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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秘密》特邀作者：顾建武特邀插画家：郑凯军插画：青征鱼 / 设计：徐世明 编辑：大倾城、尤可感谢章胜贤老师提供的老照片
亲爱的“秘蜂”们，你们有几天没剪头发了？据说现在的杭州理发界已经进入了没有趋势的趋势年代，在大多数发型师的眼中，技术已经穷尽，只有对个性化的准确把握，才有继续维持门面的可能。发型已经不是那么几款流行的可以解决人们的需求了，千面千头，Tony师傅们也很难，且大店里的师傅流动性也特别强，你永远不能在一个熟悉的门店找同一个师傅剪上两年。美发这件事，对女人而言永远是心里的痛。
毫末技艺、顶上功夫，发型改变一个人的气质，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属于“顶级行业”。今天“城市秘密”旗下栏目“城市生活誌”要向大家讲述一下当年红遍杭州城的一家理发店，那可是当时理发界的LV，它叫时美。讲述人是在时美当过学徒的顾建武老师，他后来离开时美，上了杭大，真的是有三把剪子两把刀，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把一家消失的店写得这么齐整。
若向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本地人打听，杭州以前最有名的理发店是哪家？你一定会得到一个共同的答案：时美理发室。
1990年之前，时美理发室在杭州是与王星记、张小泉、奎元馆等一大批老字号齐名的。时美是高大上的象征。杭州人逢婚喜遇约会或参加某项重要活动，都会想到去时美理发整容。“我这头是时美做的。”这句话在当年不仅代表了时髦和前卫，更重要的是代表了身份和地位。
时美也是杭州的名片和地标之一。如果你在延安路上问路 ，某某地方怎么走，不少人会这么回答你：过了时美再往前走。
时美的老板叫赵万顺，老板娘叫潘金弟，两人都是扬州人。1945年前后，夫妻俩经人介绍来到杭州。先在“西湖大世界”(仁和路)旁开了个小店，名叫大陆理发店，后来搬到了平海路现在的西湖电影院边上。
1925年杭州街区图，红圈位置即大世界。
▲1922年，延龄路（如今的延安路）和仁和路交叉口新建了“西湖大世界游乐场”，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湖大世界游乐场”改名为“人民游艺场”，1955年，人民游艺场改为中苏友谊馆。
赵万顺夫妇是很会做生意的人，他们离乡背井闯荡江湖，在香港谋生，在上海立足，在杭州发展。属于“跑过三江六码头，吃过奉化芋艿头”式的风云人物。
大陆理发店开张初期，夫妻俩不仅引进上海新式发型，还遍访杭城大小理发店，寻觅技术高超的师傅（内行看门道啊，一看便知），一旦发现，便不惜高薪千方百计把他们挖过来。渐渐地，杭城一部分技术顶尖的理发师都汇聚在了赵老板夫妇麾下。从此“大陆”鹤立鸡群，生意火爆。此后，赵万顺又想出了一个强强联合的好办法，把当时杭城比较有名的“新新”、“如汁”、“环球”等三四爿理发店和大陆理发店联合起来，合并成立了时美理发室，老板还是赵万顺，店址确定为延龄路（今延安路）东面、仁和路和邮电路之间。
红星处为时美理发厅旧址大概位置图，现在采芝斋的对面。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后，有关部门对杭州理发业进行了一次统计，包括市郊在内，共有理发店415家，理发摊402 户，其中以时美规模最大，人员最多，技术最好，地段最中心。
1950年，时美被定点为杭州市市级机关干部理发室，从此更加红红火火，声名鹊起。1956年，全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国家规定，资本家除拿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从此，赵万顺夫妇逐渐退出经营管理。1966年9月以后，公私合营的时美理发室随着资本家定息年限期满，转变成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
