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还在肆虐，但是历史上还有一次更为有名的流感。此时回顾100 年前那场大流感，正是想看看在疾病面前，人类曾经遇到过什么，又可以改变什么。
美国历史学家 约翰·M·巴里在 2004 年出版的那本著名的《大流感: 历史上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中写道：1918 年大流感的始末不是一个简单的关于毁灭、死亡和绝望的故事，也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如何与自然强加于人类社会的灾难作斗争的故事。它还是一个关于科学和探索的故事，一个关于人们应该怎样改变思维方式的故事，一个关于人们在近乎完全混乱的环境中应该怎样冷静思考然后作出果敢抉择并付诸行动，而不是无谓地长时间争论的故事。
《大流感：历史上最致命瘟疫的史诗》封面
“西班牙流感”并非起源于西班牙。
事实上，它在爆发 2 个月后才来到欧洲。在这里，流感从法国来到意大利，并很快波及英国、德国、丹麦和西班牙。
那是 1918 年，巴尔干半岛燃起的那场战争已经持续了 4 个年头，在战时状态下，参战国的每一份报纸都连篇累牍地报道着军队和政府的消息——除了中立国西班牙。在这里，让包括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在内的 800 万人虚弱不堪的大流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警告和报道。
就这样，新闻战时管制给了大流感一个名字。而这只是战争给西班牙流感带来的影响中极小的一个。
1918 年 1 月，美国作为协约国参与战争刚满一年。为了这场全情投入的战争，美军在短短 3 个月内从战前的几万增长到几百万。数十万士兵居住在临时搭建的兵站里——他们来自完全不同的州和地区，拥有完全不同的疾病易感性——许多年后的公共卫生专家会这样评估，几百万年轻人聚集到兵营极端紧张的空间，混杂人口频繁接触，意味着流行病爆发几率几何级数的增加。
除了大规模人口和病原聚集，战争还为人口迁移提供了最佳理由，再加上极端的战争环境和恶劣的医疗条件，都是 1918 年的那场致命传染病的最佳温床。
1918 年 2 月，流感来了
1918 年 2 月底，几位年轻人从“重流感”正在扩散的美国堪萨斯州哈斯克尔县应征入伍。他们在3 月 2 日抵达福斯顿军营，两天后，部队医院开始接收第一批流感士兵，三周内，1100 名来自福斯顿的病重者入院治疗。3 月 18 日，与福斯顿发生兵力调动的佐治亚州福瑞斯特军营有一成士兵开始请病假； 4 月，全国30 个临近军事基地的大城市因流感死亡的人数达到顶峰。
疫情迅速被传至地球的另一侧。美军登陆欧洲的布雷斯特的第二天，法国海军司令部因流感忽然中断指挥。4 月底，疫情随法国士兵抵达意大利，继而来到英国陆军军队，5 月，英国第二陆军疫情恶化，一支炮兵旅在 48 小时内即有 1/3 士兵倒下。
这是西班牙流感的第一次爆发。疾病被传播至西班牙、希腊、德国和丹麦，并在 6 月初随着运输船抵达孟买和上海，但在 4 个月后，大多数感染者都很快恢复，士兵们也迅速重新投入战斗。
一切都在好转，之前的流感疫情似乎只是战争中的一个小插曲。直到 1918 年 7 月。
大流感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过程
一艘从法国驶往纽约的轮船上爆发了严重流感，由于染病水手过多，他们不得不暂时停靠在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等待船员恢复元气；法国一个小型军事基地内的突发疫情，带走了 5% 的法国新兵；7 月，伴随高死亡率的流感在阿肯色州派克军营的一支美国后背特遣队中爆发，部队医院被挤得水泄不通。
一个接一个病例在世界范围内陆续出现，第二波疫情如同将要沸腾的锅中之水，终于带来了致命的一击。 1 个月内，它已经遍布除大洋洲外的所有大洲。
马上是更猛烈的第二波
