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廣東90後崔文在武漢的志願者工作已接近尾聲，生活步入正軌。每週有2天，他需要去公司上班，其餘時間則在家辦公。“感覺還是沒緩過來。”崔文告訴南都記者。
這是崔文在武漢生活的第三年，原本他應該回粵東老家過春節。由於疫情暴發，擔心把感染風險帶給家人，他在武漢“封城”前一天退掉了回家的車票。三天後，他報名成為一名志願愛心司機，每天接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到金銀潭醫院領取藥物。
隨著交通管制愈發嚴格，接送任務變為幫感染者去醫院代領藥物，再通過郵局寄出。代領志願者每次需要在醫院待上近8個小時，代幾十位感染者取藥。這項工作還在繼續。截至目前，崔文和其他志願者已無償幫助至少2000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獲取抗病毒藥物。
滯留
生於1990年的崔文來自一個粵東小城，大學畢業前一直在廣東生活。三年前他來到武漢，目前在當地某金融公司工作。
今年春節，崔文原本打算回老家陪伴父母，並提前一個月買好了1月22日下午從武漢出發的車票。
然而，武漢的發熱病例越來越多。1月20日，鍾南山院士明確表示，新冠肺炎“存在人傳人的現象”。崔文開始猶豫還要不要回家過年。
“我的家鄉年味很濃。”崔文說，在外地工作的這些年，每年過年他都會回家。
由於擔心自己可能攜帶“潛伏的病毒”影響家人，1月22日，崔文退掉了車票。
第二天，武漢宣佈“封城”。
在武漢三年，崔文一直在一家與艾滋病防治相關的公益機構做志願者。該機構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心理諮詢、輔導、用藥指引等，崔文曾多次在業餘時間參與科普教育工作。“封城”後，武漢市內交通中斷，不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無法出門領藥，向該機構求助——他們必須定時服藥，且不能中斷；藥物本身免費，但按照規定，必須由本人前往醫院領取。
1月24日，崔文在微信群看到該機構招募愛心司機接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去金銀潭醫院領藥的消息。他在武漢有車，便報了名，“不希望艾滋病患者們因為疫情被迫斷藥，承受‘二次傷害’。”
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來說，藥物是延續生命的必須品。崔文介紹，感染者需要定點、定時服用抗病毒藥物，絕大部分感染者所服用的藥物，斷藥可能使感染者面臨耐藥和發病的風險，甚至危及生命。
擺渡
崔文就這樣成為了武漢街頭特殊的“擺渡人”。
出門的時間一般是在午飯後，開車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所在地、送其到醫院領藥、送對方回家，如此循環，一個下午崔文最多能接送4位感染者。最近的一次，他開車到對方的位置只需要15分鐘，再開30多分鐘到金銀潭醫院。距離遠一些，接上對方就需要一個小時。大多數時候，崔文可以在晚上六七點到家。
領藥的地方在金銀潭醫院的愛心門診，需要感染者本人自行進入並辦理相關手續。許多感染者對路線和流程不熟悉。如果是年輕人，崔文會告訴他“直走右轉就到了”，然後在車裡邊刷手機邊等待，如果是外地人或者老人，他就會領他們進到門診裡，並耐心地告訴對方步驟。
雖然愛心門診和發熱門診的距離不近，但考慮到這是新冠肺炎治療定點醫院，一開始，崔文也十分緊張。去了幾次確保無事之後，膽子才越來越大。好在不久後，有人給他所在的公益機構捐贈了一些防護服，崔文得以全副武裝後出門。
令崔文感到意外的是，他接送的許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見到他時，總會忍不住問他是不是也是感染者，得到否定答案後，往往表現得很驚訝。崔文說：“他們可能覺得，只有患者才會幫助患者。其實不是。”大多數時候，崔文和車上的人都保持著沉默的默契。
崔文無從得知也無意打探這些求助者的處境，但他們身上似乎有一點共性：缺乏藥物的焦慮，和拿到藥物後的釋然。崔文形容，這是有如“重生”的感覺。
有兩位老人曾讓崔文印象深刻。兩人都不是武漢本地人，不知如何領藥，兜了一大圈，找到了武漢社區的工作人員，並對接上了崔文做志願者的公益機構。在他的幫忙下，兩位老人分別開好了藥，在醫院門口不停地向他道謝，還打電話一一感謝幫助過他們的人。
“他們的焦慮好像一下子釋放了。”崔文感慨。文化程度不高、信息滯後、年齡大、外地人……崔文一邊觀察，一邊想象，在見到他之前，兩位老人需要跨越多少阻礙。
“艾滋病只是慢性病的一種。”崔文對其他慢性病患者的生存狀況也感到擔憂，他不知道其他慢性病患者是否也有公益組織、或是病友群等在做類似的社群關懷。“我們的需求匹配是比較精準也比較快的。其他人，他們怎麼辦？
轉變
