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鵬不好笑。對話一開始，他甚至有些拘謹，沒有任何笑話或段子。回答一些問題時，他要思考十幾秒，才能緩慢地給出答案。能明顯感覺到，他說出來的句子比他實際想要表達的縮回來了幾寸。他穿著深綠色的衛衣，鬆垮的褲子，腳上踏一雙雪地靴，坐在工作室的沙發裡，說著說著，身體滑下沙發，坐在了地上。他的眼睛不看人，其實是害羞。
他不像是位導演或演員，而像個勤懇的上班族，上午11點準時坐在樓下的桌子旁開始工作，員工們在樓上，晚上7點，他上樓，催促大家下班。他更欣賞持續的工作推進，疫情期間，他倆月沒離開北京，剪完了新的長片《吉祥如意》。偶爾有瘋狂的時刻，做《屌絲男士》期間，曾有一集點擊率不錯，大鵬號召團隊在深夜的中關村裸奔，但他是唯一一個提前在終點放好衣服的人。
在公司的製片人金鑫看來，這是大鵬精力旺盛的一種表現，「這個時候大家會選擇在家看看電影看看劇，鵬哥就會想，把之前擱置的工作撿回來再重新做一下。」金鑫從《屌絲男士》時期就跟著大鵬一起工作，他記得《屌絲男士》經常要連續拍攝25、6個小時，所有人都困極了，只有大鵬還在全場飛奔。多年的合作伙伴、編劇蘇彪形容大鵬，「對自己的事業有著近乎瘋狂的、不計成本的追逐，是個燃燒著的人。」
大鵬的拼命源自成長環境。生於東北小城，父母從小便為生計奔波，大學畢業後，他開始北漂，在互聯網公司裡從最基礎的實習生向上攀爬，他渴望在工作上不斷證明自己。
他是幸運的，時代把他推上了頂端。互聯網和草根文化的興起造就了《屌絲男士》，這一成功，加上那幾年湧入電影行業的資本，給了他們創作《煎餅俠》的機會，而《煎餅俠》創造了11.59億的票房。金鑫記得他們在蘇州跑路演，外面的人拍著玻璃喊「大鵬，大鵬」，當時韓劇《繼承者們》正火，大鵬形容自己就是「東北李敏鎬」。
多年好友、同樣來自東北小城的編劇蘇彪形容那種體驗：「覺得自己有進入北京的資格和底氣了……就感覺在做夢，時代和觀眾把你頂到了這個位置，接下來你要把這個夢緊緊地抱在懷裡，才能感覺到溫暖，察覺到能量。」
蘇彪從另外一個角度解讀了大鵬的精力旺盛：近兩年，他察覺到大鵬身上有種患得患失的不安全感。「我也總在想，我們經歷了網劇和電影的洗禮後，還能跟上現在的時代嗎？在三十多歲的年紀，絕對不允許自己走下坡路。要保持自己一直有說話的入場券，保證自己一直有輸出表達資源源。」
距離《煎餅俠》上映已經過去5年了，大鵬說自己再也沒有經歷過那樣的成功和輝煌。他經常面臨誤解。人們總認為大鵬應該是搞笑的、甚至屌絲的，但這位38歲的男士平常是拘謹、安靜的。也許這些誤解會帶來壓力，大鵬必須要有新的突破和嘗試。他回到自己的故鄉，拍了一部短片《吉祥》，在金馬獲得最佳創作短片後，有豆瓣網友評論，「以前的電影是大鵬拍的，這次是董成鵬拍的。」儘管才剛剛完成定剪，但大鵬覺得《吉祥如意》是他截至目前導演的最好電影。他希望人們在未來看到這部片子時，會對他有更立體的判斷。
以下是大鵬的自述：
我挺幸運的。這十年是互聯網野蠻生長的十年，也是我進入電影的十年。在《煎餅俠》那個階段，中國電影蓬勃發展，新人導演層出不窮，跨界導演開始嶄露頭角，我趕上了一個好時代。
2012年，我在搜狐製作了《屌絲男士》。那時的我就是願意看《屌絲男士》的人。一個普通的小鎮青年，來到北京的互聯網公司從實習生做起，很長時間都是5600塊工資，租房子在公司附近，因為要隨時趕去加班，沒有存款，慢慢在公司開始有機會證明自己……
它是草莽的、草根的，對當時大家熟悉的場景有很多新鮮的解讀，足療店、教室、醫生和病人，都是日常生活中隨時可以觸碰到的場景，這個劇把那些我們覺得熟悉又荒誕的事情演繹了出來。出乎我的意料，它受到了歡迎。
