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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建筑档案》对话现场！
创始人/主持建筑师
刘珩
创作是一个痛苦但也快乐的过程，如果能找到方向的话。一开始的状态或许是纠结的，进入状态的过程会伴随痛感，甚至进入一个撕裂的状态。一旦经历了颠覆、重构以后，便开始觉得快乐。作为建筑的创作者，找到与建筑的关联，才能找到设计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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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介入传统教育
说起如何与建筑结缘，应该回到考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当时高中文理科分班的时候，我倾向于学理科，但由于从小在少年宫舞蹈队中成长，对艺术也有着浓厚的兴趣。我的哥哥那时就建议说，如果你既喜欢理科又喜欢艺术，可以考虑建筑学专业，建筑正好是文理科的结合。这一建议让我茅塞顿开，如哥哥所说，建筑这个专业很适合我，这让我的很多想象得以打开。
了解建筑是什么的过程让我觉得很有趣，那个年代很封闭，国内唯一一本建筑杂志是清华出版的《世界建筑》，这成为我了解建筑的唯一渠道。我从杂志上开始认识了很多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设计理念和作品，这个全新的领域让我热情高涨、亢奋不已，从那时起，我便坚定了学建筑的选择，这种坚定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
在伯克利读研时的刘珩
那年华中理工大学是第一间来我所在中学招免试生的大学，因为有我心仪的建筑学，我没有犹豫地就选择了它。那个时代，我们的建筑学教育基本沿袭了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Beaux-arts）的体系，中规中矩，但基本画功和技术知识还算扎实。 国内本科读书的那几年，有几位外籍老师对我专业成长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让我的认知开始发生些变化。
一位美国普林斯顿毕业的女老师Sylvia Wallis，她把当时我还不熟悉的意大利建筑师Aldo Rossi的理论和作品带入了我们的本科教育里，我和Sylvia也因为对现代舞的共同爱好成为好朋友。在她的影响下，我了解了很多国外建筑理论的思潮，产生了去美国学习深造的念头；另一位对我的空间观念和创作有着根本性改变的是来自慕尼黑工业大学的教授Thomas Schmid（他老人家已于2020年初以95岁高龄辞世），他的空间教学体系源于ETH的传统，完整体现了结构与空间的一体化，他有这系统性的教学和设计体系，通过具体的设计课选题展现给了我们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创作手法，于我而言，这位教授带来的是建筑设计全新的方法论，让我对新知充满渴望，同时也更坚定了出国留学的念头。
现在回过头来看，本科教育作为严谨的常规建筑教育，由于欧美老师的介入，对我们整个建筑学习起了非常重要的启蒙和提升作用，我对于空间的理解，开始从传统的Beaux-arts体系跳出来。
刘珩在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
2013年我在ETH讲座，德国教授Thomas Schmid专程从慕尼黑过来，把我当年做他学生时的课程草图也带过来送给我。今年2020年一月，老人家以95岁高龄仙逝于慕尼黑。
颠覆中实现自我转变
我在学业上的道路一直走得比较顺，本科毕业之后，又免试被自己一直很向往的同济大学录取为研究生，师从项秉任教授；但很快就出国了。之后很幸运地来到仰慕已久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继续我的硕士学习， 在这里我还很幸运地与张永和老师和鲁力佳老师相识，与张老师的轨迹十年后再次重合在哈佛设计学院的博士学习里，他成为了我的博导之一 。
硕士的学习生涯是我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拐点。本科阶段学习和接收算是开放的萌芽，而在湾区五、六年的学习与实践，才让我对建筑学的认识真正系统性地建立起来。
研究生时与我的导师 Mark Mack合影
2019年十月与我的导师 Mark Mack在他洛杉矶家的合影
学习过程中，我能体会到国内与西方教育体系的明显区别。国内的教育着力点在于表现技能，不太关注建筑内在的本质，比如空间，结构、材料与空间的关系等等，而西方教育恰恰讲究的是围绕空间的思辨和创作。
华人圈的同学在设计过程中，更多会把设计当做任务，注重捷径和技能，能很快按照套路和规定时间，完整地把效果呈现出来。而美国同学单凭草图就可以独树一帜，给空间留有许多的想象余地。在草图里，有设计者的构思，溯源到想法的产生、思辨到选择性的呈现，这是对过程的思考及对空间质量的执着。
这些认知在最初给我带来过不小的打击，我意识到自己原来那套方法论完全无效，而别人所用的另一套设计体系和方法论，才是我应该放开去学习的。这一认知给我带来的是后知后觉的思辨，原有观念被颠覆，新的体系是未知，何去何从，需要重新出发。
刘珩在伯克利期间参加材料装置竞赛的获奖作品
