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還在肆虐，但是歷史上還有一次更為有名的流感。此時回顧100 年前那場大流感，正是想看看在疾病面前，人類曾經遇到過什麼，又可以改變什麼。
美國曆史學家 約翰·M·巴里在 2004 年出版的那本著名的《大流感: 歷史上最致命瘟疫的史詩》中寫道：1918 年大流感的始末不是一個簡單的關於毀滅、死亡和絕望的故事，也不僅僅是一個社會如何與自然強加於人類社會的災難作鬥爭的故事。它還是一個關於科學和探索的故事，一個關於人們應該怎樣改變思維方式的故事，一個關於人們在近乎完全混亂的環境中應該怎樣冷靜思考然後作出果敢抉擇並付諸行動，而不是無謂地長時間爭論的故事。
《大流感：歷史上最致命瘟疫的史詩》封面
“西班牙流感”並非起源於西班牙。
事實上，它在爆發 2 個月後才來到歐洲。在這裡，流感從法國來到意大利，並很快波及英國、德國、丹麥和西班牙。
那是 1918 年，巴爾幹半島燃起的那場戰爭已經持續了 4 個年頭，在戰時狀態下，參戰國的每一份報紙都連篇累牘地報道著軍隊和政府的消息——除了中立國西班牙。在這裡，讓包括國王阿方索十三世在內的 800 萬人虛弱不堪的大流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警告和報道。
就這樣，新聞戰時管制給了大流感一個名字。而這只是戰爭給西班牙流感帶來的影響中極小的一個。
1918 年 1 月，美國作為協約國參與戰爭剛滿一年。為了這場全情投入的戰爭，美軍在短短 3 個月內從戰前的幾萬增長到幾百萬。數十萬士兵居住在臨時搭建的兵站裡——他們來自完全不同的州和地區，擁有完全不同的疾病易感性——許多年後的公共衛生專家會這樣評估，幾百萬年輕人聚集到兵營極端緊張的空間，混雜人口頻繁接觸，意味著流行病爆發幾率幾何級數的增加。
除了大規模人口和病原聚集，戰爭還為人口遷移提供了最佳理由，再加上極端的戰爭環境和惡劣的醫療條件，都是 1918 年的那場致命傳染病的最佳溫床。
1918 年 2 月，流感來了
1918 年 2 月底，幾位年輕人從“重流感”正在擴散的美國堪薩斯州哈斯克爾縣應徵入伍。他們在3 月 2 日抵達福斯頓軍營，兩天後，部隊醫院開始接收第一批流感士兵，三週內，1100 名來自福斯頓的病重者入院治療。3 月 18 日，與福斯頓發生兵力調動的佐治亞州福瑞斯特軍營有一成士兵開始請病假； 4 月，全國30 個臨近軍事基地的大城市因流感死亡的人數達到頂峰。
疫情迅速被傳至地球的另一側。美軍登陸歐洲的佈雷斯特的第二天，法國海軍司令部因流感忽然中斷指揮。4 月底，疫情隨法國士兵抵達意大利，繼而來到英國陸軍軍隊，5 月，英國第二陸軍疫情惡化，一支炮兵旅在 48 小時內即有 1/3 士兵倒下。
這是西班牙流感的第一次爆發。疾病被傳播至西班牙、希臘、德國和丹麥，並在 6 月初隨著運輸船抵達孟買和上海，但在 4 個月後，大多數感染者都很快恢復，士兵們也迅速重新投入戰鬥。
一切都在好轉，之前的流感疫情似乎只是戰爭中的一個小插曲。直到 1918 年 7 月。
大流感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過程
一艘從法國駛往紐約的輪船上爆發了嚴重流感，由於染病水手過多，他們不得不暫時停靠在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等待船員恢復元氣；法國一個小型軍事基地內的突發疫情，帶走了 5% 的法國新兵；7 月，伴隨高死亡率的流感在阿肯色州派克軍營的一支美國後背特遣隊中爆發，部隊醫院被擠得水洩不通。
一個接一個病例在世界範圍內陸續出現，第二波疫情如同將要沸騰的鍋中之水，終於帶來了致命的一擊。 1 個月內，它已經遍佈除大洋洲外的所有大洲。
馬上是更猛烈的第二波
