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後,文獻記載中首次出現了“玻璃”一詞,但似乎仍然是指天然之物,同時文獻中關於琉璃的記述也在增多。
有學者將《武林舊事》中有關五色琉璃燈和大食玻璃官窯瓶的記載視為琉璃與玻璃分別用於稱呼國產和進口玻璃製品的肇始,但與此同時,多數記載仍然在沿襲顏師古有關真假琉璃的討論。
戴埴《鼠璞》認為“今用青色琉璃,皆銷冶石汁,以眾藥灌而為之。始於元魏,月氏人商販到京,能鑄石為琉璃,採礦鑄之,自此賤不復珍,非真物也。博雅以琉璃為珠,近之”。
高似孫《緯略》“所謂琉璃者,謂其如玉也。若以石鑄之,曾何足珍”。
在這一片陳陳相因之中,程大昌在《演繁露》中的一段論述,可謂清夜聞鍾：
漢西域傳閒賓國有琥珀、流離。師古日:《魏略》雲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紺、紅、紫十種流離,此蓋自然之物,採澤光潤,瑜於眾玉。今俗所用,皆銷治石汁,加以眾藥,灌而為之,虛脆不實,非真物。案流離,今書附玉旁為琉璃字。師古之記流離是矣,而亦未得其詳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東征,有米石之山,凡好石之器於是出。天子升山取採石焉,使民鑄以成器於採石山之上。注云:米石,文采之石也。則鑄石為器,古有之矣。顏氏謂為自然之物,恐不詳也。
東坡作《藥玉蓋詩》曰:鉛煮白石,作玉真自欺。東坡謂“煮”即《穆傳》之所謂“鑄”,顏氏之謂“銷冶”者也。然中國所鑄,有與西域異者:鑄之中國,則色甚光鮮而質則輕脆,沃以熱酒,隨手破裂。至其來自海舶者,制差樸鈍,而色亦微暗,其可異者,雖百沸湯注之,與瓷、銀無異,了不損動,是名番琉璃也。
《穆天子傳》所見的最古老的記載中,強調琉璃自古皆為石鑄,無自然生成者。更難能可貴的是還指出了國產與進口琉璃之間的差異,即國產者色澤光鮮但不耐寒暑,進口琉璃鈍樸黯淡,但經得住驟冷驟熱,這一認識不見於以往任何史料,恐怕只能來源於程氏同時代的社會經驗知識。
根據安家瑤的推測,這很可能跟當時的中國工匠還不能很好地掌握退火技術有關。
不過在當時及後世的知識界中,程大昌的新見仍然只能算是異類。元代胡三省注《資治通鑑》中路嗣恭平嶺南獻唐代宗琉璃盤時,大段引用了程大昌《演繁露》“琉璃”條的文字,但自己又說,“餘謂路嗣恭所獻者,蓋師古所謂大秦琉璃自然之物,否則代宗何以謂之至寶哉?程大昌考之不詳耳”“。否定了程氏關於琉璃的新論,並且還不經意間給出了判斷的依據,即天然所生的才是珍貴的。
晚至明代,包括頗為當時鑑賞家所重視的《格古要論》、公認為集古代工業技術之大成的《天工開物》和以考據精賅著稱的《物理小識》在內的當時知識界仍然在沿襲真假琉璃說,前賢所引甚詳,此不贅述。
而最終真正確切解釋琉璃的本質的文字,來自清初出身博山琉璃世家孫廷銓寫的《顏山雜記》中的琉璃部分。他從製法的角度,第一次簡明又不失全面地給出了琉璃的定義:“琉璃者,石以為質,硝以和之,礁以鍛之,銅鐵丹鉛以變之。非石不成,非硝不行,非銅鐵丹鉛則不精,三合而後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或許是受玻璃製造世俗化的影響,宋之後玻璃的稱呼進一步增多,例如藥玉、瓘玉、罐子玉、硝子、料(器)等,這些名稱多來自對當時玻璃的特性及製法的認識,而與之前的壁流離、琉璃、頗黎等並非同一系統。
