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者與寫法
法國思想家、作家加繆（Camus, 1913-1960）1947年出版的小說《鼠疫》是以第三人稱寫的，但裡面的主人公里厄醫生最後承認他其實就是作者，而他也用了書中另一個重要人物塔朗死後留下的筆記。
第三人稱的寫作有助於敘述人與其中人物保持某種距離，保持某種客觀性和全景視角。回顧性的評論或總結性的話語也可以在其中出現，包括一般的分析疫情和人們的心理。《鼠疫》自然也是一種回顧，但我們最後明白，這卻是一個親歷者，而且是投入過鬥爭的親歷者的回顧，似乎客觀的視角後面卻隱藏著一個主觀視角——作者是努力遵守了這一點的，它幾乎圍繞著裡厄的視角展開，幾乎可以說是“一鏡到底”。不足之處則借用了塔魯的視角，比如說他自己的相貌。這種雜糅的寫法或許可以同時保持某種中立性和切近性。
加繆，195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這也可說是一種“雙重作者”，開始我們看到的似乎是一個敘事人、一個可能是置身事外的旁觀者，事後的記錄者。到快結束的時候我們才知道這個作者其實就是主人公本人，是一位介入了其中的當事人。
而他最後亮出身份也是要說明：對於過去了的這場災難，我們有必要把它寫下來，並不是把它作為一個最後勝利的編年史，而是顯示人們在當時不得不做什麼；也是要告訴人們能從災難中學到什麼，應該記住什麼，知道人內心值得讚賞的東西總歸要比應該唾棄的東西要多。否則，我們就可能是白白的經歷這一場災難了。
二、地方與事件
這次鼠疫是發生在20世紀40年代阿爾及利亞一個靠海的省會城市阿赫蘭。這是一個很商業化的城市，或者我們說就是一個很典型的現代城市，人們辛苦工作所追求的主要就是掙錢發財，但也不是不擇手段、以其為唯一目標的掙錢，而還是基本守法的掙錢；人們也充分享受生命的快樂，但也不很過分或瘋狂。
這不是天使之城，也非罪惡之城，而就是我們到處都可以見到的一個現代商業城市，雖然它也缺乏想象力，有些平庸乏味。政治和法律不是說多麼優良，但似乎也並沒有很多腐敗，小說中甚至沒有怎麼涉及到政治。
這就是一個普通人的城市，一個治理得中等乃至偏上水平的城市，即便在鼠疫期間，還是保持著相對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秩序，軍隊和警察在照常維持秩序，交通和隔離都在比較正常的進行，沒有出現大的政治混亂和嚴重的社會失序與犯罪。
至於其他的背景大都被虛化了，比如這具體是在什麼時候，地方與中央、該國與外國的關係，當然，這也可以說正是要突出一個被封鎖的城市——一個相對封閉的人類境況。
瘟疫期間，城內的人們也感受到城外人的關懷和鼓勵，空運和陸運發來了救援物資，
無線電波和報紙送了許多表示憐憫和讚揚的言論，但當聽到那念史詩或演講競賽般的腔調時，他們還是感到心煩。畢竟，城外的人們還是“太遠了”，他們與城內的人們之間存在隔膜，無法真正分擔真實的痛苦。
鼠疫在這座城裡是在四月開始發現並封城，到第二年的二月打開城門，歷時十個月之久。在這個20萬人的城市裡，它在很長時間裡都有每週數百人的死亡。
這是一個瘟疫的故事，也是一座被隔絕的城市的故事。奇怪的是，市內交通乃至市井娛樂活動似乎還是照常進行。書中也沒有太多提到物質的匱乏及其災難性影響——比如哄搶和爭鬥之類，而是更注意人們的心態，尤其是在抵抗鼠疫一線的普通人的所作所為和所思所慮（而且更多的是描寫個人的正面行為）。
瘟疫和戰爭不同，它主要是來自自然的災難，也非兩軍對峙。但又和一些其他的自然災難比如地震、火山爆發不同，它不是一次性的爆發，而是持續折磨人的；它也是傳染性的，這對人與人的關係就構成一個嚴重的考驗。城內外沒有敵人，但所有其他的人卻又都是潛在的威脅者、危險者。
它看來是暴起的但卻緩退的，這也特別考驗人們的應變能力、意志和忍耐力。它也不止是影響一個城市的一部分人，而是裹挾這個城市的所有人。它不像其他災難一樣能有明顯的緩衝地帶、安全地帶。