1966年，“文革”开始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新风，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对三包一尖。所谓的“三包一尖”是指：包头（一种全部往后梳理的发型）、包脚（小脚裤）、包屁股（紧身裤），尖头皮鞋。包头和理发室相关，因此破四旧初期，红卫兵小将们就把杭州城里大多数理发店的招牌都砸了，连清泰街水漾桥畔“容容理发店”这样的招牌也砸了（亲眼目睹），“时美”自然也祸在其中难逃厄运。
1968年前后，时美理发室更名为“新风理发室”。但在大多数杭州人的认知中，新风就是时美。人们在聊到理发这个话题时，还是愿意说去时美理发，很少会有人说去新风理发。
1959年大跃进时期的杭州时美理发室 / ©章胜贤老师
1972年1月下旬，初中毕业待在家里的我突然接到了去时美工作的通知书。当时家里意见不统一。母亲认为剃头行当属于三教九流中的下九流，不是一个受人尊敬、被人羡慕的好行当，父亲却认为剃头也是一门手艺“荒年饿不煞手艺人”“学三分羊癫疯赖赖债也是好的”，况且时美还是国营企业。我当时没考虑得那么多，只觉得新鲜，坚持要去。
1月28日，18岁的我怀着好奇和憧憬的心情，踏进了时美大门。从那天开始，我成了时美男子部一名为期三年的正式学徒，第一年月工资16元。
七十年代初，时美的房屋是民国老式的二层瓦屋，靠街面有个木栏小阳台，风格类似于现在中山中路两边的古旧建筑。
时美的门面有五六米宽，中间是两扇厚实的弹簧玻璃门，两边是两块里面衬着白色绸布的透明玻璃。门口竖着一对很有气派的旋转灯（那时我们都叫它花鼓筒）。大门中央上方，挂着一大块用铁丝吊起来的牌匾，上书五个红漆楷体“新风理发室”（那时的时美已更名为杭州新风理发室），门框和牌匾底色都是老黄色的。
当时的时美理发店门面，八九十年代，杭州潮人的标志是“去海丰吃蛋糕、去太平洋看电影、去时美做头发”。
推门而入，是一个200多平方米一通到底的宽敞厅堂，两边和底部分列着黑白相间底座包边的升降理发椅（半个世纪过去了，我现在还能基本叫出与每张座椅相对应的理发师名字），每张座椅前是一面明亮的进口长镜，特清晰。长镜旁是镶嵌在墙内用铝板盖住、每天用福尔马林消毒的工具箱，工具箱上有两道玻璃隔层，摆放着发油（凡士林和白水油）、发粉（痱子粉）和用肥皂水调和起来的绿色洗头液。椅子上方悬挂着三叶吊扇。地下是花式水门汀。厅堂前端是男子部，摆放着24张座椅，后面是女子部，摆放着12张座椅，男女部用六扇屏风隔开。厅堂中央背靠背放着两排长椅，是顾客等候区。所有理发师都穿着干干净净的白大褂，看起来精精神神，气度非凡。
我以前理发都是在街头巷尾的小店理的，哪见过这么高大上的理发店啊。这气派一下子把我给镇住了。
我的师傅叫刁天蔚，扬州人，胖胖矮矮，满脸沧桑。
拜他为师时，老人家已经雪染双鬓，年逾花甲。那时好像没有六十岁退休一说，加上文化大革命后理发界也出现了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情况，店领导只好恳求过了杖乡之年的师傅们再来店里上班半天。
记得店领导把我领到师傅面前，请他再带一个徒弟时，师傅正在理发。他闻言微微转过龙钟的身躯，刮了我一眼，缓缓说了四个字：“关门徒弟”。没有拜师场面，没有拜师仪式，没有拜师酒席，连最起码的鞠躬礼仪都没有，我就成了师傅的徒弟。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师傅，也是我师傅的最后一个徒弟。
第一次见师父时的情景。 / ©城市秘密 特邀知名插画师：郑凯军
师傅的理发技艺十分了得，尤其是剃刀功夫堪称一绝。他那把奶黄色刀柄的剃刀，在理发界赫赫有名。
我从来没有问过师傅的身世，师傅也从来没有谈及过他的过去。
但我知道，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扬州师傅，每人或多或少都有传奇故事。
从其他师傅那里，我隐隐听到了师傅的故事。
那时候，师傅已过而立之年。有一天，店里来了几位达官贵人，其中一位坐上了师傅的座椅。修面时，师傅那把夹在大拇指和兰花指中的剃刀如庖丁解牛般地一会儿正刀，一会儿反刀，一会儿削刀，一会儿跳刀。在轻轻缓缓，飘飘浮浮中就把客人的脸颊、鼻沟、人中、眼角、耳廓修理得干干净净，光光滑滑。客人在不停翻飞的寒光刺激中得到了享受。临走时，他翘着拇指说：“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夸赞师傅剃刀功夫得心应手。没想到这个客人居然是蒋经国。
