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君臣之道就是管理之道，這種管理之道不是指的體系建設或者制度流程，而是人際關係，具體來說就是上下級關係，上下之道。中西方對於管理的側重不一樣，在西方的管理學中，管理有四個要素：計劃（planning）、領導（leading）、組織（organizing）、控制（controlling），因此，現代的管理學被當做一門科學來研究，應用科學的方法，強調模型和數據，而中國傳統的管理智慧主要體現在君臣之道，更多的是從哲學的角度來思考，強調的是人性，通過對人性的深入剖析來處理管理問題，因此，中國傳統的管理智慧聚焦在“任人”與“選才”上。中西方管理各有所長，互為補充，相輔相成。將兩者融合在一起，才是最好的管理科學。
在《資治通鑑·唐紀》中，陸贄在勸諫唐德宗時，提出了“二情”、“九弊”、“四盛德”，總結了君臣的相處之道，可以為當今上下級管理之道所借鑑。
陸贄首先提出了君臣之間存在的問題，也就是“二情”。他提到：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通於下，然而下恆苦上之難達，上恆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張居正講評這一段時，說道：人臣以身許國，莫不願忠於上，人君以身臨民，莫不求至於治，其相須亦甚殷矣。然而下每苦上之不得其理，上每苦下之不盡其忠，這是何故？蓋因上下之分，大相隔絕，兩情不得相通故也。夫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通於下，其相遇宜甚易矣。然而下恆苦上之難達，上恆苦下之難知，又是何故？蓋因上下之間，各有所失，其弊有九，不能盡去故也。所以，陸贄認為上下之間存在的問題就是二情不通達，溝通的通路出現了阻隔。他認為二情不通達的原因就是“九弊”。
陸贄接著說道：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聘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強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通“懦”），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張居正講評到：君臣之情不通，固由於九弊之不去，然所謂九弊者，上之人有其六，下之人有其三。何謂上之六弊？一是好勝而不肯下於人；二是恥聞過而忌於直諫；三是聘辯給而折人以言；四是眩聰明而虞人以詐；五是厲威嚴而不能降情以接物；六是恣強愎而不能引咎以受規。這六件是君上的弊。何謂下之三弊？一是諂諛以阿君之好；二是顧望以希君之寵；三是畏愞以避君之威。這三件是臣下的弊。君有此六弊，則日尊於上而不肯顧於下。臣有此三弊，則日卑於下而不敢通於上。堂陛之間，交相疑忌，兩情何由而通，天下何由而理。然則欲求治者，必通兩情；欲通兩情，必去九弊而後可也。以陸贄的觀點看來，二情不通達，大部分是上位者的責任，只有小部分是下位者的責任。因為有九弊的存在，所以，才會導致二情不通達。
最後，陸贄提出了上位者之“四盛德”：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洩，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為盛德。張居正解釋到：人君納諫不違，非以彰過，適足增美。故諫者之多，由我樂諫以來之也，豈不表我之能好；諫者之直，由我獎諫以勵之也，豈不示我之能賢；諫者之不實，至於狂誣，由我能容之也，豈不明我之能恕；諫者之不密，至於漏洩，由我能用之也，豈不彰我之能從。四者有一於此，皆為盛德之事。陸贄認為，下位者的表現能反映上位者的領導之才。因此，在考察管理者的才能時，團隊的表現是至關重要的一項指標，而且，這些指標並不見得可以從量化的業績中看出來，還在於上下之間的日常相處模式。
陸贄的“二情”、“九弊”、“四盛德”之說，實為“上下之道”的精髓。《易》曰：上下交而志同。《書》曰：古從諫則聖。中國傳統智慧真可謂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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