它也具有最多的、反覆出現的偶然性，因而也就有了一種廣泛的平等性——最後，不管你客觀上是否貴賤富貧，是否身體強壯，甚至也不管你主觀上是否勇敢，是敢於作為還是無所作為，恐懼還是不恐懼，死神都可能找上你。防範當然也是起作用的，但你還是不很明白死神的骰子究竟擲向哪裡。以前曾有過一次瘟疫，唯一的一個倖存者是一個每天和病死者打交道的洗屍者。
總之，可以說瘟疫是人性的一個測試，而且是比較重複持久的一個測試；它也是人的精神能力的一種激發和調動，甚至是人們原來也沒有想到自己會有的巨大能力。
三、人物與情境
這本小說中的人物很典型，甚至可以說稍有點概念化，沒有真實生活中的那麼多的複雜性，但他們還是樸素的，不誇張的，我們也可以藉此更好的分析作者試圖在其中表達的思想觀念。
最重要的人物自然是裡厄醫生：他貧困出身，是貧困教會了他許多東西，包括不相信那些烏托邦的宏大理念。
他很淡定，堅持地履行自己的職責、表面看來很冷淡，甚至有一種感情的麻木，但如此也才能支撐他在疫期中每天的繁重工作。
他也不去多想，不去悲哀，全力地投入救援工作——雖然幾乎都是無法起死回生的工作。這樣做的還有他的許多同伴，那位研究血清的醫生，那些堅守崗位的醫生。
塔魯：他是一個不知怎麼來到這個城市居住的外地人，他是富裕家庭出身，父親是檢察官，而他正是在一次看到父親判處一個人死刑的時候，確立了自己的信念——那就是反對死刑，他無法忍受人為的剝奪另外一個人的生命，這大概就是他的信仰。
他尤其憤恨的是一些高調的理論給出所謂的“理由”，讓許多人同意去殺人或者聽任別人去殺人。他認為，人應該精神高度集中，努力不走神，不受這樣的理論蠱惑。當然，他也不願人在自然災難中喪生。
他大概可以說是一個生命至上主義者。他在鼠疫中組織了一個志願隊，夜以繼日的工作，但卻在鼠疫最後要退走的時候感染死去。
格朗：多年的小公務員，甚至只能說是一個“臨時工”。他就是那種常常被欺負的“聽話的人”，但也是一個歷經磨難仍舊保留美好感情的人——比如對他初戀愛人的感情。他在負責衛生防疫組織的秘書處的工作中也總是盡職盡責、默默奉獻。
他還總在偷偷寫作，但不斷修改開頭，無法完稿，這可能是由於過於追求完美，也可能是由於還是缺乏表達的天才，他覺得自己無論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在紙上，都總是找不到合適的措辭。
他是世俗成功人士的反面，但他有一個自己充實的精神世界，有自己對美和善的不懈渴望。
朗貝爾：他只是一個臨時來到這個城市的外地人，突然封城了卻不能離開，所以，他最感到委屈和命運的不公。而且，在巴黎還正有一位摯愛和等待他的戀人。他也無比的熱愛她。
他也許可以說是一個愛情至上主義者。所以，他多次想方設法的逃離這座城市，但一邊也還同時參加了志願隊。但在屢經波折和磨難之後，在他終於有機會逃離的時候，卻決定留下來繼續工作。
他發現自己雖然是個外地人，但實際已經被捲入了鼠疫，捲入了這一“突然的情境”。這樣，他也就成為一個“本地人”了。
帕納魯神甫：他希望這次災難能夠警醒世人，能夠讓人們重新皈依上帝。他對斤斤於利的現代商業和信仰日益淡薄的現代功利人肯定是不滿意的。
但是，他在瘟疫中的兩次佈道卻有了微妙的變化，第一次佈道是慷慨激昂的，認為這是上帝對邪惡的懲罰，是要人們反省和痛悔；第二次佈道他卻有了一些猶豫，這也許是因為他已經看到了許多無辜者乃至純潔者（比如孩子）的死去。
他也參加了志願隊的工作，並強調要做那個“絕不逃離的修士”。但他最後的去世卻幾乎可以說是在一種激烈的內心鬥爭中離去的。他痛苦的思考一個基督教徒，或者一個神甫是不是還要求醫問藥？
他說：如果我們不能信愛上帝，那麼我們能夠去恨上帝嗎？
法官奧東：法官兩次來到隔離場所，第一次是作為一個病人被隔離，他認為一切都應“照章辦事”，第二次則是在脫險之後，他返回隔離所做一個志願者。
他的幼小的兒子卻沒有得救，而且死去的時候經受了莫大的痛苦。和這種孩子的痛苦以及給其親人和目睹者帶來的痛苦相比，其他的人間困苦可能就不算什麼了。