美国波士顿北部的德文斯军营里，仅 9 月 24 日一天，就有 345 人被确诊为肺炎，占到整个军营人数的 19.5%；在费城，街上到处挂满了暗示家中有人去世的白色绸布，堆积起来的尸体无处安放，有父母只能把他们的儿子放在通心粉的盒子里埋葬；加拿大的拉布拉多，死者在严寒中与床单冻在了一起；欧洲，德国普通民众的死亡率达到 27.3%，非洲的冈比亚，流感抹掉了大部分村庄的痕迹；日本关岛有 10% 的人死于流感，在印度德里，有的火车离站时车上还全是活人，到站时已经满是尸体……
到处都是血迹——在美国军医格里斯特写给同事的信中，他描述道：这些人开始看起来像是患的普通感冒，但当他们被转入医院后，病情迅速恶化为闻所未闻的恶性肺炎，入院两个小时，他们的颧骨上出现红褐色斑点，几个小时后，病人显著出现发绀现象，他们满脸青紫，分不清是白人还是黑人。……埃尔小镇为运送尸体开了专列，棺材供不应求。”
不到 2 个月，攀升过快的死亡率已经令人厌烦。在密歇根州的军营里，有死者没有完全断气就被放进裹尸袋，费城大游行的第三天，全城死亡人数为 117 人，这个数字在第四天被翻了一倍。有病重者在家中与尸体躺在一张床上，掘墓人们也得了病，他们拒绝埋葬这些流感病人的尸体。许多死者表情惊恐，耳朵和鼻子都在出血。
西班牙流感的第二波疫情是整次流感大流行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也是死亡率最高的一波。仅在 1918 年 10 月，就有 20 万美国人因流感而丧生，1918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也因此比平常减少了12年。
第三波流感到 1920 年才结束
1919 年春，战争已经结束了两个多月。侥幸在战争和疾病中存活下来的人们又迎来了第三波流感爆发，因为不再受到审查机构的限制，这也是此次流感得到最大规模报道的时期。人们拿起手中的笔，写下的第一个词是：恐惧。
“据称，这场流感是古老的中世纪‘黑死病’ 卷土重来”，一家悉尼的报纸毫不犹豫地用“末日瘟疫”来称呼这场流感。在孩童时代经历过流感的幸存者们在成年后书写回忆录时，“黑死病”成了他们最直接的记忆。
恐惧使志愿者们不敢进入那些病重者的家庭，最终不少病患甚至活活饿死，护士们甚至不敢接求助者的电话，唯恐疾病会通过缆线传播。在不得不出门的场合，人们头戴口罩，相互别过头，尽可能拉远距离对话，“是恐惧，而非疾病本身——几乎将社会粉碎。”
1919 年 2 月，巴黎因大流感死亡的人数为 2676 人，3 月，这个数字是 1517 人。事实上，就在战后巴黎和会的四个月里，参与会议的法国、美国、英国的三大巨头都曾不同程度的染上流感，它甚至被视为美国总统威尔逊回国后患上中风的诱因之一。
漫长的第三波流感一直延续到 1920 年春天方告结束。这时，全世界 18 亿人口中非常规死亡人数已超过 5% 。
大流感在 1918 和 1919 年在欧洲和美国的死亡人数
人们逐渐确信，疾病来自外界
在病理学和公共卫生事业尚处于起步时期的 1918 年，即使是通过公开媒体信息，人们也很难得到对疫情的准确判断。
其时，美国的现代医学研究刚刚起步。就在一战前的几十年，现代医学还和两千年前没什么两样。公元前 460 年的医生希波克拉底提出了通过观察进行医学实践的医疗方法，他的“气质和体液学说”后来被古罗马医学家盖仑总结提炼为“疾病是人身体失衡的结果，医生需要将其调整恢复平衡，就能成功治疗疾病”。它统治了西方医学近 1500 年，为“放血疗法”“顺势疗法”和强效泻药的使用等提供了强大依据。
但到了 19 世纪末，欧洲的医学教育开始发生变革，医学逐渐被认定为一种通过实验探索而非依靠逻辑和观察实现的科学，研究者们开始用类似现代科学的方式来审视医学，延续 2000 年的旧论断在短短 300 年间土崩瓦解。
法国大革命后，法国医学家毕厦开始解剖器官，使用听诊器和体温计，路易斯等医生在病理解剖学研究中，将病患器官和健康器官进行对比研究，逐渐形成了人们对于疾病的新观念：疾病是一种侵入人体实质部分的实物，它具有自身特点，并且客观存在。