隨著武漢交通管制的升級，崔文的私家車不能再上路。在經過協調，獲得行車通行證及有關部門的許可後，2月底，他服務的公益機構得以採取更高效的辦法：不再接送感染者領藥，而是由志願者代領，寄送給感染者。“以前一次只能幫助幾個人，現在可以幫助幾十個人。”
崔文和其他志願者身上的責任更重了。每天，第一撥志願者需要在8時許到達金銀潭醫院，幫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掛號、打單開藥、完善信息、反饋給醫生、取藥。16時左右，這些藥會被裝上車，送給下一撥志願者，由他們完成核對、包裝、檢查的工作。第二天，第三撥志願者會把這些藥拿去郵局郵寄。
崔文告訴南都記者，相較於檢查或郵寄工作，去醫院領藥的工作更加艱鉅。領藥的任務往往由兩三個志願者完成，一般一次領取五六十人3個月的藥物，志願者需要在醫院待近8個小時。大家輪流去醫院或郵局，但由於人手不夠，一些志願者也會連續幾天去醫院。“也許是心理作用，也有可能確實很累，一些志願者曾出現不舒服的情況。” 開始代領藥之後，崔文就連著去了好幾天醫院，但他覺得“還好”。
2月中旬，崔文就職的公司已開始線上復工。隨著工作任務越來越多，崔文沒辦法每天都去醫院代領藥。但他還是決定，週六日兩天去醫院，工作日五天抽時間去郵局寄藥。他沒想過退出，“如果我不堅持了，其他志願者就要付出更多的時間。我知道他們也很累了。”
對於回報，崔文沒有太在意。他告訴南都記者，和他一樣，不少代領藥的志願者平時就在為公益機構做志願服務。大家都沒有工資，加入時也沒有往這方面考慮。“私底下都很熟，都知道機構本身資金不是很充裕。一起度過難關吧。”兩個月以來，崔文已支付了近1000元的油費。
一切都在慢慢好轉。3月上旬，崔文已經習慣了工作日的中午花兩個小時去郵寄藥物，週末再去醫院代領藥。和前期相比，求助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少了許多，他的工作量也有所下降。在郵局等待的間隙，崔文一般會同步在手機上處理緊急的工作信息。
溫暖
在幫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同時，志願者們也收穫了來自四面八方的溫暖。
開展志願行動以來，崔文所在的公益機構收到了來自社會各界的物資捐贈。志願者們幫助的人越多，提供幫助的人也越多。一些受助者會捐贈物資給機構，很多陌生人也在出力。後期有人來捐贈，但被該機構拒絕，因為物資已經飽和。“大家看到了機構付出的努力。本質上大家捐東西給我們，也是想讓我們去幫助更多的艾滋病患者。”崔文說。
2個多月的相處，醫生們在崔文心目中“高冷”的形象被打破。崔文說，去醫院多次，志願者和愛心門診的醫生們漸漸熟悉起來。有醫生留意到臉熟的志願者有幾天沒去，還會問其他人，“他怎麼沒有來啊？”
崔文的性格慢熱，和醫生的交流並不多，但他記得，有次週末去代領藥時，一位醫生在通道上碰到他，主動和他握了握手——那是他剛獲得行車通行證不久後。此前，他的車因沒有通行證，被交警攔下，他也在橋上困了半小時。這位醫生也聽說了這件事，“他說，辛苦了。”
更讓崔文感動的是，還有醫生貼心地給志願者們準備午飯。崔文說，在醫院代領藥的近8個小時中，午間的1個半小時是醫生的午餐和休息時間，志願者們也會暫停手頭的工作。醫院外的餐館都未營業，志願者們沒有地方可以吃飯。瞭解到這一情況，醫生們特意從他們的餐食中，留下幾份飯給志願者。
疫情之下的志願者們也在抱團取暖。有志願者在公司辦公室住下，經常吃泡麵，其他志願者就輪流帶吃的給他，有時是自己家裡做的飯菜，有時是零食。
休息時間不足，再加上志願服務時間比較久，有志願者“不可避免”地出現頭暈的症狀。有一天崔文也感覺不適，許多志願者發私信關心他，“他們建議我第二天不要去醫院了。之後的幾天，他們都在問我症狀有沒有改善。”
正軌
3月25日零時起，武漢市以外地區解除離鄂通道管控，有序恢復對外交通。這天，崔文已經迴歸公司實地復工。公司採取輪班制，一週中，需要有2天去實地辦公。“最近大家還很謹慎，感覺還沒有緩過來。”崔文說。
目前，崔文做志願服務的公益機構每天仍有志願者去金銀潭醫院代領藥，但需求量已經大大減少。志願者一次領取三四十人的量，一上午就可以完成。最近一週，崔文只去醫院代領過一次藥。下次輪到他，預計還需要一段時間。快遞行業也已基本復工，志願者們不再需要親自去郵局寄藥。
自始至終，崔文在老家的父母都不知道他在公益機構做志願者，更不知道他在疫情期間還外出。疫情之初，父母每天都會在飯點前後發微信消息給他，問他有無按時吃飯，身體是否無恙，有時候也會直接打來語音電話。崔文都說自己一直“安全地宅在家”。他打算，“五一”之後再回去看望父母。
在武漢生活近三年，崔文對武漢和武漢人的印象是“愛吵架”、“有點火爆”。雖然他時常會和朋友吐槽這一點，但這似乎並不妨礙他對這裡的好感。他說自己已經把這當作這個城市必不可缺一部分，覺得“蠻好的”。
崔文曾經希望在每個城市都生活幾年，來到武漢之前，已經路過幾個地方，每到一處生活，最後總會覺得“蠻好的”。可是不知為什麼，最近，他突然萌生了在武漢安定下來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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