這種痛苦喚起最深沉的憐憫，但就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卡拉瑪佐夫兄弟》中一樣，目睹和感受這種痛苦也可能是對上帝懷疑的開始。
科塔爾：這大概是書中幾乎唯一的反面人物了。他可能是逃匿的一個罪犯，在鼠疫還沒有明顯爆發的時候甚至還試圖自殺，但在被格朗救下來之後，在鼠疫爆發之後反而有滋有味的活下來了，而且變得非常的“活躍”，他出入各種社交場合，如魚得水，因為原來他感覺只是他一個人處在災難之中，處在被追捕的狀態中，而在鼠疫中，所有的人都陷入了被災難追捕的狀態。
於是，在鼠疫結束之後，他反而又變得沮喪了：怎麼鼠疫這麼快就結束了呢？他因為他過去的罪行而重新被追問，他開槍射擊街上的人們。但小說對他也沒有很多的譴責，裡厄等人也只是說他“瘋了”。
這是一個患有“心靈鼠疫”的人，他不在乎人們生命的失去，而只信奉大魚吃小魚的叢林規則。但更多的人犯錯乃至犯罪並不是因為本性邪惡，而是因為偏見和愚蠢。
作者沒有寫到如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寫到的雅典瘟疫的情景：本來足夠優秀的雅典人在瘟疫中也變得情緒狂亂和行為不檢了。我們也許可以說，修昔底德所寫的雅典瘟疫中的人們的反應和行為可能是過於負面了，而加繆所寫的阿赫爾城瘟疫中的人們的行為和反應則是過於正面了。
兩者都有可能不完全真實的地方，但這也許是和他們的寫作目的不同有關：修昔底德說他只是想寫出瘟疫的“症狀”和群體反應，而加繆則可能還想表達出人們、尤其是個人對瘟疫的應有態度。
加繆想表達的一個主要思想看來是： 人們不必追求做英雄聖賢，但在面對不可迴避的災難的時候卻必須挺身而出，奮起抗擊。哪怕最後取得的勝利依然非常可疑，是人戰勝了瘟疫，還是瘟疫筋疲力盡最後自己退走了？作者可能還是更相信後者。
他不認為人總是能弄清這些災難的來龍去脈，找到萬應靈方。但是，在遇到這樣的災難的時候，還是要誠實面對，奮起抗擊。這不是去追求什麼英雄主義和想做一個聖人，而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但人如果能夠在邊緣處境中誠實面對和奮起抗擊，仍舊堅守基本的義務和同情心，這也就是英雄了。“假如神聖就是習慣的總和，他也就是聖人了”，裡厄醫生說他就是不習慣眼睜睜的看著人們死去。
所謂誠實面對，也就是不虛偽，不掩蓋事實，不欺瞞自己和他人；而抗擊也就主要是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承擔起自己作為一個已經被捲入的“本地人”對同胞的責任，這也就是職責所繫。
一種責任是你正好在社會上從事這一職業，比如作為一個醫生，你就要治病救人。而且，你也不能看著同事奮力而你躲閃逃避啊，尤其是在同事為之殉職的時候，就像戰爭中的戰友，這裡又有一種職業內部的倫理。
還一種比較普遍的責任就是對同類、對生命及其痛苦的同情心，也就是說你不管從事什麼職業、只要你是一個人，一個社會的成員，就都要考慮的了。
如果說這樣履行自己的職責也還是在追求什麼的話，那也主要是為了求得內心的安寧：你不能對你的同類坐而不管，視而不救而覺得安心。
這樣的援手和救助生髮自人類本有和普具的同情心。裡厄醫生想到：如果說世上還有什麼東西是值得永遠想望，且有時還能得到的話，那也就是人間的真情了。
作者懷疑人們是否一定要去追求各種名目的高尚理想，無論那是英雄聖賢，愛情至上還是上帝的懲罰與拯救。他甚至認為過分重視或一味褒揚高尚無私的行為，反而可能造成災難和邪惡的蔓延，因為能夠做到那種高尚無私行為的人畢竟是寥若晨星，而依據基本的責任心和同情心的行為卻是許多人都能夠做到的。
所以塔魯說他的道德觀其實首先是“理解”。裡厄醫生也並不反對朗貝爾想辦法逃離這座城市，他自己並不認為自己是要追求英雄主義，他更不要求別人都去奉獻犧牲。不過作者倒也並不反對追求英雄主義，真誠自願的如此追求的人也很值得敬佩，但他認為這種追求的地位還是次要的。