美國波士頓北部的德文斯軍營裡，僅 9 月 24 日一天，就有 345 人被確診為肺炎，佔到整個軍營人數的 19.5%；在費城，街上到處掛滿了暗示家中有人去世的白色綢布，堆積起來的屍體無處安放，有父母只能把他們的兒子放在通心粉的盒子裡埋葬；加拿大的拉布拉多，死者在嚴寒中與床單凍在了一起；歐洲，德國普通民眾的死亡率達到 27.3%，非洲的岡比亞，流感抹掉了大部分村莊的痕跡；日本關島有 10% 的人死於流感，在印度德里，有的火車離站時車上還全是活人，到站時已經滿是屍體……
到處都是血跡——在美國軍醫格里斯特寫給同事的信中，他描述道：這些人開始看起來像是患的普通感冒，但當他們被轉入醫院後，病情迅速惡化為聞所未聞的惡性肺炎，入院兩個小時，他們的顴骨上出現紅褐色斑點，幾個小時後，病人顯著出現發紺現象，他們滿臉青紫，分不清是白人還是黑人。……埃爾小鎮為運送屍體開了專列，棺材供不應求。”
不到 2 個月，攀升過快的死亡率已經令人厭煩。在密歇根州的軍營裡，有死者沒有完全斷氣就被放進裹屍袋，費城大遊行的第三天，全城死亡人數為 117 人，這個數字在第四天被翻了一倍。有病重者在家中與屍體躺在一張床上，掘墓人們也得了病，他們拒絕埋葬這些流感病人的屍體。許多死者表情驚恐，耳朵和鼻子都在出血。
西班牙流感的第二波疫情是整次流感大流行中時間最長，規模最大，也是死亡率最高的一波。僅在 1918 年 10 月，就有 20 萬美國人因流感而喪生，1918年美國人的平均壽命也因此比平常減少了12年。
第三波流感到 1920 年才結束
1919 年春，戰爭已經結束了兩個多月。僥倖在戰爭和疾病中存活下來的人們又迎來了第三波流感爆發，因為不再受到審查機構的限制，這也是此次流感得到最大規模報道的時期。人們拿起手中的筆，寫下的第一個詞是：恐懼。
“據稱，這場流感是古老的中世紀‘黑死病’ 捲土重來”，一家悉尼的報紙毫不猶豫地用“末日瘟疫”來稱呼這場流感。在孩童時代經歷過流感的倖存者們在成年後書寫回憶錄時，“黑死病”成了他們最直接的記憶。
恐懼使志願者們不敢進入那些病重者的家庭，最終不少病患甚至活活餓死，護士們甚至不敢接求助者的電話，唯恐疾病會通過纜線傳播。在不得不出門的場合，人們頭戴口罩，相互別過頭，儘可能拉遠距離對話，“是恐懼，而非疾病本身——幾乎將社會粉碎。”
1919 年 2 月，巴黎因大流感死亡的人數為 2676 人，3 月，這個數字是 1517 人。事實上，就在戰後巴黎和會的四個月裡，參與會議的法國、美國、英國的三大巨頭都曾不同程度的染上流感，它甚至被視為美國總統威爾遜回國後患上中風的誘因之一。
漫長的第三波流感一直延續到 1920 年春天方告結束。這時，全世界 18 億人口中非常規死亡人數已超過 5% 。
大流感在 1918 和 1919 年在歐洲和美國的死亡人數
人們逐漸確信，疾病來自外界
在病理學和公共衛生事業尚處於起步時期的 1918 年，即使是通過公開媒體信息，人們也很難得到對疫情的準確判斷。
其時，美國的現代醫學研究剛剛起步。就在一戰前的幾十年，現代醫學還和兩千年前沒什麼兩樣。公元前 460 年的醫生希波克拉底提出了通過觀察進行醫學實踐的醫療方法，他的“氣質和體液學說”後來被古羅馬醫學家蓋侖總結提煉為“疾病是人身體失衡的結果，醫生需要將其調整恢復平衡，就能成功治療疾病”。它統治了西方醫學近 1500 年，為“放血療法”“順勢療法”和強效瀉藥的使用等提供了強大依據。
但到了 19 世紀末，歐洲的醫學教育開始發生變革，醫學逐漸被認定為一種通過實驗探索而非依靠邏輯和觀察實現的科學，研究者們開始用類似現代科學的方式來審視醫學，延續 2000 年的舊論斷在短短 300 年間土崩瓦解。
法國大革命後，法國醫學家畢廈開始解剖器官，使用聽診器和體溫計，路易斯等醫生在病理解剖學研究中，將病患器官和健康器官進行對比研究，逐漸形成了人們對於疾病的新觀念：疾病是一種侵入人體實質部分的實物，它具有自身特點，並且客觀存在。