第一学期后，我曾与同在伯克利的张永和老师交流过这个问题，他建议我放弃过去的观念和惯性，去无条件地经历未知。纠结与痛苦在所难免，但跨过去了，就是一个新的台阶这也是一次自我突破的过程。，打破这么多年以来建立起来的套路系统，这个过程比较残忍，内心难免充满恐慌。
那一段时间，与西方同学的接触、张永和老师的话语促成我的深入思考。就设计本身来说，虽然创作因为不断地颠覆而注定是痛苦的，但正是颠覆的过程中也得以不断挖掘出新的东西，与此同时，我认识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设计不能太过于用力，应该是保持一个放松的状态。
刘珩与巴黎，1993年（左），2003年（右）
刘珩1993年在牛津大学夏天学校
1994年获贝聿铭旅行奖学金，出行北欧
寻找理想状态中的愉悦感
沉浸于这些思考，在伯克利的第一学期后，我就决定休学半年，去寻找自己的理想状态。我去了欧洲游学，跟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一起学习和生活。在看了很多建筑之后，似乎唤醒了大脑中的一些灵感，让我突然悟出了一种感觉，也理解了空间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物质关系，还有精神范畴的境界，那个夏天对我来说像是进入了十分亢奋的青春期。
这个期间，我在罗马、佛罗伦萨等地看了不少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和园林，还在瑞士和法国瞻仰了柯布西耶的很多作品，比如拉图雷特修道院、朗香教堂，他母亲的住宅等。两种完全不同时代的代表作，都是人类文明阶段性的里程碑，也极大地开拓了我的眼界，这些作品展现了不同时代、不同时间与空间，自然与城市以及围绕人的生活场景。没有高低，只有此时此刻对你的心灵撞击。
欧洲游学 - 柯布行的刘珩速写草图 1993
还记得第一次去罗马万神庙，一下子击中我的不是厚实的建筑表皮、繁琐的设计细节，而是简单的光影带出的空间感。人生第一次，这样的实景，，让我意识到，只有光或只有空间，都无法独立存在，只有彼此而且是through a careful arrangement, 才能完美地成全彼此, 如此简单，但又如此之震撼。这跟我在书本里看到的房子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落在图画里面的线条，在现实中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和认知。
读一本书，是通过文字去连接你的想象，从而影响到精神。建筑也像是一本书，读它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心灵的提升和想象的连接。
这些建筑让我体验到场所中的建筑带给人的切身真实感受，以及对人的精神产生的是何等的影响力。 这种建筑的影响力超越一般的功能性、技术性，使人形成精神上的愉悦，也让我越来越认识到做建筑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让我不惜经历设计及落地过程中的痛苦和纠结，一而再、再而三地找寻那种愉悦感。 在游学过程中看到的经典建筑对我的影响可以说已经转化成一种精神、一种感染力，而不是纯粹物质上的客观存在，使我更加坚定不管多艰难，都会在这专业上走下去，这也是我坚定作为一个创作型建筑师的重要起点。
经历半年游学，从欧洲再回到伯克利进入了读研的大半段，我发现自己做设计有了些感觉设计的路也渐渐顺了，开始具备了放松的状态，毕业的时候还拿到了优秀设计奖，这也算是伯克利很久以来第一次有大陆的研究生在这里获奖，当时心里还是蛮骄傲的。
自那时起，新的观念和设计手法，在我的设计过程中成为了一种自觉行为。纵观这么多年的建筑生涯，这是一次观念最大的转变，这一体系的建立也为后面的实践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刘珩于伯克利的毕业照
1993年，刘珩在伯克利的硕士设计课作业：埃及开罗国家图书馆国际竞赛方案，获Honorable Mention奖
过去我们靠效果图去推敲建筑最后的完成效果，但往往只是讨好，也容易误导结果，，实际上，只有在做模型的时候、用手去推敲相关比例的时候，才是一个特别可靠的工作方法，结果也更真实。
因为建筑最后是落到真实环境的，会跟周边的城市和人发生直接的关系，如果不在一个可控的过程里理性和量化的操作，最后可能只是效果图很漂亮，但现场却不如人意有如“见光死”。做模型的习惯，现在我们工作室一直延续了下来。
读研期间我还在维也纳实习了半年。那段经历也很有趣，我一边工作一边体验着维也纳的艺术氛围，建筑师的工作真的很”苦”，无止境的加班，时时还体会到老板的压力和暴躁，当时我就告诉自己，千万不能成为这样的老板，但实际上，在我建立了自己的事务所后，好像也成这样了（苦笑）。
建筑师创作出一个自己满意的方案，真的是煎熬。创作时候想要一个特别放松、特别享受的过程，但现实生活中，面临着很多压力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那么愉悦。是否可以在这种压力中运作，找到自己心中放松的状态，真的很难。创作的过程和效益的转化是偏残酷的，在实践中，我深切体会到在压力的前提下无法轻松释放的困难。
1993年在维也纳Hans Hollein 建筑事务所实习
乌托邦与现实之间产生碰撞
我自己开始创作的起点大概回溯到1996年，香港霍英东基金会要在广州南沙半岛上建一座新城，他们很希望我能从美国回来参与这个新城建设， 当时我还在旧金山的一个事务所做些小项目。刚回来就很幸运地得到了一个1万平米的科学馆项目。本来只是一年的打算，可是一做就做了很多年，后来设计任务越来越多，就选择留下了。
