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舟
在征服了遥远的青海、西藏、卫拉特蒙古之后，阿拉坦汗回到了土默特草原，其时，他的声望、资历、战功已无人可及，他虽然不是全蒙古的大汗，却映衬得北元大汗黯然无光。然而，在他的南方，在长城的伟岸身影里，有一个他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这个把蒙古朝廷赶出中原的大明王朝虽是理所当然的敌人，然而他的臣民的生活却又离不开大明。草原是辽阔而美丽的，但又是贫瘠而苍凉的。“炊无釜，衣无帛”“日无一食，岁无二衣”。蒙古人日常生活的贫困与生产生活资料的严重短缺使他不得不认真思考和明朝的关系。一百多年前，朱元璋的大军数次深入草原，北元政权几近崩溃，土默特这块肥沃的土地也成了明朝的领土，明曾在这里设东胜、云川、镇虏、宣德等军事卫所。然而，1450年土木堡战役后，大明的军队退回了长城以南，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汉族农民大多逃回故乡，有些则被朱元璋远迁到他的家乡安徽凤阳，他的家乡凤阳因为战乱已荒无人烟。长城以北成了瓦剌蒙古（卫拉特）的牧场，成了明蒙双方的战场，在打败瓦剌蒙古后，阿拉坦汗率领土默特驻牧这里，但已是“草原积白骨，白骨向天泣”的情形。
其实，早在1534年，年仅27岁的阿拉坦汗就开始了和明朝的对话与战争交替式外交，对话的核心是“通贡互市”，即开放市场和商品交换，用草原上的牛马羊换取来自中原的生活必需品，比如布匹、粮食、丝绸、铁锅等。其时，明朝当政者是嘉靖皇帝。这个嘉靖皇帝天资聪慧，饱读诗书，在他统治下，明朝曾出现“嘉靖中兴”的局面。我们历史课本中所讲的“资本主义萌芽”就发生在这一时期，《三国志通俗演义》《忠义水浒传》《金瓶梅》《永乐大典》也在这一时期出版。他在位45年，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后来迷信道教与方术，重用奸臣严嵩，国势日衰。毛泽东评价他说：“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1542年，发生了宫女弑君的“壬寅宫变”，一群宫女因不堪被迫服用甘露而差点勒死了嘉靖。从此，他二十几年不上朝，成为中国历代帝王中最有个性的皇帝之一。在他统治时期，经济、文化虽然发展的还不错，但北有俺答(即阿拉坦汗)寇边，南有沿海倭患，国家危机已经在暗自生长。终其一生，在如何对待北边蒙古人的问题上坚持一己之见，一味采取闭关封锁等高压政策，并且悬赏擒拿阿拉坦汗人头，这就使明蒙关系一直比较紧张。阿拉坦汗以武促和，发生“庚戌之变”。阿拉坦汗先攻大同，拆毁长城，大掠怀柔，围攻顺义，直抵通州。然而，阿拉坦汗并没有进攻北京，他的目的是以战求和，在围攻北京三天，得到明廷通贡互市的允诺后满载抢来的战利品退回草原。明蒙在长城边开了大同、宁夏等几个马市。但事后不久，嘉靖认为这是城下之盟，竟然毁约，并且“复言开马市者斩”，明蒙战争又是二十来年，边关士兵疲于应战，边境农民经常被掠，“嘉靖嘉靖，家家干净”，终于，民怨兵怒，发生了兵变。
1566年，嘉靖皇帝归天，穆宗皇帝即位，改元隆庆。明朝朝廷里出现了高拱、张居正等首辅大臣，他们开始反省明朝的对蒙政策。也是天意，就在这时，发生了“把汉那吉降明”事件。1570年，阿拉坦汗的孙子，被他视为掌上明珠的把汉那吉跑到山西投降了明朝。这个事件的起因有三个版本难辨真伪：一说是这年18岁的把汉那吉想娶兀慎兔扯金的女儿为妻，不料，阿拉坦汗因娶了阿尔秃斯未婚妻遭到问罪，不得已把爱孙的心上人许配给了阿尔秃斯（身份待考），把汉那吉因此怀恨在心出逃。二说是荣祥先生在《“福化城”考略》中讲的：三娘子是鄂尔多斯乌审部人，本来是阿拉坦汗孙子把汉那吉的未婚妻，结果阿拉坦汗在隆庆四年（1570年）把他收为爱妾（三夫人），引起了把汉那吉负气出走。三说则是将三娘子换成了另一位美女，祖孙争风，把汉那吉负气投明。
三个版本，两个女人，真实细节容后考证。这个悲剧式的事件却导致了一个喜剧性的结果：1571年，即隆庆五年，经过反思的明朝和为家事所困的阿拉坦汗之间实现了以“通贡互市”“俺答封贡”为核心的“隆庆和议”。明朝开放大同德胜堡、新平堡、清水营、水泉营、红山墩和张家口六个互市场所。阿拉坦汗在德胜堡（丰镇南）接受了明帝所封的“顺义王”称号，还有65人被封为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官职。隆庆和议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明蒙之间结束了长达200多年的战争局面；二是阿拉坦汗将明朝而不仅是察哈尔汗视为自己的领导者或合作伙伴，也意味着阿拉坦汗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蒙古大汗。