體溫計、血壓計等數值化的測量系統也將數學邏輯引入了醫學領域。19 世紀 40 年代，流行病學作為一種全新的學科登上舞臺，英國內科醫生約翰·斯諾在他的論文《霍亂傳遞方式研究》中對英國倫敦西敏市的霍亂爆發做了細緻觀察，他將統計學運用於論文中，提出霍亂的傳播並不源於汙濁的空氣，而是因嚴重的水體汙染。
同時，疾病來源於人體外部的說法也獲得了微生物學界的認可。
隨著一種新式消色差透鏡成為德國醫生的標準配置，微生物學家陸續在顯微鏡下發現較大的寄生蟲，1849 年魏爾嘯和伯爾納共同創立細胞病理學後，人類對疾病的認識被推進到細胞水平。大量用以探索研究的實驗室在歐洲出現，1840 年，德國微生物學家亨勒在論文《論瘴毒與傳染》制定了微生物和疾病之間病因關係的基本條件，至此，病原學和新興的微生物學終於解決了困擾醫學二十個世紀那個疑惑，即“究竟什麼是傳染？”
可他們對病毒還是一無所知
但在 1918 年，大流感的元兇——病毒——尚未進入研究者的視野。直到 10 餘年後，流行性感冒由病毒引起的論斷才被公開發表。
流感病毒主要攻擊呼吸系統，當細胞被入侵後，人類的免疫系統會迅速對其作出反應，流感病毒通過“抗原漂移”和“抗原漂變”等方式繞開免疫系統的識別，進行跨物種傳播並帶來流行——許多醫學史研究者認為，15 和 16 世紀的幾次大流行病其實就是流感，在人類現代運輸開始後，這種流行病在 18 世紀發生過 6 次，19 世紀發生過 4 次。
當時執著於尋找病原菌的人們並不知道這些。經過解剖和病原體配養，以紐約市實驗室主管帕克和細菌學家劉易斯為代表的病理學家們逐漸將流感歸因到一種名叫流感嗜血桿菌的細菌身上。
這是在 1892 年發現的一種普遍存在於流感病人呼吸系統中的微生物，它也因此被發現者菲佛博士認為是導致流感的病原體。（後來研究證明它實際招致的是細菌性肺炎）
大流感的兩年內，在美國和歐洲的數十個實驗室裡，微生物學家們開始以各種方式從患者和死者體內分離這種細菌。分離和培養過程非常艱難，可找錯目標的他們依然不得不面對失敗。整個 10 月，來自費城、紐約和芝加哥的抗血清和流感疫苗在全國範圍內被髮放，數量龐大的疫苗足夠幾百萬人使用，可直到這時，流感嗜血桿菌還沒能按照常規細菌學原則被分離和培養出來。
疾病和戰爭帶來消沉
大流感神秘的消失了，它帶來的影響卻不止於此。
全球範圍內的流感後遺症和併發症被記錄在案。流感帶來的心臟疾病和腦膜炎在後續的幾年時間裡佔據了醫學記錄的主流。
戰爭和流感相繼帶來的喪親之痛瀰漫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後來的研究者認為， 20 世紀 20 年代的民眾意志消沉及那種困惑、背叛與痛苦糅合而成的虛無主義正與此次流感有關，一戰前線的血腥場景在每一個人身邊被流感還原，鄰居和親人的死亡，各類防疫和診療方法失效，都讓人們對科學和宗教的信仰陷入虛無。
1923 年，杜威在《新共和》中發表文章，“人們對疾病的人數是否像今天一樣廣泛普及，這點值得懷疑……對於特效藥和救世主的關注證明這個世界病重到何種程度。”
在流感侵襲期間，許多地方政府無力主持大局，但防疫和處理危機必須的強大社會動員能力，依然增強了人們對中央政府的依賴。
在 1918 年大流感中，人們面對並且接受了自然的暴虐，直面死亡的恐懼，同時也承受著謊言和愚昧帶來的傷害，“無法估算有多少人的死亡源於威爾遜創建的宣傳機器，也無從直銷多少年輕人因權威人士的‘流感’保證而白白送命”。我們只知道，在短短四年時間內，戰爭使全世界 3500 萬人喪生，因傳染病死亡的人數還要超過戰爭。
時間回到今天，國內的傳染已經宣告穩定，基本隔斷了傳播，但是國外的疫情還在持續，拐點還沒到來。只是這一場病毒的戰爭又將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啟示呢！
閱讀更多 淡定武漢人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