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平市的神山村，在抗日战争中，青年人踊跃报名参加义勇军，曾组建起个“神山营”来，由王震旅长率领，告别村口欢送的父老乡亲，也挥挥手，告别村后巍峨壮观的梁堡，奔赴抗日前线去。试想，国难当头，一个村子竟走出一个营来，这在全国是不多见的。另外，这个村子又被远近十里八乡称作“文化村”。这话不假，其根据大致有二，一是念书人多。先前村里出过进士，出过举人，出秀才那更是一拨一拨的，据说，清朝晚期有一年过春节，举人贾大中的胞弟、贾在中的胞兄，名叫贾咸中的，在自家大门上贴出一副对联，曰：“兄举人，弟举人，我是白丁；兄无儿，弟无儿，我有苶儿。”其实，这位咸中老兄，是个实实在在的秀才，之所以称自己为“白丁”，除了含有自谦与戏谑的成分外，也说明村上文化人之多，之广。记得在解放初期，神山村当教员的，少说也有近百人；上世纪中叶，在美化生活环境的工作中，神山村十里长街“诗歌壁画爬满墙”，被竖为全省的“红旗村”，全国的文化现场会也在这里召开。所有这些，都是长期文化积淀的结果。二是文化载体多。比如，龙王堂处的洪福寺，一般老百姓叫“大庙”，大者，非同一般也。它三进院落，占地面积五十余亩。殿宇构制气势恢宏，做工精细，雕梁画栋。山门前的松柏树，其粗壮，够得上两三人牵手合抱；其高大，可谓参天蔽日，时有阵阵松风响彻天际，与崞山寺的松柏树很难分出伯仲来。而这龙王堂大庙，正是闻名天下的金代圣母“线娘娘”，于农历五月二十到外婆家住宿之处所也。记得七八岁的时候，迎接“线娘娘”的差事派到我们家，因为家里没有成年男子，我便自然而然地应差去。当时那“迎驾”的盛况，给我留下了永久的记忆：十里长街人山人海不说，从村尾延伸至歇马殿，足足又有四五里，那里也是人流不断，人头攒动。“迎驾”的队伍更是旌旗蔽日，浩浩荡荡，旗伞执矢两流儿摆开，煞是壮观。我当时扛着个“肃静”的“静”字，足有二三十斤重，要不是头戴柳圈、赤着双脚“祈雨”的大爷大叔们帮忙，我是很难一直捱到大庙上去的。说到文化载体，还有当街高崖上的文昌阁，这里连年香火不断；河对岸的魁星庙，常有祭祀活动举行。笔塔高高耸立，戏台少说也有四五座，并且，凡是路口就有五道庙。而村北车马大官道旁的神道碑，被人们称作“四路碑”的，气势雄伟，雕工精湛，很是鲜见，它距离阳武村的朱氏石牌坊景观，仅有一箭之地，为民国初年北、南镇守使张汉杰、张培梅等人，给进士、举人共计九人所建立的“德教碑”，旨在赞颂乡贤，启迪来者，成为当时享誉县内外，颂扬传统美德的一道风景线。村中如此多的文化载体，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本文最想提及的，是依山势而建在“龙脊梁”上面的堡子，它曾经是神山村标志性的文化载体，周遭有二三里，墙体高一丈有余，厚有两庹，占地近百亩。小的时候玩“跑马城”时，大都是从它那里“找”到情境，从而激发出“玩”趣的。原平大地上的堡子，大大小小不下三十多个，而它的规模之大、占地之广，又雄踞在梁头上，绝对是全市第一（因笔者孤陋寡闻，不知道放到更大范围内，究竟是个什麽状况）。游子们归来时，老远老远望见这雄踞在梁头上的堡子，就欣喜若狂，大有投身在母亲怀抱中，歆享慈爱的那种温馨感觉。我十五岁那年考入范亭中学，一住就是六年。每次节假日回家时，影影绰绰望见梁堡的轮廓，一股暖流便在周身激荡。可以这麽说，梁堡情结就是难割难舍、沉甸甸的“乡愁”。所以，后来见到崞县城里那真正意义上的城墙时，总觉得砖包自然显得雄伟，而这土夯却能让人感到亲切。可惜的是，就只在那六年里，我们见证了崞阳古城墙的“前世今生”。那是一九五八年，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先人一代一代苦心经营的这千年古长城，在千军万马的攻战中，瞬息间灰飞烟灭了！当时，我们学校在这次“战役”中，还涌现出一大批为盖教室而拆城墙、背城砖的“劳动模范”呢。今天想来，这是怎样的一种愚昧与悲哀啊！
而对于我们这梁堡，即使被称作“故事篓子”的祖母，也只道听其“前世”，而未亲睹其“今生”。奶奶听他奶奶的奶奶说，梁堡下面，原来是一片汪洋大海，有一硕大无比的怪物，每天翻过来，覆过去，掀起的恶浪，把岸上的人家搅得不能安生。有一位壮士，有人说他是李克用的义子李存孝的兄弟，经过二十多年的修炼，比起他胞兄来，膂力更是惊人，并且总有一句口头禅挂在嘴边：“天助我也！”有一天，对水怪残害生灵实在看不下去了，一怒之下，他大喊一声，把脚底下的一座山搬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一家伙就墩在了怪物身上，怪物瞬息毙命，其尸体便形成了后来的“龙脊梁”；再后来，这堡子就建在这怪物的头上了。壮汉又见怪物的尸体挡住了人们出出进进的路，便手起锹落，开劈出一条“龙脊梁沟”来。有人会问，那汪洋大水呢？那是禹王他们把它给疏导到东面的大海里去了，只留得阳武河水汩汩滔滔，流金泛银，浇灌着广袤田畴，利惠着万千百姓。而壮汉搬起的那座山，人们就叫它“神山”。这或许就是村名的来历吧。