话分两头，其实在和明朝议和而不能的几十年间，阿拉坦汗充分表现了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眼光。他认识到，仅仅依靠游牧是不能脱贫致富的，土默川这片土地非常适合农业发展。从遥远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已经人烟稠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史堪比中原。战国时赵国、秦始皇时期以至西汉东汉都曾有大量内地农民在这里生存、垦殖、发展，辽金时期这里“亦务耕种”。汪古人在大青山南北活动时期，农业种植已经比较发达。明人刘秉忠在元初《过丰州诗》中就写道：“出边弥弥水西流，夹路离离禾黍稠”。明朝推翻元朝占领这里时，也曾有大量汉人在此发展农业。土默川在历史上就是半农半牧之地。阿拉坦汗在残酷的明蒙战争中作出了一个有异于前辈的战略决策：他不再杀害俘虏，而且善待因各种原因来到草原的汉人，特别是中原地区白莲教起义后有很多人跑到了长城外的草原避难，明朝大同镇曾发生两次兵变，这些叛乱者也有很多来到了草原。阿拉坦汗把他们其中一些有威望有能力的人提拔成干部来统治这些叛逃者和流民，比如李天章、高怀智等皆署为长，后来的赵全等人则成了阿拉坦汗的高参，差点被这些人拥立为“皇帝”。在长城之南无以为生，而在土默川则可以娶妻生子，安家落户，这自然吸引了关内许多人来到土默特平原。阿拉坦汗还公开悬书招贤，类似于我们今天以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引进人才的做法一样，特别是各类匠人，在土默川上有了用武之地，工程一个接一个，又挣钱又能发挥才华。一时间，一望无际的土默川上，河湖浩渺、阡陌纵横、稼禾荡漾、牧草葳蕤，板升之屋与蒙古毡包皆入视野，城垣之围与牧场圐圙交相映衬。明代有首《塞上谣》写道：人言塞上苦，侬言塞上乐……时雨既降沙草肥，丁男释甲操锄犁；夫耕妇织朝复暮，荜门鸡犬皆相依。到十六世纪中叶，即1551-1570年间，“大小板升汉人可五万余人”。到十六世纪末，仅呼和浩特一带的土默特地区，汉族人口即达十万左右。那么，如果加上东西地方，即辽东、宣化北、宁夏、甘肃、青海等地，则汉人数量肯定是个很庞大的数字。荒废了200多年的土默川农业开始恢复。这片地区农业的再次荒废，是满清统治以后在蒙古地区实行蒙汉隔离和愚民政策之后才出现的。到清末放垦时，人们几乎忘记了这片土地上的农业历史，以为“走西口”才开始了土默川的农业活动，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可以试想，如果阿拉坦汗的土默特和平战略与发展农牧业、手工业政策得以延续，今天的土默川地区可能更加富裕和发达。
在农业发展的同时，手工业的发展也相当快速。最初的手工业当然是为军事战争服务的，如制造弓、箭、戈、矛等。随着战争的停息，更多的则生产日用品，如皮箱、摇车、银碗、釜、杯、马鞍、酒、念珠等。并且一度形成了相当发达的手工业制造中心，从呼包间的一些地名也可以看到当时的繁华。如陶思浩（烧制砖）、察素齐（造纸者）、萨拉齐（务奶食者）。这些手工业的制造者主要是来自内地的汉族工匠。
观察一段历史兴衰，有几个主要指标，那就是经济、文化与人口，当时土默特万户的人口得到大幅增长，据记载仅控弦之士即有5-6万人，以每个士兵家庭有4人计算，土默特蒙古人口就达到20-30万，而从明朝来到土默川的汉族人口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我们可以想象土默川其时的繁荣景象。也正因为有了这一段和平时光，1572年，阿拉坦汗开始大规模建城，1575年（万历三年）建城完工，阿拉坦汗请明朝皇帝为这座新城命名，被赐名“归化”，蒙古人自己则称为“库库和屯”，即今天的呼和浩特。从此，土默特有了一个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1577-1580年，阿拉坦汗又兴建了美岱召这座城池，亦城亦寺，集政治与宗教于一体，成为土默川上的又一处政治、文化中心。阿拉坦汗一生最大的事件是建立“大明金国”。从1565年开始，流亡到土默特的汉人头目赵全等就力劝阿拉坦汗称帝，但阿拉坦汗却迟迟不予答应。从当时情形看，称帝则意味着土默特与蒙古大汗（察哈尔部）和其他各蒙古部落的彻底决裂，也意味着树大招风引起明朝的警惕甚至讨伐，最可怕的是可能引来明朝和其他蒙古部落的联合打击。但事实上，当时的蒙古已经形成了黄金家族建立的两个独立政权，蒙古大汗察哈尔等部不堪阿拉坦汗的压力，东迁至辽河河套，西部阿拉坦汗已成为事实上的霸主。1558年，图门汗继位时，阿拉坦汗就未去朝贡。1571年，阿拉坦汗接受了“顺义王”称号，奉明朝为正朔，国名也由“蒙古金国”改为“大明金国”。关于“大明金国”这个词的含义，很多人将此“大明”理解为“明朝”，其实不然，只是蒙古上层人士多喜欢用“大明”一词。在蒙古人眼中，“大明”的含义是“伟大”之义。也有学者认为“大明”一词源于阿拉坦汗，因为他的尊号为“格根汗”，格根的汉译就是“光明”“大明”之意。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大明”既有蒙古人尊崇明朝的内涵，更多的则是他们自己的理解：大明金国，伟大的金国或阿拉坦汗创建的金国。至此可以总结，阿拉坦汗政权走完了它的三部曲：隶属于蒙古大汗的蒙古金汗国、独立的蒙古金汗国、明朝的附庸国大明金国，整个金国在历史上存在了80年（1547-1627年）。1582年，阿拉坦汗病逝，大明金国将迎来一位叱咤风云的女主人：三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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