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字紀實，以對話啟發。
這裡是《建築檔案》對話現場！
創始人/主持建築師
劉珩
創作是一個痛苦但也快樂的過程，如果能找到方向的話。一開始的狀態或許是糾結的，進入狀態的過程會伴隨痛感，甚至進入一個撕裂的狀態。一旦經歷了顛覆、重構以後，便開始覺得快樂。作為建築的創作者，找到與建築的關聯，才能找到設計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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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介入傳統教育
說起如何與建築結緣，應該回到考大學選擇專業的時候。當時高中文理科分班的時候，我傾向於學理科，但由於從小在少年宮舞蹈隊中成長，對藝術也有著濃厚的興趣。我的哥哥那時就建議說，如果你既喜歡理科又喜歡藝術，可以考慮建築學專業，建築正好是文理科的結合。這一建議讓我茅塞頓開，如哥哥所說，建築這個專業很適合我，這讓我的很多想象得以打開。
瞭解建築是什麼的過程讓我覺得很有趣，那個年代很封閉，國內唯一一本建築雜誌是清華出版的《世界建築》，這成為我瞭解建築的唯一渠道。我從雜誌上開始認識了很多現代主義建築大師的設計理念和作品，這個全新的領域讓我熱情高漲、亢奮不已，從那時起，我便堅定了學建築的選擇，這種堅定直到現在都沒有改變過。
在伯克利讀研時的劉珩
那年華中理工大學是第一間來我所在中學招免試生的大學，因為有我心儀的建築學，我沒有猶豫地就選擇了它。那個時代，我們的建築學教育基本沿襲了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Beaux-arts）的體系，中規中矩，但基本畫功和技術知識還算紮實。 國內本科讀書的那幾年，有幾位外籍老師對我專業成長產生過較大的影響，讓我的認知開始發生些變化。
一位美國普林斯頓畢業的女老師Sylvia Wallis，她把當時我還不熟悉的意大利建築師Aldo Rossi的理論和作品帶入了我們的本科教育裡，我和Sylvia也因為對現代舞的共同愛好成為好朋友。在她的影響下，我瞭解了很多國外建築理論的思潮，產生了去美國學習深造的念頭；另一位對我的空間觀念和創作有著根本性改變的是來自慕尼黑工業大學的教授Thomas Schmid（他老人家已於2020年初以95歲高齡辭世），他的空間教學體系源於ETH的傳統，完整體現了結構與空間的一體化，他有這系統性的教學和設計體系，通過具體的設計課選題展現給了我們與以往完全不同的創作手法，於我而言，這位教授帶來的是建築設計全新的方法論，讓我對新知充滿渴望，同時也更堅定了出國留學的念頭。
現在回過頭來看，本科教育作為嚴謹的常規建築教育，由於歐美老師的介入，對我們整個建築學習起了非常重要的啟蒙和提升作用，我對於空間的理解，開始從傳統的Beaux-arts體系跳出來。
劉珩在華中理工大學（現華中科技大學）
2013年我在ETH講座，德國教授Thomas Schmid專程從慕尼黑過來，把我當年做他學生時的課程草圖也帶過來送給我。今年2020年一月，老人家以95歲高齡仙逝於慕尼黑。
顛覆中實現自我轉變
我在學業上的道路一直走得比較順，本科畢業之後，又免試被自己一直很嚮往的同濟大學錄取為研究生，師從項秉任教授；但很快就出國了。之後很幸運地來到仰慕已久的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繼續我的碩士學習， 在這裡我還很幸運地與張永和老師和魯力佳老師相識，與張老師的軌跡十年後再次重合在哈佛設計學院的博士學習裡，他成為了我的博導之一 。