蒋经国在美国理发的照片，有点像在时美理发的样子。
后来我从一份资料中看到，1947年至1948年，蒋经国曾居住杭州，他每个月都会带着夫人和儿子来时美理发的。
我问过师傅这件事，但他没给我正面回答，只说了一句：“这件事不要说，要坐牢监的”。师傅的故事应该是很多的。遗憾的是那个时候我光顾着学艺谋生了，没想到也没意识到有朝一日我会去挖掘整理他的故事。
师傅对我的要求是非常苛严的。每天早晨，他要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练习一小时摇刀功。
所谓“摇刀”，就是挺胸收腹气沉丹田、两臂齐胸弯曲，左手翘开大拇指和中指，右手手指夹一根筷子摇动手腕。筷头的摇动范围必须在左手翘开的大拇指和中指之间，目的既为柔软右手手腕关节，又为协调双手之间的配合。
这些都是我47年前用过的工具：手推剪、剪刀、披剪、剃刀、大小木梳 / ©城市秘密 插画师：青征鱼
他经常会出其不意地来到我背后默默观察练功情况。有几次我凌空悬着的手实在酸得不行了，刚放下想歇一会，他就会大声斥责，还时不时会飞过来一个重重的“笃栗子”。
师傅一再告诫我：胡子不是用刀拉下来的，而是靠手腕摇下来的，没有柔软的手腕是学不好刀功的。平心而论，那个时候我还是很听话的，师傅要我每天摇刀一小时，我就在晚上再加练一小时，天天如此，星期天在家休息也从不间断。
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练习，我感觉手腕已不再像从前那么僵硬死板，右手大拇指可以很自然地弯过来碰到小臂了（直到现在我的大拇指还可以弯过来碰到小臂），平稳度和双手协调力也大大增强了。我曾经问师傅，你的刀功是怎么练成的。师傅回答挺有意思：“三分功夫七分刀。等你学会了磨刀法，刀功就基本练成了”。
磨刀是一门难以掌控的技术。磨刀石上的泥浆要打得细腻，磨刀时的手势要轻柔匀称。刀的反面磨四下正面磨三下叫“阴三阳四”。磨得好的刀刀锋极其锋利，吹发即断，磨得不好的刀连汗毛都是刮不下的。
第一次举着锋利的剃刀刮胡子，那真叫害怕。尽管已经屏住气息十分小心了，但还是把顾客的脸割出了血。慢慢地，我在实践中掌握了技巧取得了经验，已经不太怕那些 “撒拉子”（胡子又硬又多的意思）顾客了。
一天，一位满脸白胡子老人坐上了我的椅子，我轻轻松松为他理完发修完面后，他说，小伙子，以后我就认准你找你理了。一年以后，他请我去平海路的家里做客，我才知道，他就是我妈厂里的一把手，赫赫有名的杭州第一棉纺织厂党委书记曹子湘，南下干部。
上午跟师傅学艺,下午师傅不来我就没人管了，只能一会儿跟这个师傅学，一会儿又跟那个师傅学。我自认为这是博采众长，择善而从，可师傅们却说我是“吃百家饭”的。
说师傅们之前先说说发式。七十年代男子发式极少。
长发发式三种：“青年式”，早些时候叫“西发”，“文革”后叫“一面倒”。“二分头”，分为“二八分”和“三七分”，具有汉奸象征的“对半分”基本绝迹。“后包式”，分为全包和两边包。
短发发式两种：留发较长的叫“游泳式”，或称“杜丘式”、“板刷头”。留发较短的叫“平顶头”。
上世纪七十年代，男子发型图 / ©城市秘密 插画师：青征鱼
“螺旋式”和一些较敏感的发式不是“老店”（行话：熟客、老顾客）是不理的。男子烫发也是不允许的，因为那是封资修的东西。染发只有黑色没有其他颜色。
蒋元甫师傅是组长，鹰一样的眼光深邃而犀利。他的剪刀功夫十分了得，只凭一把剪刀就可以把男发剪得像砂皮打磨过一样，尤其是剪“游泳式”，轮廓饱满，煞煞平，没几个人能剪得过他。以前时美有个小青年叫徐小杰，后来成了特级理发师，据说著名前市委书记的“游泳式”就是一直认牢他理的，不知他是不是蒋师傅的徒弟。
徐宝同师傅有小资背景，在店里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剪刀也运用得十分娴熟。他与蒋师傅的风格迥然不同。蒋师傅理个发至少要动一百剪，而他不管理什么发，一般不会超过二十剪。他理的发参差有度，层次分明，远观近赏都非常舒服。他女儿继承了他的技艺，后来也成为了时美理发室一名特级理发师。金林师傅是个脾气古怪的“老烟枪”。平时说话比较“呛”,但技艺深不可测。他定型的“螺旋式”和根据顾客年龄、脸型设计的一些敏感发型，是我看见过的最漂亮最养眼的男子发型。给毛泽东主席专职理发17年的周福明，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弟。