关于堡子的出现，崞县三大望族之一的神山贾氏，在其《族谱》里写道：“（贾）达经，九世左甲人，字继志，儒学附学生员。好行善，广施济。当明季时，饥馑洊至，公出粟输金，无亲疏，皆有赈。并筑堡御寇，故村中屡遭兵寇，卒未大被其害者，皆公之力也。”其中，“明季”即明朝末年；“洊至”即连续到来。但是我想，如此浩繁巨大之工程，必须举全村之力，长年累月苦干，方可告竣，贾达经无疑在其中是起着纠首和引领作用的。我还疑心，在贾氏始祖成府君于洪武八年（1375）落脚神山之前，就有康、刘二氏在这里休养生息，繁衍后代了，因史料失之于太简，未能了解到更多的细节，但耗资之钜，耗时之长，动用劳力之多，一定是非常惊人的，得有几代人乃至十几代人的付出，方可得以成功。从这一点来看，贾达经很可能是最后堡子工程的“善终”者，或者说是“集大成”者。而这里须提及的是，与贾达经同辈的忠义之士贾三光，他是修建土堡的鼎力附议者与积极襄助者，据史料记载，贾三光为明代三关总兵周遇吉的幕僚，义死于宁武关。此后，他的名字便载入《明史》，这对穷乡僻壤来说，堪称“破天荒”。事情是这样的：一次，宁武城里人听说“倒取宁武关”的李闯王把城池给围住了，于是，忠武公周遇吉送给他一百两银子，并且恳切地说：“万不可在这里白白送死！”打发贾三光离开宁武关。在归途中，恰逢阳武谷口决水，拦住去路，可他再绕道盘道梁时，突然听说宁武城被攻破了，于是就挽马回城，来到周遇吉身边。见此，周总兵大声呵斥他，但他却平静地说道：“国事已经落到这种地步，您能为国君尽忠而死，我难道不能为您践义而亡吗？”结果，宁武关陷落，贾三光同周遇吉等均壮烈死难。时至今日，忠武祠里还有贾三光陪伴周遇吉的泥塑人像。埋贾三光的坟头，据说是朝向神山村一带的，这真应了《诗经》里说的“狐死必首丘”――眷恋故土这句古话了。后来又听说，堡子面向宁武方向的西北角，也曾寄埋过贾三光的“衣冠冢”，当然，这是后话。我们前面说过，近百亩偌大一块地方，要做成那么高大宽厚、周遭二三里长的堡子墙体，而那时使用的工具又不外乎箩头担杖锹之类.，十分简陋，所以说，没有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艰苦努力，同心同德，共襄盛举，而要完成它，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前面已提及，按《贾氏族谱》的说法，梁堡是在九世贾达经手上修建成的。这与常理有点不好接榫，翻阅手头资料得知，贾氏始祖贾成府，是于明洪武八年（1375）在大移民中，冲着谐音，从定襄“横山”迁居到崞县“神山”来的，最后落脚在村西枣林的地方。为纪念姓氏，起名叫“贾家庄”。因为此前早有康、刘等姓氏在这里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所以村名一直延续叫“神山村”；而“贾家庄”这名儿却始终未能叫得出去。要说需若干代人才能完成这一浩繁巨大工程的话，那就自然而然地要提及元末明初的战乱纷争，以及它给广大百姓带来的痛苦。下面提到的常遇春，大家无人不晓：明朝朱元璋的开国大将，在公元1368年，朱洪武命他与傅友德担任正副元帅，领兵征讨崞州一带元军；但久攻不克，这就引发出“盔挖崞州城”的坚毅和“火烧万家庄”的惨烈。火烧万家庄后，崞县大部分地区尸骨遍野，人烟断绝，只有铜川三镇以及偏远村庄得以幸免。有民间传说，说常遇春是人与熊结合所生，父亲是个文弱书生，母亲是一只硕大的雌熊。常遇春孩提时，同父亲一起，被母熊关在龙脊梁下面的山洞里，上面还盖了一块大石头，以防父子俩出走；母熊打闹回吃食时，再掀开巨石放进去。年复一年，小玉春渐渐长大了，也壮实了，有一次，趁母熊外出，一下子把巨石给掀掉了，于是背起父亲大步流星地往前直奔，说“要过有阳光的日子”去。不料，母熊发现后，急起直追，淌水过阳武河时，一个巨浪打来，再也没见着母熊的影子了。不久，父亲也死去，撂下小玉春孤苦伶仃，四处流浪。他来到万家庄，饿了渴了到处捡瓜皮啃，这时，街上有一些泼皮、无赖，要么给小玉春头上扬沙子，要么把西瓜皮专用脚给踩了，变着法儿捉弄欺害小玉春。这也为日后火烧万家庄埋下了复仇的种子。有史书里说：开平王常遇春“忿崞人负己，城下，爰尽屠焉”；还有一种“山寨版本”是说，他的“尽屠”命令，其实是他睡梦中的呓语。