碩士的學習生涯是我人生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拐點。本科階段學習和接收算是開放的萌芽，而在灣區五、六年的學習與實踐，才讓我對建築學的認識真正系統性地建立起來。
研究生時與我的導師 Mark Mack合影
2019年十月與我的導師 Mark Mack在他洛杉磯家的合影
學習過程中，我能體會到國內與西方教育體系的明顯區別。國內的教育著力點在於表現技能，不太關注建築內在的本質，比如空間，結構、材料與空間的關係等等，而西方教育恰恰講究的是圍繞空間的思辨和創作。
華人圈的同學在設計過程中，更多會把設計當做任務，注重捷徑和技能，能很快按照套路和規定時間，完整地把效果呈現出來。而美國同學單憑草圖就可以獨樹一幟，給空間留有許多的想象餘地。在草圖裡，有設計者的構思，溯源到想法的產生、思辨到選擇性的呈現，這是對過程的思考及對空間質量的執著。
這些認知在最初給我帶來過不小的打擊，我意識到自己原來那套方法論完全無效，而別人所用的另一套設計體系和方法論，才是我應該放開去學習的。這一認知給我帶來的是後知後覺的思辨，原有觀念被顛覆，新的體系是未知，何去何從，需要重新出發。
劉珩在伯克利期間參加材料裝置競賽的獲獎作品
第一學期後，我曾與同在伯克利的張永和老師交流過這個問題，他建議我放棄過去的觀念和慣性，去無條件地經歷未知。糾結與痛苦在所難免，但跨過去了，就是一個新的臺階這也是一次自我突破的過程。，打破這麼多年以來建立起來的套路系統，這個過程比較殘忍，內心難免充滿恐慌。
那一段時間，與西方同學的接觸、張永和老師的話語促成我的深入思考。就設計本身來說，雖然創作因為不斷地顛覆而註定是痛苦的，但正是顛覆的過程中也得以不斷挖掘出新的東西，與此同時，我認識到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設計不能太過於用力，應該是保持一個放鬆的狀態。
劉珩與巴黎，1993年（左），2003年（右）
劉珩1993年在牛津大學夏天學校
1994年獲貝聿銘旅行獎學金，出行北歐
尋找理想狀態中的愉悅感
沉浸於這些思考，在伯克利的第一學期後，我就決定休學半年，去尋找自己的理想狀態。我去了歐洲遊學，跟很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一起學習和生活。在看了很多建築之後，似乎喚醒了大腦中的一些靈感，讓我突然悟出了一種感覺，也理解了空間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僅僅是物質關係，還有精神範疇的境界，那個夏天對我來說像是進入了十分亢奮的青春期。
這個期間，我在羅馬、佛羅倫薩等地看了不少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和園林，還在瑞士和法國瞻仰了柯布西耶的很多作品，比如拉圖雷特修道院、朗香教堂，他母親的住宅等。兩種完全不同時代的代表作，都是人類文明階段性的里程碑，也極大地開拓了我的眼界，這些作品展現了不同時代、不同時間與空間，自然與城市以及圍繞人的生活場景。沒有高低，只有此時此刻對你的心靈撞擊。
歐洲遊學 - 柯布行的劉珩速寫草圖 1993
還記得第一次去羅馬萬神廟，一下子擊中我的不是厚實的建築表皮、繁瑣的設計細節，而是簡單的光影帶出的空間感。人生第一次，這樣的實景，，讓我意識到，只有光或只有空間，都無法獨立存在，只有彼此而且是through a careful arrangement, 才能完美地成全彼此, 如此簡單，但又如此之震撼。這跟我在書本里看到的房子完全不一樣的感覺，落在圖畫裡面的線條，在現實中完成了一次質的飛躍和認知。
讀一本書，是通過文字去連接你的想象，從而影響到精神。建築也像是一本書，讀它的過程其實就是一種心靈的提升和想象的連接。