体温计、血压计等数值化的测量系统也将数学逻辑引入了医学领域。19 世纪 40 年代，流行病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学科登上舞台，英国内科医生约翰·斯诺在他的论文《霍乱传递方式研究》中对英国伦敦西敏市的霍乱爆发做了细致观察，他将统计学运用于论文中，提出霍乱的传播并不源于污浊的空气，而是因严重的水体污染。
同时，疾病来源于人体外部的说法也获得了微生物学界的认可。
随着一种新式消色差透镜成为德国医生的标准配置，微生物学家陆续在显微镜下发现较大的寄生虫，1849 年魏尔啸和伯尔纳共同创立细胞病理学后，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被推进到细胞水平。大量用以探索研究的实验室在欧洲出现，1840 年，德国微生物学家亨勒在论文《论瘴毒与传染》制定了微生物和疾病之间病因关系的基本条件，至此，病原学和新兴的微生物学终于解决了困扰医学二十个世纪那个疑惑，即“究竟什么是传染？”
可他们对病毒还是一无所知
但在 1918 年，大流感的元凶——病毒——尚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直到 10 余年后，流行性感冒由病毒引起的论断才被公开发表。
流感病毒主要攻击呼吸系统，当细胞被入侵后，人类的免疫系统会迅速对其作出反应，流感病毒通过“抗原漂移”和“抗原漂变”等方式绕开免疫系统的识别，进行跨物种传播并带来流行——许多医学史研究者认为，15 和 16 世纪的几次大流行病其实就是流感，在人类现代运输开始后，这种流行病在 18 世纪发生过 6 次，19 世纪发生过 4 次。
当时执着于寻找病原菌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些。经过解剖和病原体配养，以纽约市实验室主管帕克和细菌学家刘易斯为代表的病理学家们逐渐将流感归因到一种名叫流感嗜血杆菌的细菌身上。
这是在 1892 年发现的一种普遍存在于流感病人呼吸系统中的微生物，它也因此被发现者菲佛博士认为是导致流感的病原体。（后来研究证明它实际招致的是细菌性肺炎）
大流感的两年内，在美国和欧洲的数十个实验室里，微生物学家们开始以各种方式从患者和死者体内分离这种细菌。分离和培养过程非常艰难，可找错目标的他们依然不得不面对失败。整个 10 月，来自费城、纽约和芝加哥的抗血清和流感疫苗在全国范围内被发放，数量庞大的疫苗足够几百万人使用，可直到这时，流感嗜血杆菌还没能按照常规细菌学原则被分离和培养出来。
疾病和战争带来消沉
大流感神秘的消失了，它带来的影响却不止于此。
全球范围内的流感后遗症和并发症被记录在案。流感带来的心脏疾病和脑膜炎在后续的几年时间里占据了医学记录的主流。
战争和流感相继带来的丧亲之痛弥漫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后来的研究者认为， 20 世纪 20 年代的民众意志消沉及那种困惑、背叛与痛苦糅合而成的虚无主义正与此次流感有关，一战前线的血腥场景在每一个人身边被流感还原，邻居和亲人的死亡，各类防疫和诊疗方法失效，都让人们对科学和宗教的信仰陷入虚无。
1923 年，杜威在《新共和》中发表文章，“人们对疾病的人数是否像今天一样广泛普及，这点值得怀疑……对于特效药和救世主的关注证明这个世界病重到何种程度。”
在流感侵袭期间，许多地方政府无力主持大局，但防疫和处理危机必须的强大社会动员能力，依然增强了人们对中央政府的依赖。
在 1918 年大流感中，人们面对并且接受了自然的暴虐，直面死亡的恐惧，同时也承受着谎言和愚昧带来的伤害，“无法估算有多少人的死亡源于威尔逊创建的宣传机器，也无从直销多少年轻人因权威人士的‘流感’保证而白白送命”。我们只知道，在短短四年时间内，战争使全世界 3500 万人丧生，因传染病死亡的人数还要超过战争。
时间回到今天，国内的传染已经宣告稳定，基本隔断了传播，但是国外的疫情还在持续，拐点还没到来。只是这一场病毒的战争又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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