，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其势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向大西南挺进。在革命形势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滇西北地区游击队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1949年4月2日，游击队解放剑川，建立了滇西北的第一个根据地，剑川的解放，给纳西族人民以极大的鼓舞，进一步激发了革命人民的斗争情绪。禛西北中共地下党不失时机地加紧统战工作，争取了纳西族习自诚等一批国民党军政上层；又积极发展革命武装，秘密进行军事演习，迅速控制了丽江及其附近一带地区。与此同时，丽江地下县委与国民党丽江专员习自诚等进行谈判，由于大势所趋，习自诚等接受了和平解放丽江的条件。1949年6月中旬，党接管了政权和军队，成立了丽江政务委员会和丽江人民自卫队。7月1日，丽江各族各界群众5万余人召开了庆祝大会，正式宣布丽江和平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国民党云南地方当局被迫于12月9日宣布和平起义。1950年3月1日，滇西北地委向各族人民发出了“迎接解放大军进丽江”的号召。3月24日，丽江的纳西族和各族人民，召开了盛况空前的迎军大会。1950年前后，云南中甸，四川木里、巴塘、盐边，西藏盐井等纳西族分布区也先后和平解放，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和丽江的纳西族一起迈入了新中国，开始了共同繁荣发展的新纪元。
【参考文献及注释】
[1]2000年时丽江市尚称之为“丽江地区”。
[2]本书中所用纳西语音译采用1957年设计、1981年修订的拉丁字母形式拼音文字《纳西文字方案》。
[3]冯智：《明清滇藏政教关系管窥》，载《中甸县志通讯》1990年第3期。
[4]李世宗执笔：《纳西族地区第一所中学的创立和发展》，载《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三），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页。
[5]和志坚：《丽江县教育小史资料》，载《丽江志苑》第三期，丽江县县志办公室1986年编。
[6]参看张大群《略论丽江纳西族的学校教育》，载《云南民族教育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曾广鑫：《抗战时期丽江教育文化纪略》，载《丽江文史资料》（五），丽江县政协编。
杨福泉，纳西族，1955年出生于丽江大研镇，博士生导师、研究员。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西南民族学会副会长，云南纳西学研究会会长。曾任云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云南社会科学》主编等。主要致力于人类学、民族学、纳西学研究。在国内外出版个人专著34种,发表250多篇学术论文，主持4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多项国际合作学术项目。
杨杰宏，纳西族，云南丽江人，人类学博士，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南方史诗与神话，在东巴神话方面着力较多。
杨俊生，纳西族，云南丽江古城人，原丽江市古城区史志办主任。曾主编《丽江县志》《续志》，主编丽江县年鉴、古城区年鉴、古城区杂志《古城春秋》，总纂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志》。
木基元，纳西族，云南丽江人。西南林业大学社会科学管理办公室主任、教授，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83年毕业于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致力于民族学、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已出版专著6部，发表论文100余篇，2017年主持一项国家社科基金，先后主持完成省(部)级项目6项，获列“百人百部丛书”，两次获省社科成果奖。
周智生，纳西族，云南丽江人，历史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负责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霍英东全国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云岭学者，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二等奖获得者，云南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西南边疆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研究。
本书的撰稿分工是（按篇章顺序）：
绪论：杨福泉
第一章：杨杰宏
第二章：杨俊生
第三章：木基元
第四章：杨杰宏
第五章第二节、第六章第二、三节：周智生
第五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一节，杨福泉
第七章：杨福泉、周智生
大事纪要：杨福泉、木基元辑录
杨福泉对全书进行了统稿和修订。
《当代云南纳西族简史》目录
绪论
第一章 云南纳西族地区的民主改革
第一节 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一、云南纳西族土改前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二、人民政权的建立
三、人民政权的巩固
第二节 中央访问团在纳西族地区的访问调查活动
一、中央访问团来到西南
二、中央访问团在丽江专区的活动
三、中央访问团在丽江访问活动的影响
第三节 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一、清匪反霸
二、减租退押
第四节 云南纳西族地区的土地改革
一、丽江纳西族地区的土地改革概述
二、迪庆纳西族地区的土地改革
三、纳西族摩梭人聚居地宁蒗县的土地改革
四、纳西族地区土地改革的经验和意义
第五节 云南纳西族地区城镇的民主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
一、云南纳西族地区城镇的民主改革
二、“三反”“五反”运动
第六节 云南纳西族人民积极参加民主改革运动
一、云南纳西族地区民主改革运动概述
二、云南纳西族人民积极参加民主改革运动
三、云南纳西族地区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与启示
第二章云南纳西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节 云南纳西族地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一、互助组和初级农业合作社
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第二节云南纳西族地区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三、教育、医疗、邮电等服务机构的建设
第三节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纳西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的推进
一、云南纳西族地区基层政治建设情况