這些建築讓我體驗到場所中的建築帶給人的切身真實感受，以及對人的精神產生的是何等的影響力。 這種建築的影響力超越一般的功能性、技術性，使人形成精神上的愉悅，也讓我越來越認識到做建築是一件非常偉大的事情，讓我不惜經歷設計及落地過程中的痛苦和糾結，一而再、再而三地找尋那種愉悅感。 在遊學過程中看到的經典建築對我的影響可以說已經轉化成一種精神、一種感染力，而不是純粹物質上的客觀存在，使我更加堅定不管多艱難，都會在這專業上走下去，這也是我堅定作為一個創作型建築師的重要起點。
經歷半年遊學，從歐洲再回到伯克利進入了讀研的大半段，我發現自己做設計有了些感覺設計的路也漸漸順了，開始具備了放鬆的狀態，畢業的時候還拿到了優秀設計獎，這也算是伯克利很久以來第一次有大陸的研究生在這裡獲獎，當時心裡還是蠻驕傲的。
自那時起，新的觀念和設計手法，在我的設計過程中成為了一種自覺行為。縱觀這麼多年的建築生涯，這是一次觀念最大的轉變，這一體系的建立也為後面的實踐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劉珩於伯克利的畢業照
1993年，劉珩在伯克利的碩士設計課作業：埃及開羅國家圖書館國際競賽方案，獲Honorable Mention獎
過去我們靠效果圖去推敲建築最後的完成效果，但往往只是討好，也容易誤導結果，，實際上，只有在做模型的時候、用手去推敲相關比例的時候，才是一個特別可靠的工作方法，結果也更真實。
因為建築最後是落到真實環境的，會跟周邊的城市和人發生直接的關係，如果不在一個可控的過程裡理性和量化的操作，最後可能只是效果圖很漂亮，但現場卻不如人意有如“見光死”。做模型的習慣，現在我們工作室一直延續了下來。
讀研期間我還在維也納實習了半年。那段經歷也很有趣，我一邊工作一邊體驗著維也納的藝術氛圍，建築師的工作真的很”苦”，無止境的加班，時時還體會到老闆的壓力和暴躁，當時我就告訴自己，千萬不能成為這樣的老闆，但實際上，在我建立了自己的事務所後，好像也成這樣了（苦笑）。
建築師創作出一個自己滿意的方案，真的是煎熬。創作時候想要一個特別放鬆、特別享受的過程，但現實生活中，面臨著很多壓力的時候，實際上並不是那麼愉悅。是否可以在這種壓力中運作，找到自己心中放鬆的狀態，真的很難。創作的過程和效益的轉化是偏殘酷的，在實踐中，我深切體會到在壓力的前提下無法輕鬆釋放的困難。
1993年在維也納Hans Hollein 建築事務所實習
烏托邦與現實之間產生碰撞
我自己開始創作的起點大概回溯到1996年，香港霍英東基金會要在廣州南沙半島上建一座新城，他們很希望我能從美國回來參與這個新城建設， 當時我還在舊金山的一個事務所做些小項目。剛回來就很幸運地得到了一個1萬平米的科學館項目。本來只是一年的打算，可是一做就做了很多年，後來設計任務越來越多，就選擇留下了。
現在偶爾也會反思當時的選擇，當你有ABCD多項選擇的時候，一旦選擇了A就不可能回到B，在人生中，沒有回車鍵。 我當時的想法很簡單，只是認為這是一個可以做建築設計的好機會，可以實現自己的建築理想，便回來試試。
我的第一個獨立項目，擁有很大自由度去做設計，自由創作的愉悅是不言而喻的。正如我經常對年輕人說，建築師的第一份工作、第一個建築項目對一名剛出道的人而言是很重要的。如果在你的第一份工、第一件作品的創作過程中能夠找到那種愉悅感，即使再艱苦，只要落地的時候跟最初的想象吻合，獲得的成就感和作為建築師的那份驕傲，將會伴隨你的終生，你就會有一個特別明確的方向，從而也堅定了你的設計信念。
1999-2001年，南沙科學展覽中心（碩士畢業後的第一件獨立落地項目）
在當時很“偏遠”很“鄉下”的南沙一待就是八年，從1995年一直到2003年去哈佛讀博士，那是一個艱苦而幸福的“八年抗戰”。付出了很多，除了專心做設計，也體驗了很多超出作為一個建築師本身創作範疇的工作。雖然繁雜，但也學到不少東西。