元代,在專門服務於皇室的內府手工業系統中設瓘玉局,與浮樑瓷局、玉局提舉司金銀器盒提舉司、瑪瑙提舉司等同屬將作院諸路金玉人將總管府,很可能專門生產玻璃器。瓘玉一詞到明代被罐子玉所取代。
李時珍《本草綱目》“水精,藥燒成者,有氣眼,謂之硝子”。“料”“料器”也出現於明代,如《徐氏筆精》“料絲燈”條:“料絲,出滇南金齒者勝,詢之土人云以瑪瑙紫石英諸藥品搗為屑煮如粉,必市北方天花菜點之方凝即繅為絲,織如絹狀上繪山水人物,諸色極晶瑩可愛,以煮料為絲,故名料絲。”
後來這一表達被現代考古學借鑑,將發掘出土物中似玻璃(多數情況下無法肯定其質地)的色彩鮮豔的小件遺物稱為“料器”。
唐宋時琉璃還有一個含義是用來指代琉璃釉陶器,多用“琉璃瓦”來稱呼。尤其是宋代《營造法式》已經詳盡記述當時燒造釉陶磚瓦的原料配方、生產工藝、產品規格和耗料標準。金元時,琉璃器物則改稱為“玻璃”,大概因琉璃釉陶器發展較快,用琉璃稱呼玻璃器不太合適,大約從那時開始,琉璃逐漸指琉璃瓦。元代曾設大都四窯場以“營造素白琉璃磚瓦”。及至明清,琉璃指代施釉器尤其是建築構件的做法更為普追,但一般還是習慣跟建築構件的名稱連用。
總之,中國古代對於琉璃的理解,主要涉及三種質料,一是指自然寶石,這是其本義,二是指玻璃,三是指釉彩,凡使用釉彩的陶瓷器(包括建築構件),都稱琉璃。
漢代以來,關於“琉璃”的解釋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肯定“壁流離”像玉而不是玉,為自然之物;二是與西方國家相聯繫。人們解釋一些名詞時通常是根據自己現實生活中看到的物質來比喻形容,從考古發現來看,漢代以後玻璃雖不斷出土,但並不多見,而漢唐人只能使用當時的詞彙解釋,所以即便古人自己心裡明白,今人也無法看懂。歷代文獻對於玻璃稱謂討論可以歸納出比較明確的線索,即多數爭論都圍繞著“真假琉璃”展開。
雖然中國很早就造出了有自身特色的玻璃,但外觀差異很大,從未達到與外來物可比較的技術水平,所以外來玻璃並不被認為是本土自制玻璃的同類,也就保存了音譯之名,而本土自制玻璃甚至沒有獨立的名詞,這是真假琉璃之爭的認識根源。
另外,受審美及使用習慣的影響,玻璃始終不曾被大規模生產與普及;而外來玻璃一直奇貨可居,在很長的時間內只有統治階層中的極少數人才有機會見到,這一方面助長了當時知識界在描述外來玻璃時的神秘化傾向,另方面又陳陳相因,不斷沿襲顏師古對於琉璃的判斷,雜湊古注以成己見。
傳統史料所反映出的不同階層、不同身份的人對於琉璃是什麼的牴牾,其實是從文獻入手展開討論所必然要面對的局面,因為當時人自己對於這一命題原本也是不清楚的。
當現代考古學興起後,我們大可不必費盡心機猜測古人的話的真正含義和是否可信,早期文獻上被懷疑是指玻璃的“琉璃”等名詞不過幾個字,而且同部書及其註疏對此的解釋還時有矛盾。
既然古人也未必十分清楚,今人又何必輕信呢?與其讓古文獻使現代人理解時產生混亂,莫不如跳過矛盾的文獻記載,採用考古學方法直接觀察研究地下出土遺物。玻璃在古代中國的興衰發展,必須主要依賴現代考古學的發現與研究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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