因為這部劇，我才有機會拍《煎餅俠》，票房11.59億，取得了商業上的成功。
《煎餅俠》中大鵬和吳君如對戲 圖源豆瓣電影
但我沒有珍惜那個時刻。我應該很高興、很沉浸、很享受勝利果實，但是我沒有。我不覺得那是個不尋常的時刻。我只覺得我的一個作品上映了，這是我導演的第一部電影，它獲得了大家的喜歡，我挺高興的。我認為我以後還會有很多的機會讓大家喜歡，而沒有意識到，在未來的五年內，我再也遇不上一部電影破十億，再也遇不上所有的媒體主動來採訪我，再也遇不上所有的資本、電影公司拿著劇本希望我參與。如果那個時候我坐在房間裡為《煎餅俠》的成功喝一杯酒，我都會覺得我珍惜那個時刻，但是我沒有那麼做。
2017年，《縫紉機樂隊》上映，票房沒有達到預期。我們去外地路演，一個又一個影廳地跟觀眾見面。馬拉松式的城市路演是很辛苦的，當你接近路演終點時，你的體力已經達到了極限，可是你的電影只有7.8%的排片。那種挫敗，那種無力感深深地籠罩著我。
影廳裡面的觀眾對你的支持和網絡上的評價非常不一致。大家面對你的時候，都那麼喜歡看這部電影，可是打開微博、豆瓣、知乎，你發現很多人在罵你，你不知道影廳裡面一張張支持你的熱情的笑臉和網絡上很多的人評價哪個是真的。我記得那是9月30號，在電影裡我們虛構了一場演出，也是9月30號，我在去影院的路上突然想，在虛構的電影世界裡，那些人這個時候就要登臺了，會有人去看他們的演出嗎？
非常迷惘和痛苦。當時只有幾個工作人員陪著我，我不希望自己的脆弱和傷感在他們面前展現，他們也像怕打擾我一樣，非常默契地選擇了不提這天上映後的反饋。沒有人祝賀你電影上映了，沒有人恭喜你有個好的結果，過去所有的忙碌，當結果呈現的那一刻，你是孤獨的。
晚上十點多，把所有影院跑完，我回到酒店。房間裡有沙發，也有床，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就坐在地上了，保持同一個姿勢，時間很久很久。我盯著手機裡面的評價——如果說我過去工作的經歷有一個至暗時刻的話，就是那個時刻。
這時候，發行的同事給我打了個電話，說，「現在電影已經這樣了，如果你希望它能有機會更好，我們想了一個辦法，就是你站出來向所有人道歉。因為《煎餅俠》口碑不好，希望大家再給它一次機會，來看《縫紉機樂隊》。」
我寫了道歉信，因為我覺得要對為這部電影付出的同事們負責，如果這個舉動能夠讓這個電影有更多的關注或挽回它的頹勢，我可以那麼做，但是我打心眼裡不認同這個建議。當時，我坐在地上非常難過，我覺得這是一種乞討。如果那個時候誰給我一個擁抱，我會一輩子對他好，但是沒有。
大鵬和編劇蘇彪在《縫紉機樂隊》拍攝現場 圖源受訪者
2
我出生在東北集安下面的一個小縣城。我很小的時候，媽媽就得了腎病，到現在還在治療。童年的大部分記憶都是我一個人在親戚家，父母去集安以外、更大的城市看病，幾個月回來一次，回來又走。
有一次他們回來了，我問我爸，我媽呢？我爸說她回來了，就在炕上坐著呢。我說沒有啊，炕上坐著另外一個人。是因為媽媽治病打了很多激素，變得比我印象中胖了，我不認識她了。這件事讓我媽很難過。
再長大些，我的父母下崗了，為了生存，他們在縣城開了一家飯店，叫「真不同」，做家常菜，生意不算好，一天也就賺1、200塊錢。飯店離家遠，放學回到家，我還是一個人，彈吉他、聽音樂、寫歌、畫漫畫，或者寫文章投稿。我膽子小，怕黑，睡覺時總開著燈，早上醒來的時候燈總是滅的，是父母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把燈關了。