二、民族识别与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建立
三、新中国建国后纳西族地区的基层文化建设
第三章云南纳西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发展
第一节 云南纳西族地区的反右运动及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和民族上层人士整风 一、 反右运动
二、 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和民族上层人士整风
第二节 云南纳西族地区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大跃进”运动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三、“四清”运动
第三节 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在云南纳西族地区的贯彻执行
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
二、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
三、民族宗教工作的曲折发展
四、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措施
第四节 纳西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抢救
一、纳西族绘画艺术的发展与弘扬
二、积极抢救东巴文化遗产
三、纳西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抢救性保护
四、纳西族民间传统建筑的保护
五、各项社会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
第四章 云南纳西族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时期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在云南纳西族地区的发动和开展
一、在学校组织开展“文化革命”运动
二、 “四清”运动的延续和“斗批改”
三、 破“四旧”立“四新”运动
四、 大串连、大批斗和造反派组织的成立及夺权、武斗
五、“三支两军”和武斗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的延续与结束
一、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二、贯彻“五·七”指示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三、整党建党
四、“整风运动”
五、“农业学大寨”运动
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七、“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揭批“四人帮”罪行
第三节 云南纳西族地区文化教育战线遭受严重破坏…
一、“文化大革命”对文化教育战线造成的破坏
二、“文革”时期的“丽江林学院”
第四节 云南纳西族地区民族工作、经济发展遭受严重挫折和破坏
一、民族工作遭受严重破坏
二、经济建设遭受严重破坏
第五节 纳西族人民对“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抵制和反抗
一 .对“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抵制、反抗
二.云南纳西族抵制“文化大革命”干扰破坏取得的社会建设成就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云南纳西族地区的党委和行政领导机构
第五章 云南纳西族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和经济建设
第一节云南纳西族地区的拨乱反正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
一．纳西族宗教信仰、文化习俗得到尊重
二、党和政府对纳西族自治县和民族乡镇的政策倾斜和扶持
第二节 20世纪80年代以来纳西族地区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快速发展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农村经济发展
二、从“木头经济区”到长江流域“生态屏障区”
三、以旅游业和文化产业为龙头的新兴特色产业的崛起和发展
四、城镇建设与交通通达能力的提高
五、纳西族人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第六章云南纳西族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建设
第一节 20世纪80年代以来纳西族地区社会文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一、 纳西族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二、 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纳西学研究
三、 文化遗产、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四、 步入正轨的民族宗教事务管理与逐渐恢复的民族宗教生活
五、 前进中的教育、科技、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
第二节 纳西族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纳西族人口的变化与流动
一、改革开放以来纳西族人口及其构成的演变
二、改革开放以后纳西族民族人口的流动扩散与交融
第三节 纳西族与周边民族关系的调适与发展
一、纳西族与汉族
二、纳西族与白族
三、纳西族与普米族
四、纳西族与傈僳族
第七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纳西族的发展启示与展望
第一节 新中国建国以来纳西族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一、以维护国家统一稳定和民族团结作为整个民族的最高利益，始终坚守不移
二、民族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文化产业化发展间有机整合中的丽江方式
三、城市建设中“新旧城双核模式”间有效衔接中的丽江方式
四、主动选择切合自身优势资源产业化开发的丽江方式
五、重视文化教育与民族文化人才队伍的培育
第二节 当代纳西族面临的发展困难和挑战
一．杰出的文化传人和民间艺术家的培养迫在眉睫
二．丽江古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创新任重道远
三．丽江古城原住民外迁和本土文化保护的问题亟待解决
第三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纳西族的发展趋向与展望
一、促进纳西族地区发展的几点思考
二、发挥丽江在“大香格里拉”旅游圈中的独特作用
结语
附录
1：大事记要
2：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执行主编 和志菊 责任编辑 石刘栋 杨杰宏
图片来源 原书插图
◇第290期◇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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