高炳富师傅眼睛不便人称“瞎子”，他理出来的发型 “盖儿头”居多，当年大家都嘲笑他，但如果用现在“潮”和“酷”的眼光去评判，他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非常前卫非常时髦了。他的儿子高庆荣后来成了时美总经理，也是一名特级理发师。
朱银翠师傅是一位美丽端庄的温州女师傅，她的技艺和她的人品一样充满温情。她理的“分头”大边弧形自然，小边发丝饱满，高贵中不失典雅，细腻中蕴含委婉。经她巧手梳理打扮过的顾客，都能给人一种 “不教白发催人老，更喜春风满面生”的青春气息。
那些师傅是那个时代的定型师。
我11岁之前住在建国南路斗富二桥西河下，贴隔壁住着一对扬州夫妇。男的是剃头师傅，大家叫他“阿四伯”。女的是拉大板车靠力气活吃饭的，大家叫她“阿四嫂”。两个人养着儿子毛毛和女儿春兰，每天起早摸黑非常勤劳非常辛苦。邻居们当面对他们蛮客气的，但背地里都叫他们“江北佬”。
“江北佬，背稻草，一背背到横河桥，擉（zhuo）了一把剃头刀，回去割×泡”。这首杭州童谣五六十岁年纪的人小时候都会念。后来有人把它改成了：“江北佬，背稻草，一背背到横河桥，横河桥掼一跤，擉（zhuo）了一只金元宝”。
7年后，我居然成了 “江北佬”阿四伯的时美同事，这时候才知道，他大名叫王文尽。
当时时美有员工48人，其中理发师26人，学徒工12人，其他都是洗头、修理等辅助人员。师傅中扬州人20个，杭州人5个，温州人1个。扬州师傅占时美理发师总数77%。
扬州人以前多数是穷苦人，社会地位比较低下，主要以拾荒、爆米花、拉车、剃头、修脚和舞枪弄棒为生。有句话说扬州有“三把半刀”，其中就有剃刀（理发）和修脚刀（人称半把刀）。
1959年杭州南班巷小学红领巾理发小组向时美师傅学手艺，室内场景一览。/ ©章胜贤老师
杭州人叫他们“江北佬”，虽然语气中没有明显排斥和歧视的成分，但轻视成分不可否认是有几分的。我是非常尊重扬州人的。他们努力勤奋，肯吃苦，重情义，很念乡情很抱团。尤其是进了时美以后，朝夕和扬州人相处，日久生情，更增添了敬佩之意。扬州师傅有许多蛮有意思的“契口”，听得多了也就记住了一些：剃头叫“丘山”、洗头叫“汪山”、剃刀叫“亲子”、剪刀叫“苗子”、围布叫“栏子”毛巾叫“袖子”，肥皂叫“滑子”、脸孔叫“盘子”、姑娘儿漂亮叫“盘子亮”……
听师傅说，过去剃头人去外地，只要用行话交流就能得到同业者的留膳招待，若遇困难还能得到同业会的资助。我参加工作的时候，杭州已经没有理发同业会了。
扬州人不乏武术高手。一般师傅多多少少都会点三脚猫功夫。男子部的朱金坤师傅，一支棍棒指东打西，耍得如蛟龙戏水，每天早晨在西湖边三公园练的。女子部的冯玉卿师傅走起路来虎虎生风，据说拿过全国摔跤冠军。男学徒都非常崇拜他，我和师兄叶驰还专门备了摔跤服，跟他学了一段时间摔跤。
扬州师傅还能治落枕和脱臼。我见过很多次。那本事，我怀疑医院骨科大夫也不一定比得上。大人落枕多，师傅们双手捏肩，以指按颈，以拳叩颈，再突然来个狮子摆头，痉挛的颈肌就会松弛许多。小孩脱臼多，师傅们边哄孩子边轻轻抬起小手，摇晃几下往前一耸，脱臼处就复位了。这种没悬壶却济世的行为，师傅们是从来不收费的。现在的年轻理发师估计会这个本事的不多了。
理发造型与落枕脱臼，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可他们却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了，这在全世界绝无仅有。用扬州方言来夸赞，叫“乖乖龙滴咚”。
延安路和吴山路之间的邮电路上有个财贸食堂，时美和附近商店的人中饭都在这里吃。吃完上班还早，就身着白大褂拿着碗盏，和师兄弟师姐妹们在附近“荡一圈”。 延安路南头有一家文化用品商店，我们偶尔也会进去“荡荡”，那时候还不认识在里面站柜台的莫小米老师，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后这家不起眼的小店会飞出金凤凰。
文具店斜对过的“张小泉” / ©章胜贤老师
文具店旁边的“延安理发室”和时美是同一个理发片的。这爿店当时有十五六张座椅，在杭州理发业中属中等规模，做女发的名气可以排进前四位。“片”是一个组织单位。理发片就是指一个地段数家理发店的中心店。上城区理发业有两个片，一个是以解放路、太平洋电影院斜对面的杭州理发室为中心的杭州片，另一个是以延安路新风理发室为中心的延安片。