现在偶尔也会反思当时的选择，当你有ABCD多项选择的时候，一旦选择了A就不可能回到B，在人生中，没有回车键。 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只是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做建筑设计的好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建筑理想，便回来试试。
我的第一个独立项目，拥有很大自由度去做设计，自由创作的愉悦是不言而喻的。正如我经常对年轻人说，建筑师的第一份工作、第一个建筑项目对一名刚出道的人而言是很重要的。如果在你的第一份工、第一件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能够找到那种愉悦感，即使再艰苦，只要落地的时候跟最初的想象吻合，获得的成就感和作为建筑师的那份骄傲，将会伴随你的终生，你就会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从而也坚定了你的设计信念。
1999-2001年，南沙科学展览中心（硕士毕业后的第一件独立落地项目）
在当时很“偏远”很“乡下”的南沙一待就是八年，从1995年一直到2003年去哈佛读博士，那是一个艰苦而幸福的“八年抗战”。付出了很多，除了专心做设计，也体验了很多超出作为一个建筑师本身创作范畴的工作。虽然繁杂，但也学到不少东西。
那些既是甲方又是乙方的日子，还是很爽的，但建了这么多房子之后，反而有了一种不安全感。 南沙处于初建时期，我们建设的项目相当于在田野上而不是在城市中创作，建筑师要建的房子跟周边人的生活没有太多关系，似乎整个建造就是一个自娱自乐的过程，这个事实正是我内心不安全感的来源。我甚至产生了困惑，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在middle nowhere种这么多房子？是为了满足作为建筑师空间创作的欲望、还是我创作出来的房子确实能给人的生活带来一些美好？
1999-2001年，南沙德品书城
具有城市功能的建筑没有在城市、只是在田野中，它会错失了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就是城市设计规划更大的尺度上，把人、建筑与城市形成一个关系网，建筑才是有效的，才会对人的生活起到作用。
从那一刻起，我感觉这种乌托邦实际上是一种美好的幻想，跟现实差得很远。 在这种乌托邦的美好幻想和现实差距的矛盾中，我决定通过学习找寻方向，我回到美国继续攻读城市设计方向的博士，可以说，硕士阶段初步建立起我建筑设计方法论，而博士阶段解决了我另一个困惑，即开始介入关于建筑与人、城市之间关系的研究与思考。
2002-2004年，南沙珠江三角洲世界贸易中心大厦
2008年拿到了博士学位回国以后，我做了两件“现实”的事。一是带着设计团队离开了“偏远”的南沙，来到了快速城市化的中心城市深圳，进入一个真实的城市里面去做创作；二是选择在香港中文大学兼职教学，把我作为建筑师的思考和研究，与学生们分享，交流互动，相互促进。
2004-2008年，继续在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深造，获设计博士学位。
得益于霍英东先生及基金会的支持，在2004年就在香港成立了南沙原创建筑设计工作室，这，但直到2009年搬到深圳的时候才称得上是完全独立。那之后所有的项目都要自己找，真正独立才是“苦日子”的开始，但创业的那份心灵自由也是无法替代的。
2002-2004年，南沙原创南沙办公室
2009年，南沙原创建筑设计工作室迁至深圳
硕士博士阶段所有的收获落到实践中都会印有痕迹，博士毕业5年后暨2013年才有了我离开南沙后的第一件落地建筑，虽然不大，但对城市设计和公共性的思考开始在具体的建筑空间里展现，不同于在南沙的"
为我独尊"的建筑，变得更加开放和轻松。建筑不是孤独的，每一个建筑都有一些跟外界与公共互动的部分，作为设计者不能只考虑“自娱自乐”，要同时考虑跟城市的关系。
2013 UABB 浮法玻璃厂主入口
2013 UABB 浮法玻璃厂砂库
坚守这弥足珍贵的5%
从独立做第一个建筑到1999年落地的科学馆开始，我从事建筑创作已有整整20年。我时常在想，现在的创作环境越来越复杂，产业的发展也愈加有局限性，越来越难创作出一些完成度高的建筑作品。因为建筑毕竟不像艺术能够孤立完成的，要建设落地，依赖于大量的财力、社会资源和生产链条等等，实际上独立创作往往只占据所有项目空间的5%，其余的95%都在处理看似与建筑有关但实际上没有真正关系的东西，这些东西会消耗建筑师很多的精力和想象。
一个建筑师，如果能够在这样一个艰难的过程中，坚定5%的力量，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
2008年，诗与画
有时候我也会困惑，这5%到底值不值得去坚持。经验能带来很大的效益，但创作性的东西却不是靠效益就能够成就的，正因如此，那5%的坚守显得尤其珍贵，我们在保护它，尝试让这5%更长远一些。
后记:
2019年秋季，应硕士母校-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邀请，担任弗瑞德曼教席实践教授 (Friedman Visiting Professor of Practice 2019)
刘珩2019年在伯克利 Wurster Hall
刘珩2019年秋季在伯克利的研究生设计课final review之后与学生合影
本文图片由南沙原创建筑设计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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