作者也不想慶祝最後的勝利，只要人沒有死光，最後都可以說是“戰勝”。人能贏得的其實只有記憶。他寫下這些只是希望人們記住，記住這發生過的一切，最好還有經過反思沉澱的一切。
鼠疫過去了，許多人死難了，甚至在它臨走的時候還帶走了幾個最優秀的人。塔魯死去了，格朗差點死去。接觸病人最多的裡厄醫生倒是一直沒有感染生病，但他在城外養病的妻子則死去了。瘟疫不僅決定著城內人的生死，也影響著城外與各種各樣的方式與他們關聯的人們。
作者並不想過多的讚頌人們的高尚、偉大，也不想讚頌人的能力，他承認，瘟疫中的許多死亡和偶然的生還是任何科學都無從解釋清楚的，他所能做的只是儘量給偶然的生還提供機會。
死者已逝，生者還要努力活下去，但是也要努力記住。裡厄醫生最後在傾聽城裡人們的歡呼聲中想到：鼠疫桿菌並沒有死絕，也許有一天，它會再次來臨給人們以教訓。這一來臨大致就是人又變得傲慢或失憶的時候。
四、更深的問題
《鼠疫》的作者還主要是在一個西方的精神文化傳統中觀察、描述和思考這一事件的。但他還啟發我們思考一些更深的問題：在一個失去了傳統宗教信仰的世界上，我們如何生活，尤其是如何應對突然的災難？在一個沒有上帝、沒有靈魂不朽和永恆記憶的世界上，道德行為的根基何在？
人是否還要努力追求做一個聖徒，或者只是考慮如何做一個好人？做這種好人，是否僅僅憑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倫理就夠了？個人是否還需要有一種、或社會上還需要多種強大精神信仰力量的支持乃至引領？有沒有必要用某種世俗的崇高理想來替代上帝？等等。
對這些問題，作者是有自己的思想傾向和初步答案的。他看來是努力想走出一條失去上帝但也要努力成就道德，不求做一個聖徒但也要做一個好人的道路。
對基本義務和後面的至高信仰的關係還有必要做進一步深入的探討。但我這裡只是想提請注意書中一個並不引人注目、評論者也很少談到的形象，那就是裡厄醫生的母親。
瘟疫要爆發之際，正好裡厄的妻子因為生重病要到外地療養，於是母親過來照顧他的生活。裡厄在整個瘟疫期間經常每天工作近二十小時，如果沒有他母親的悉心照顧，很難說裡厄能夠支持下來。
但比生活的照顧更重要的，還是母親對他精神的影響和支持。他總是能夠感到母親對他的深愛和心疼，雖然他們之間並沒有多少語言的交流，甚至他對母親的關愛也常常有些習慣性的麻木。但是隻要看到她安靜的形象，他就能得到力量和撫慰。
作者沒有明說裡厄的母親的信仰，但她很可能就是一個內心有堅定的宗教信仰、卻又不讓人覺得咄咄逼人的人。她是祖代移居阿爾及利亞的西班牙人後裔。
他的母親並不像帕納魯神甫那樣大聲疾呼上帝，也不譴責眾人。她能直接影響到的人也非常有限，但每一個和她接觸過的人，都能從她安靜的、關懷的形象得到巨大的安慰。
她身材矮小，一頭銀髮，一雙黑眼睛充滿和善。她絕不驚恐，她說：“這類事情總是有的。”“這些老鼠一點也影響不了我的情緒。”“像我這般年紀已沒有什麼可怕的了。”醫生覺得，跟她在一起，什麼事情都好像很容易解決似的。
塔魯後來住到裡厄醫生家，也深深感受到了她的關懷，在他病痛期間，也是她在悉心照料。
塔魯的筆記裡描寫了老太太的謙卑，她具有的一種無須多加思索就能懂得一切的本領，她講話時那種簡單明瞭的表達方法，當然還有她那純樸善良的品質。塔魯寫道：對他來說，她飽含善意的眼光總是要比鼠疫有力量得多。這樣的人並不少。塔魯說他的母親也是這樣。朗貝爾遇到的西班牙老太太也是如此。
她們持一種樸素的信仰，但也樸素的將這種信仰貫穿於自己的生活。塔魯還寫到裡厄母親對一扇臨街窗戶的偏愛：她常常一個人坐在窗前，略微挺直身子，兩手安穩的放著，目光凝視著前方，這樣一直到暮色蒼茫，乃至天色完全黑暗。她就像是黑暗裡的一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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