2000年左右的太平洋电影院
延安片有九家理发店：延安路上的“新风理发室”、“延安理发室”、龙翔桥胜利剧院对面的“新乐理发店”、仁和路知味观斜对面的“时新理发店”、人民大会堂将军路上的“柳莺理发店”、青年会国货路口的“青年理发店”、四宜路上的“四宜理发店”、群英路上的“丽华理发店”，还有好像是平海路口的“大陆理发店”。这九家理发店，有六家在延安路上或靠近延安路，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这几家店做过头发？
90年代初，仁和路、延安路口 / ©章胜贤老师
延安路西面还有“朝阳旅馆”、“红印刻字店”、“小吕宋百货商店”和“采芝斋”等商店。学徒第一年，我曾在小吕宋买过一双皮鞋，是送给当时读高中的好同学三毛儿的。48年后在一次同学聚会中三毛儿提起了往事，可见兄弟之情仍然铭记在心。那双鞋多少钱买的我记不起来了，只记得花去了我将近一半的月工资。
延安路南头靠东面的第一家店是“钱江钟表店”。经常在财贸食堂吃饭，我认识了里面的小范。数年后，通过他的关系，在店里买了一款又厚又重的前苏联手表，说是沉船后打捞起来处理的。那时候市面上没有进口表，一只国产的“上海”牌手表要卖120元，最便宜的“海狮”牌手表也要卖80元，这苏联进口手表也才80元，又有派头又便宜，那排队的人啊拐弯到了解放路上，足足有几百人。
“江南皮货商店”也是经常光顾的地方，里面的狐狸毛围巾和一些裘皮大衣都很贵，小学徒只有看的份没有买的份，不过我还是在里面买过一副狗毛护膝，是送给山里一位老人的。
90年代初大江南皮业 / ©章胜贤老师
旁边的“香港服装店”也很熟，里面有我两个初中同学程建和何国荣。“香港”楼下是卖服装的店面，楼上是做服装的工场，犹如后来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前店后厂”模式。
延安路东面还有“素春斋”和“杭州酒家”。有时遇休息天，我会带着爸妈或同学去这两家菜馆。“素春斋”当时的位置近延安路和邮电路的交叉口，后来搬到了“宁波汤团店”这个位置，成了紧挨着“杭州时美美发美容有限公司”的邻居。他们的“杭州卷鸡”是我的最爱，里面有笋干丝和香菇，外面用豆腐皮包裹起来的。“杭州酒家”现在在延安路西面，那时候是在延安路东面的，在延安路和仁和路东北面的拐弯角上。我认识里面售票的老邻居王曼英，每次去吃饭都很快不用等的。
90年代左右的杭州酒家
再往北走有“杭州照相馆”，这是当年杭州最大的照相馆。里面的团支部书记叫张丽萍，我们同属于上城区服务公司，经常在一起开会也很熟的。我虽然没去“杭州”照过相，但有时候拿几张黑白照片让里面的着色师傅去上个色还是不用花钱的。
时美学徒顾建武18岁时的模样，这张照片被放在解放照相馆的橱窗里。
说起照相馆又想起了一件往事。位于解放路百货商店对面有家“解放照相馆”，里面的负责人叫张慕良，有一次他来找时美领导，希望拍几张理发师形象的照片摆放到橱窗里。店领导就指名要我去。那时候小学徒都很听领导话的，我就去了，还特意穿了件刚买的深蓝色青年便装。到了照相馆，换上白大褂，按摄影师要求左弄右摆照好了像，却发现我穿来的那件新衣服被人偷走了。那时候买布买衣服都是要用布票的，布票很紧张，是按人头定量发的。这下回家要被母亲骂死了，心情十分沮丧。回到店里后我说了遭遇。第二天，师姐谭继红拿了七尺布票一定要塞给我，我坚持没拿。
理发是很苦很累的。平时上班时间一般是早八点晚五点,但忙的时候尤其是节假日前，一直要干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下班。
为了能让大家有小憩时间，店领导就买了很多棉被，让大家下午在二楼轮班休息。我们几个学徒，家无牵挂，干脆晚上也睡在店里。
年轻时饭量大，一过九点肚子就饿，于是就经常去买夜宵。那时的延安路一到晚上是比较冷清的，大部分店都打烊了，但我们斜对面仁和路上的知味观会营业到很晚。我们就穿着白大褂去买面。一来二去就和知味观的厨师小周、小应们熟悉了。慢慢地双方就达成了互通有无的默契。
如果和他们约好晚上打烊后来理发，我们就义务劳动分文不取，反正晚上没事，就当是练手艺了。如果他们白天来理发，买张一角三分钱单理发的票，就来个四角五分钱的全套：理发、洗头、修面、上油吹风，把他们打扮得精精神神，漂漂亮亮。