那些既是甲方又是乙方的日子，還是很爽的，但建了這麼多房子之後，反而有了一種不安全感。 南沙處於初建時期，我們建設的項目相當於在田野上而不是在城市中創作，建築師要建的房子跟周邊人的生活沒有太多關係，似乎整個建造就是一個自娛自樂的過程，這個事實正是我內心不安全感的來源。我甚至產生了困惑，問自己：我為什麼要在middle nowhere種這麼多房子？是為了滿足作為建築師空間創作的慾望、還是我創作出來的房子確實能給人的生活帶來一些美好？
1999-2001年，南沙德品書城
具有城市功能的建築沒有在城市、只是在田野中，它會錯失了一些更重要的東西，就是城市設計規劃更大的尺度上，把人、建築與城市形成一個關係網，建築才是有效的，才會對人的生活起到作用。
從那一刻起，我感覺這種烏托邦實際上是一種美好的幻想，跟現實差得很遠。 在這種烏托邦的美好幻想和現實差距的矛盾中，我決定通過學習找尋方向，我回到美國繼續攻讀城市設計方向的博士，可以說，碩士階段初步建立起我建築設計方法論，而博士階段解決了我另一個困惑，即開始介入關於建築與人、城市之間關係的研究與思考。
2002-2004年，南沙珠江三角洲世界貿易中心大廈
2008年拿到了博士學位回國以後，我做了兩件“現實”的事。一是帶著設計團隊離開了“偏遠”的南沙，來到了快速城市化的中心城市深圳，進入一個真實的城市裡面去做創作；二是選擇在香港中文大學兼職教學，把我作為建築師的思考和研究，與學生們分享，交流互動，相互促進。
2004-2008年，繼續在哈佛大學設計研究生院深造，獲設計博士學位。
得益於霍英東先生及基金會的支持，在2004年就在香港成立了南沙原創建築設計工作室，這，但直到2009年搬到深圳的時候才稱得上是完全獨立。那之後所有的項目都要自己找，真正獨立才是“苦日子”的開始，但創業的那份心靈自由也是無法替代的。
2002-2004年，南沙原創南沙辦公室
2009年，南沙原創建築設計工作室遷至深圳
碩士博士階段所有的收穫落到實踐中都會印有痕跡，博士畢業5年後暨2013年才有了我離開南沙後的第一件落地建築，雖然不大，但對城市設計和公共性的思考開始在具體的建築空間裡展現，不同於在南沙的"
為我獨尊"的建築，變得更加開放和輕鬆。建築不是孤獨的，每一個建築都有一些跟外界與公共互動的部分，作為設計者不能只考慮“自娛自樂”，要同時考慮跟城市的關係。
2013 UABB 浮法玻璃廠主入口
2013 UABB 浮法玻璃廠砂庫
堅守這彌足珍貴的5%
從獨立做第一個建築到1999年落地的科學館開始，我從事建築創作已有整整20年。我時常在想，現在的創作環境越來越複雜，產業的發展也愈加有侷限性，越來越難創作出一些完成度高的建築作品。因為建築畢竟不像藝術能夠孤立完成的，要建設落地，依賴於大量的財力、社會資源和生產鏈條等等，實際上獨立創作往往只佔據所有項目空間的5%，其餘的95%都在處理看似與建築有關但實際上沒有真正關係的東西，這些東西會消耗建築師很多的精力和想象。
一個建築師，如果能夠在這樣一個艱難的過程中，堅定5%的力量，已經是非常了不起了。
2008年，詩與畫
有時候我也會困惑，這5%到底值不值得去堅持。經驗能帶來很大的效益，但創作性的東西卻不是靠效益就能夠成就的，正因如此，那5%的堅守顯得尤其珍貴，我們在保護它，嘗試讓這5%更長遠一些。
後記:
2019年秋季，應碩士母校-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邀請，擔任弗瑞德曼教席實踐教授 (Friedman Visiting Professor of Practice 2019)
劉珩2019年在伯克利 Wurster Hall
劉珩2019年秋季在伯克利的研究生設計課final review之後與學生合影
本文圖片由南沙原創建築設計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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