我理解父母，家裡條件不好，他們要努力工作來維持日常開銷。但我習慣了孤單，每到過年，一家三口難得聚在一起，我就覺得不習慣。年三十還好，去爺爺奶奶那裡；到了初一初二，我就不知道該如何跟父母相處。睡覺之前，一家三口要幹嗎呢？聊天還是看電視？我從來沒有過那樣的日子。
你知道我的路徑：東北縣城，然後北漂，逐漸被人認知。這是個小鎮青年逆襲的故事，所以我拍的電影也都是這樣的主題。我很難在創作過程中突破這樣的表達。
《縫紉機樂隊》後來我也會反省，4.6億票房如果不和《煎餅俠》比，那其實是一個商業成功。但電影市場不可捉摸，要獲得巨大的票房成功，你要做對所有事。那部片子帶來了一些影響，比如，我希望拍的故事開始有阻力。之前幾乎沒有阻力，我說我要拍一個樂隊的故事，合作伙伴都很支持。但《縫紉機樂隊》後，他們會直接問我，是不是還有更好的選擇？我也不再像以前一樣一意孤行、毫無顧忌。
不久前，我偶然在網絡上看到了大家發的《屌絲男士》的剪輯，我試圖複製當時的狀態和表情，卻發現我做不出那個表情了。
「屌絲男士」、搞笑，成了我的標籤。無所謂，我畢竟是因此被大家關注到的。更多的人在工作中都希望能夠被貼上某一種標籤，因為標籤意味著簡單直接地概括你做的事情，意味著你做得還不錯，那你為什麼希望在換一個平臺、換一個身份、換一個輸出方式的時候拋棄之前的標籤呢？
它是代價，也是獎賞。很多同行日以繼夜，週而復始，比我更努力，比我更有天賦，可是他們比我更多人知道嗎？他們比我拍了更多電影嗎？我希望自己能貼上更多的標籤，比如除了《屌絲男士》的成功，我希望我能貼上一個「優秀演員」的標籤，一個「值得信賴的導演」的標籤。如果現在我拍一部電影，還有人說這是《屌絲男士》，沒關係，只不過是時間還不夠久、我的作品還不夠多而已。
大鵬和沈騰在《屌絲男士》中的合作 圖源豆瓣電影
3
去年我拍了一部電影叫《第八個嫌疑人》，在拍攝早期要讓自己胖20斤，結尾又要瘦30斤，角色的結局也不是特別正面，導致那段時間我覺得自己被裹挾在一個巨大的漩渦當中。回到北京，就接到了《大贏家》的劇本。它是喜劇，很簡單、很直接，合作的演員都是朋友，大家聚在一起，會有很長一段時間一群人相處的時光，這是我接這個戲最主要的原因。
殺青那天，我和柳巖拍了一場趴在天台上的戲。因為趕殺青，時間很倉促。我們那場戲是一起等著時間到9點半，沒什麼臺詞，我也不知道要演什麼，就用胳膊肘搥了她一下，她又搥了回來。
不是設計也不是安排，它只是在侷促的空間裡，對枯燥無聊的一種消解。（後來）我看《大贏家》，突然對這場戲有不一樣的解讀，它鬆弛，未經雕琢，看上去很自然。這種自然的爆發也來自我跟柳巖長達十幾年在不同作品中的配合，它要醞釀很久，最後發酵出來。
《大贏家》劇照 圖源豆瓣電影
我和柳巖是朋友，也是合作伙伴，能這麼長時間合作愉快，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彼此知道保持合理的距離感：拍戲時、一起接受採訪時，充分溝通，但私下很少打擾對方，很少聊家常。
在柳巖身上，我看到了自己。我們兩個都被外界固定在某一種認知中。她就是「性感女明星」，身材很好，穿得很少；而我就是「屌絲男士」，嘻嘻哈哈，好笑無腦。但是真實接觸後，你會發現我們都跟上述固定認知差得挺遠的。我在現實生活中非常不好笑，很侷促，很害羞。如果讓我做一場直播，媽呀，就給我害羞死了。
可是柳巖在做宣傳的時候，底下還是有很多評論說「你怎麼穿這麼多」，同樣的，我做宣傳的時候，底下的評論依然是「你為什麼一點都不好笑」。我們兩個挺像的，都是小鎮青年，都沒有家庭背景，都選擇了一個註定要被投來更多目光、飽受爭議的職業，又都是依靠自己的努力，被人注意到，這種注意又和其他的明星得到的注意不一樣。