这以后我们去知味观，一定是拿着最大的有盖的搪瓷缸去的，买一碗一角钱的光面，拿着票直接进厨房，厨师们就会心照不宣地炒一只鸡块呀，香干肉丝呀什么的，先张望一下四周，然后快速倒进杯里，再烧一碗面倒在上面，边倒还边大声叫唤：“光面一碗～”。这种营私舞弊的行为都是悄悄进行的，一个片区的生意有一种互相照顾的人情在里面，慢慢交大家就都成了朋友，混成了市面。
王卫东不变的发型是一边倒的青年式。我学徒第二年，他便认可了我的理发技术。以后许多年里，他的发型都是我包了的。
有一次理完发，他告诉我他是平海路露天电影院的，邀请我晚上去看南斯拉夫新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露天电影院在平海路与浣纱路交叉口，现在的市一医院大门对面、杭州图书馆旁边。大门开在平海路上。售票处是两个弧形小窗洞，票价一角二分钱一张。入口处有弯曲的钢管拦着，收票人站在两边，观众从中间检票进入。里面是一排排水泥长凳，不用对号入座，早到早选座。前面挂一块大银幕，每次放完电影就拉下折叠起来。后面的空地上，搭建了一个二十平方米左右的放映小机房。
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视电脑，文化精神生活相当贫乏枯燥。杭州人晚上最大的乐趣和享受就是看电影。无论哪个影院，包括露天电影院几乎是场场爆满的。电影票一票难求。
老底子西湖电影院的门票
王卫东告诉我，想看电影就来好了，不用买票，还给我介绍了他的师傅朱雷鸣和市电影公司的小钱和老周等几个同事。
我成了露天电影院的常客，也成了朋友们羡慕的“有路数”的人物。谁要是搞不到电影票，来找我就一定能解决。
这以后，我一个月里总会抽点时间出来，拿着理发工具去把他们的头发从剪到吹全部解决了。到后来几乎成了他们的编外工作人员，观众进场帮着检票，散场后又帮着拉幕布搞卫生，人员紧缺时还协助放映电影。
那个时候的电影除了《袭击白虎团》、《海港》、《红灯记》、《龙江颂》等样板戏之外，就是中外老电影了。杭州人还是比较喜欢看国外老电影的。罗马尼亚《多瑙河之波》几乎场场满座。最喜欢看的还是前苏联老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芭蕾舞演员穿着天鹅裙，裸露着大腿翩翩起舞的天鹅舞片段，非常非常吸引年轻人的眼球。在那个年代，这就是黄色，是禁锢了的东西，但不知为什么，这部电影还是公映了。我们也喜欢这一段，但最喜欢的还是列宁演讲的台词，其中有几段现在还记得：“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我们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胜利。还有另外一条路，死亡。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每次听到这些富有激情和磁性的声音，心中都会感觉荡气回肠痛快淋漓。
写时美，不得不说到吴祝元。他是全国劳动模范，是国家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也是浙江省有史以来第一个被授予特级美发大师称号的理发人。
为写这篇文章，我找到了当年杭州时美美发美容有限公司的党支部书记徐平仙。她说：“吴老师是时美人的骄傲和楷模，没有他就没有时美。”吴祝元是时美党支部老书记，但时美人没有称他为“吴书记”的，一直以来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吴老师”。
吴老师1948年进时美学徒，1998年退休，2017年驾鹤西去。在时美五十年，声名远播，好评如潮，创意无限，获奖无数。
08年时，市总工会里办了场台北·杭州两地城市美容美发职工技艺邀请赛，吴祝元老师是比赛总评委。
第一次见吴老师以为他是个勤杂工，那是72年我去时美报到的第一天，那时候冲洗头发的热水都是用“炮仗”锅炉自己烧的。
我的通知书上写着找吴祝元报到，但我不知其人是谁。一位师傅告诉我吴祝元在店堂后面。后面是一个洗毛巾、围布、停放自行车和堆放杂物的场所。我推门而入，看见一位把破旧白大褂撩起扎在腰间的中年人，他眼睛细细，身材微胖、三九严寒头上有汗，正在給锅炉一层一层包稻草。他就是吴祝元。
吴老师时任延安理发片党支部副书记，按规定他可以脱产坐楼上办公室，可他一天都没脱产过。时美人都说他的劳模是做出来的。