一觉醒来，烟霾遮天，血流成河，万家庄已成了一片废墟。常遇春见状，觉得自己上愧朝廷，下怍黎民，自责自惭，连连哭了三天三夜……传言说，后来崞县大地又恢复了青山绿水的精致了，这就是常遇春痛哭时流下的眼泪冲洗滋润的结果。于是乎这才有了七年之后“诏遣远人以实之”的遣民举措。元明交替之际，兵燹不断，生灵涂炭，再加上崞县一带地处边陲，动辄有游牧民族的骚扰，老百姓渴望自救求安，并早把它提在了议事日程上，甚至有的已经未雨绸缪了，先是小打小闹，渐次扩大规模。而贾始祖成府君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神山的，此时此刻，倘若有人站出来振臂一呼，各姓氏子息，男女老少都会参加到这一“保命”工程中来。那种热火朝天的景象，我们在今天也完全可以想象得出的。记得，小时候跟伙伴们钻在里面玩耍，砖头瓦片到处都是；那年，还有村民叫段二套的，挖土时就挖出过许多墁地的四方整砖来。这说明，堡子里面曾有过若干建筑，有一系列的生活设施，倘有贼寇袭扰，堡子里的人们便可以较长时间地吃住在里面，躲过贼寇的侵扰。试想，在那贼匪横行、兵荒马乱的年代，这堡子就是人们安全的屏蔽，它救赎过多少老人、女人和孩子的生命啊！在这里，称它为“诺亚方舟”，一点也不为过。
今年夏天，许是心血来潮所使然，笔者扶杖登上梁堡，企求重温孩提时在那里“跑马城”“玩家家”的乐趣；然而，我穿插在玉米地里，满梁头疯找，却连个堡子的踪影都没有。最后，好不容易在东北角，才发现了长约两丈，高约三四尺的半截土夯墙体。见到此种境况，兴致一落千丈，我不由自主地瘫坐在地上，眼眶一下子就湿润了……呆呆地坐了许久之后，我在回想：从解放初期的“搬神像”，五八年的“共产风”，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经过这一连串的“革”文化的“命”之后，龙王堂的大庙被夷为平地了，文昌阁、魁星庙、笔塔等皆变成一片瓦砾了，而雕工精细，可与朱氏牌坊相媲美的“四路碑”，也拆除殆尽了。是的，村中的文物遭如此洗劫，就已经令人发指了；而十分壮观的山梁上的堡子，据知情人说，是附近个别村民，前几年雇上若干台铲土机硬是给铲平的。这发生在最近这些年的事，让人更是百思不得其解。哎，我们真是一群难得“守成”的不肖子孙啊！曾经听人说，“毁长城”的事，往往是头脑发昏时，自己一帮人造的孽。此话不无道理，而崞县城墙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日本鬼子在这里“屠过城”，更是狂轰滥炸过，留得城墙墙体弹痕累累，遍体鳞伤；但它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之后，却仍然倔强地挺立在那里。后来之所以毁坏殆尽，只留得残破不堪的“宁远”门，以及一堆瓦砾，就是自己人造的孽；不过它向世人如此告白：这里曾经风光过，也辉煌过。它也昭示人们：文化，包括文物，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要倍加珍惜，悉心呵护，并使之不断进步，不断发展才是。由此看来，要想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村”，乃至“文化乡”“文化市”什麽的，在实实在在增强自身文化素养的同时，更要求我们，不管是城墙、梁堡 ，抑或地面上其他形形色色的文化载体，都必须对之心存敬畏，不迷失自我，不丝毫懈怠，坚决守住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这样，才能进一步去圆中国人民的强国梦。
个人简介：张秉才，1937年生，中共党员，山西省原平市神山人。从教50年，为中学高级教师，山西省高中语文教学能手。从小喜欢文学创作，曾是山西省青年作协会员，忻州地区文联会员，有数百篇文字散见全国六十余种报刊杂志上，如“光明日报”上《我的这辆老飞鸽》（1994.12.19），“文汇报”上《先“辨公”也好》（1992.10.9），“中国校园文学”上《绿色的回忆》（1992.12），“人民教育”上《太阳为我而升》（1993.1），等等，并多次获奖，又于2006年有《闻鸡集》一书面世。书法作品在《对联》杂志以及央视书画频道举办的“迎春杯”“农行杯”等征集活动期间，亦曾数次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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