去年，《受益人》上映，這對我來說是個挺重要的事情。我把很多表演精力和工作重心都投入到這部電影，但一上映，好多人還是慣性地來評價我。從那一時刻開始，我產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我不會在乎你們怎麼說我了。
我以前可在乎了。記得《縫紉機樂隊》剛一上映，有人沒看，直接打一星，我就冒出來跟人吵架。我就覺得你為什麼要這麼說我，我想要跟你辯論，我想要說服你，你不要這麼說我，因為事情不是你想的這樣的……但是此時此刻的我已經放棄了這件事兒。
4
2017年春節前，我的團隊抵達了集安農村，計劃拍攝一部短片和一部長片，主角是我的家人。他們都不是演員，來自吉林農村，說著東北方言。我想，我們去拍一場天意。團隊只有39人，提前一週抵達，和我的家人相處，拍攝從臘月二十三到正月初三，10天，完成了短片。
那是一次實驗，因為我發現，很多評論的人時沒有立場的，開始的人怎麼說，決定了接下來的人就怎麼說。我想也許我可以拍一部沒有「大鵬」標籤的電影，等電影完成後收穫大家的評價，我再告訴你這個評價是因為什麼而來。
最開始是想拍我姥姥。為了這個拍攝，所有的親戚都從城市回到農村，期待一個團聚的時刻。結果沒幾天，我姥姥突然生病去世了，她的葬禮上，人都在。我感到恍惚，總在想這裡面是否有關聯，如果不回來拍電影，我也不會在過年的時候回到農村，姥姥的去世，讓我感受到了命運有形地存在著。
那是個難熬的時刻。一方面是親人離世，巨大的悲痛，另一方面是，兩個劇組的工作人員放棄春節，跟你守在農村。我作為搭起橋樑的中間人，如何將這個事情進行下去？當時感受到宿命的召喚，覺得應該把一些真實事件放進電影。
沒什麼籌劃，也沒有成型的劇本，拍這部電影最初，我抱著簡單的態度，只是希望捕捉到家人的日常。但拍攝時，我發現這和我之前拍電影的經驗完全不一樣，它更像是一次冒險。原來你拍電影，出發的時候大概能想象到結果。但這次拍電影，出發的時候甚至都不知道明天是什麼樣的，意外每分每秒都在降臨。它帶來的恐慌和收穫都是前所未有的。
這個名為《吉祥》的48分鐘短片，拿了第55屆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豆瓣7.9分。這個春節，我把長片《吉祥如意》定剪。四個春節，三個年頭，它成了我目前為止導演週期最長、投入最大的一部電影。逐漸地，它有了另外一種意義，也就是說，我覺得它會是我截止到目前導演的最好的電影，也許我可以通過它，撕去「大鵬」的標籤。
大鵬在《吉祥》的片場 圖源豆瓣電影
我對於自己有待提升的地方非常清醒，也相信通過時間一定會讓所有人看到我的進步。但是我不太理解在這個爬升過程中，為什麼更多的人不站在鼓勵你的一面？我不理解，但我已經放棄爭辯了，不理解就不理解吧。
保不齊接下來會遇到什麼樣的變化——如果我說用一生的時間去從事電影創作，有點太肉麻了，但是我願意內容輸出，不斷嘗試新東西。我這幾天在想，比起用漫長的時間等待下一次產出，更重要的也許是你持續輸出。時代變得越來越快，你的創作黃金時期可能也就這一段時間，未來你會面臨精力的衰退，身體跟不上頭腦了，熬夜熬不動了……那這個階段，我希望自己能儘可能地多做一些事情。
每當打開我出演和製作的電影，我能看到2007年的我、2012年的我、2014年的我、2017年的我……這真的很美妙。當你看低我的時候，突然來一個作品，你覺得我有進步，挺好的。我不是中國電影裡面最矚目的那個人，但是我爭取每一次出現，會有一些進步吧。
閱讀更多 告訴你所不知道的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