他有三个孩子，大女儿阿芳，小女儿阿娥，儿子小波。夫人刘桂琴当年在时美后面的吴山路“老正兴”当服务员，是出了名的扬州美人，我们都喊她“吴妈妈”。老正兴卖的是灌汤包而不是小笼包，那汤包咬一口汤汁四溢美味无穷。在时美当学徒那几年，只要晚上睡在店里，早上就会想着去吴妈妈店里吃两毛一分钱一客的灌汤包。
吴老师是做女子发型的领衔人物，那时候在杭州已经很有名气了。每天等他做头发的“老店”一大堆。他根本分身无术，经常忘了吃饭。长此以往犯了胃病，疼痛时就用一把大木梳顶在理发椅和胃部之间。别人按正常时间上下班，他从来没有的。往往是早晨七点多到店，中午回家吃个饭小憩片刻又来了店里，一直干到晚上九点多最后一个走，几十年如一日。他最大的嗜好就是打烊后打盆滚烫的开水，一边看老旧画报一边慢慢泡脚搓脚。
吴老师住在吴山路、靠近平海路一条里弄里，从店到家也就五六分钟路程，可有一次他居然走了将近半小时。那时从解放路延安路交叉口到龙翔桥这一段是杭州最闹猛的商业街区，路上人来人往比肩接踵。他中午回家吃饭时，看见一位女子的发髻盘得很有特色非常漂亮，竟情不自禁地研究起来，一会儿快步跑到前面，一会儿又跟在后面，弄得人家以为他有什么想法都不好意思起来。
1989年杭州的延安路
那时候我一直在寻求答案，吴老师的技术这么好是怎么学成的。可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现在细细想来，无外乎两点，一是热爱理发敬业奉献，二是努力学习善于观察。如果能早一点悟到，也许我也可以成为一名特级美发师的。
女子发型和男子发型一样，只有少数几个大类。后来大家所说的名目繁多的发型，其实不过是基本发型的演变和衍生而已。许多奇离古怪的发型名都是理发店自己取的，连大师们也不一定分辨得清楚。
六十年代女子基本发型有两种：一种是双麻花辫，另一种是刘胡兰头。“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小芳的辫子应该就是麻花辫，这是当年未婚姑娘的主要发型。到六十年代中期，随着红卫兵绿军装的盛行，“粗又长”的辫子渐渐变得“粗又短”了，而刘胡兰头成为了的主要发式，整齐的头发盖住双耳，戴上军帽，看上去英姿飒爽刚强有力。
七十年代初的女子发型基本沿袭了上一年代的发式，所不同的是，“刘胡兰头”变成了“柯湘头”。柯湘是京剧《杜鹃山》中一支农民自卫军的党代表，她代表革命形象的发型曾风靡杭城。
当时的女子发型 / ©城市秘密 插画师：青征鱼
烫发是“封资修”的东西，已经受到过“破四旧”冲击的理发店谁也不敢再烫了。那些烫发专用的卷筒、卷辊，那种罩在头上的 “大吹风”，都凄凉地躺在角落里封尘已久。
千篇一律的发式发型让时美的师傅们感到压抑。吴老师是一个不甘埋没自己理想和才华的人。他经常在柯湘式的发型基础上，根据顾客的脸型、年纪和职业，尽量为他们创造一款适合她们的新发型。头发不能烫了，他就用吹风机吹出波浪。如有一款叫“文波”的发型，看上去很自然舒服，问他为什么取名“文波”，他说“波浪看上去很文静嘛，也想不出其他名字，就叫‘文波’好了”。他就是这么个简单而随意的人。
1981年杭州三个漂亮的女青年，她们的着装、发型都印照着当时的时代流行。阿德里亚诺•马达罗/摄
顾客们也面临着冲破禁忌之前的诱惑和冲动。有时，一些老顾客会拿着破旧的《大众电影》来找他，要求他模仿画报上的人物发型造型。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满足她们的要求，尊重顾客，尊重时髦是他经常说的话。八十年代流行的“翻翘式”发型，其实在七十年代吴老师就已经开始初探了，只不过那时两边翻翘不敢太明显太张扬，有意做了一些变相处理罢了。
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是烫头发。那时上面三令五申男人不许留长发，女人不准烫头发。可吴老师作为党支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却敢于“胆大妄为”。有一天，杭州歌舞团的一位独唱演员因演出需要要求烫发，他居然一反常态一口应允，让人整理出了烫发工具和设备，然后悄悄地躲在店堂后面的杂物间里給那位演员做了电烫。
吴祝元老师悄悄躲在店堂后面的杂物间里给演员做电烫时的场景。 / ©城市秘密 特邀知名插画师：郑凯军
这以后，店里专门设了两只像摩托车头盔那样的大吹风，放在不被人注意的杂物间门口，为一些非常熟悉的老顾客烫发，其中以文艺界人士和医务工作者居多。不过长波浪和中波浪还是不敢烫的，一般只烫发梢局部，而且一再关照顾客，万一有人问起，可千万不能说是时美烫的，更不能说出理发师的名字。发型的变迁记录了时代，又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1975年, 我离开了新风理发室。
1978年，时美理发室恢复原名。
1982年，时美在旧址上对营业场所进行了改建扩建。宁波汤团店搬去了其他地方，继之而来的新邻居是杭州素春斋。
1983年6月6日，新店开张，贺者无数。一楼是男子部，二、三楼为女子部。营业面积从原来的200多方一下子扩大到了近700方，员工也剧增到了100多人。当时这规模在浙江首屈一指，在全国也屈指可数。
1985年，时美增加了美容、美甲等全新服务项目，还专门辟出三楼，开始了杭城最早的新娘化妆服务。期间，特聘上海 “露美”多名师傅前来店堂坐镇指导。据后来担任时美总经理的王文淦回忆，那几年，时美门庭若市，人满为患。新娘们想在时美做个发型化个妆，是要早早排队拿号的，经常是店没开门，门口就已经排起了长龙，店门一开，马上就得关，否则，店都要被挤塌了。
1991年2月7日，时美理发室正式在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更名为“杭州时美美发美容有限公司”。
90年代末，时美美发美容公司 / ©章胜贤老师
1978年至1998年间的二十年时间里，时美先后引进了不少技术高手，也培养出了百来名具有五级职称的美发技师。在这些理发大师和名师中，值得志记的是以吉正龙、徐小杰、杜汤明、高庆荣、徐平仙、毕顺忠等为代表的一批后起佼佼者，他们有的已成为中国美发界领衔人物，获得了“五一”劳动奖章，享受国家的特殊津贴；有的多次参加世界级和亚太地区美发大赛，屡屡夺回金牌；有的参与了《美发美容企业星级评定及服务规范》标准的起草工作，成长为当之无愧的业内专家，有的当上了潜心研究美发美容技艺的著名教师，把自己的高超技艺传授给更多的未来之星……
2000年，主管公司对时美进行了体制改革。时美不再是值得骄傲和炫耀的国营企业了。这一年前后，杭城私营企业崛起，龙翔桥的工联大厦和龙翔服装城已经有了很多出租柜台，小商贩们把四季青的服装批来这里卖，月收入远超一级理发师的收入。理发界也发生了全新变革，港澳、广东模式不可阻挡地席卷而来，“发廊”、“沙龙”、“剪影”等新式名称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尖，理发价格也与日俱增，这对那些持有中高级技术职称证书的名师们无疑是一种巨大的伤情与刺激。时美掉进了私营化浪潮的旋涡之中。许多师傅纷纷离店另起炉灶。我初略统计了一下，2000至2002年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杭城就冒出了六家冠以“时美”名义的理发店，还出现了数个挂着“时美”招牌的“理发分公司”。直到前两年，我还在地铁七堡站附近发现了一家新开张的“时美”理发室。
2002年，时美因人才大量流失已力不从心元气大伤，恰遇市政改造需要拆迁延安路老店，于是便乘机卖掉了房子，解散了公司。
一家具有57年神话般传说的理发名店，就这样韫椟而藏，悄无声息地退出了杭州。
多少人为之感叹为之惋惜。时美的花样年华已经消逝，但那份神话般的美丽却永久留给了杭州，留给了时美的后起之秀，留给了几十年一直挚爱于她、忠实于她的老顾客们。
附:
时美员工名录1972年-1974年48人
男子部师傅17人
蒋元甫 朱金坤 刁天蔚 张松庭 朱银翠 王文尽 严欢蓉 金 林 朱德宝 应小娟 黄德鸿 汪德良 高炳富 徐宝同 张文达 钱根发 蔡汝铭
男子部学徒 10人
吴逸群 陈佳鸣 顾建武 苏珠妹 叶 驰 孙志清 于世滨 朱顺发 陶国蓓 张水英
女子部师傅9人
李裕祥 吴祝元 袁治林 吴国华 冯玉卿 卞国华 徐有余 张宏泉 王成水
女子部学徒2人 沈慧萍 谭继红
洗 头 工 金雅美、王宝香、董水琴、胡阿大、马秀珍、孙莲观
会 计 王正健
售 票 唐勇琪
修 理 工 马仁华 杜师傅
我真的都记得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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