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力，凡是经由罗贯中施以浓墨重彩的战争桥段，往往深入人心，为大家所津津乐道。比如小说中用了七回之多来表现的赤壁之战，就算不怎么熟悉三国历史的朋友，说起“草船借箭”，“借东风”和“火烧连环船”这些桥段，也能侃侃而谈。

然而在这段历史上，还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战争，因为罗贯中只用了一回多一点的篇幅来介绍，熟悉和了解朋友就没有那么多了。这就是可以追溯到司马昭时期，就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而最终在司马炎完成魏晋嬗代后，又经过了长达十五年的踌躇迟疑，才最终定策，并借由此一举结束汉末以来长达百年的分裂局面，完成全国统一的西晋灭吴之战。

灭吴之战往往被认为来姗姗来迟

应该说，西晋灭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北战争”，西晋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荡平东吴，由此成为后来多次统一战争的蓝本，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非凡的意义。笔者觉得，从战争在历史上的影响力来说，西晋灭吴之战无疑是一个惊叹号。然而，作为拥有强大实力的一方，从司马昭开始策划算起，再到司马炎最终付诸行动，整个决策时间长达十七年之久。灭吴之战为什么姗姗来迟？这无疑又留给我们这些后来读史者许许多多的问号。

今天，笔者就来和大家一起来重温这段风云诡谲的历史，并不揣孤陋，谈一谈自己对于这个“问号”的理解，以求教于大家。

一、司马昭真正的野心

《晋书·文帝纪》：

“（四年夏）略计取吴……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在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

按照《晋书》里的这个说法，早在曹魏景元四年（263年）的夏天，司马昭还在计划伐蜀的时候，就已经制定了在灭亡蜀汉三年之后，要着手开始伐吴，进而一统天下的目标。

《晋书·羊祜传》：

“蜀平之时，天下皆谓吴并当亡。”

这是司马昭灭蜀十三年后，羊祜在著名的《请伐吴疏》里的论断。虽然羊祜在这里，更多地是想表达一种伐吴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但是，笔者认为他对当年的天下大势的回顾，也不可能是一种无根据的虚妄表达，而是一种基于对当时南北形势客观总结才得出的结论。此外，司马昭本人在灭蜀后不久，其实也有过一篇《与孙皓书》，透露出即将伐吴雄心壮志。虽然里面的“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顺轨”这些话，更像是对孙皓和江东政权的政治和军事双重恫吓。但是，其中提到的“舟师泛江,，顺流而下，陆军南辕，取经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汉之粟，然后以中军整旅，三方云会。”确实又是已经说得上比较具体，甚至有鼻子有眼的进军方略，看起来并非是单纯的虚张声势

羊祜后来也成为灭吴的第一功臣

应该说，不管是从当时的南北大势来看，还是司马昭方面已经具备的军事实力来衡量，司马昭借灭蜀之余威一举荡平东吴，并非是什么天方夜谭。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司马昭在成功灭掉蜀汉之后，却并没有按照既定计划利用“巴蜀顺流”的优势，“水陆并进”进而灭吴一统天下呢？笔者觉得，这就恐怕要从司马昭伐吴伐蜀的真正动机来加以考量了。

《晋书·文帝纪》：

“自定寿春已来，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略计取吴，作战船，通水道，当用千余万功，此十万人百数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湿，必生疾疫。”

这段材料里所说的“寿春以来”，指的是淮南三叛中最为声势滔天的诸葛诞之叛。司马氏自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以后，经过父子两代人的前赴后继，已经牢牢掌控了曹魏政权，淮南连续的三次军事叛乱也无法动摇其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氏的魏晋禅代之路，看起来只差最后一步了。然而，在曹魏甘露五年（260年）的甘露事变中，因为司马昭的心腹贾充指使成济弑杀魏帝曹髦而举国哗然。这就使得司马昭背负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导致司马昭的篡位进程因此被大大迟滞了。在此次事件之后长达九年的时间里，司马昭的政治地位，可以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提高。

司马昭急需一件大功，来摆脱这种影响。

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进行佐证的是，《晋书》在记载司马昭的这段伐蜀定策时，前面还有这样一段叙事，“二年秋八月甲寅，天子使太尉高柔授帝相国印绶，司空郑冲致晋公茅土九锡，固辞。”

在这里，《晋书》把司马昭不敢接受九锡的事情和伐蜀定策前后分述，虽然并没有明说两者之间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是其中的关系却又昭然若揭，稍具史料敏感性的读者都会看出一些端倪，自然而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司马昭想要在嬗代之路上更进一步，就必须成就一件不世之功，来消除“弑君事件”所带来的恶劣影响。而在司马昭的原本的安排中，本来是要先“略计取吴”的，只是因为一些“技术性”的原因，比如《晋书》中提到的地理因素，气候因素等，才改为先灭蜀汉。

我们讨论到这里，其实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司马昭真正的野心了。可以说，司马昭发动对外军事行动背后真正的动机，其实并不是因为他真的志在廓清宇内，实现四海归一，而更多地是为了提高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以便于在魏晋禅代之路上迈出实质性的一步而已。

在一片反对声中，只有钟会摸到了司马昭真正的野心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司马昭“以拟二虏”的说法，与其说是他的目标，更不如说是他的手段。事实上，司马昭在考虑到了东吴具有比蜀汉更强一些的军事实力，又有长江天险的地理优势，所以才选择了更为弱小一些的蜀汉作为自己“刷成就”的经验包。对于司马昭来说，比较幸运的是，他自己也没想象到蜀汉实力实际上远比自己估计的还要弱的多，并且内部矛盾还如此之大。另外，又加上邓艾偷渡阴平，迫降成都也实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奇迹。本来只是想通过伐蜀获得一些功业来提升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的司马昭，却颇有些意外地一举灭蜀，成就了不世之功。

司马昭灭蜀，其实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晋书·武帝纪》：

“（咸熙元年）三月己卯，进帝爵为王，增封并前二十郡。夏五月癸未，天子追加舞阳宣文侯为晋宣王，舞阳忠武侯为晋景王……二年五月，天子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进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皆如帝者之仪……晋国置御史大夫、侍中、常侍、尚书、中领军、卫将军官。”

经由此役，司马昭不仅全部接受之前不敢受封的相国，晋公和加九锡等一系列名位，还在咸熙元年（264年）更进一步上位晋王，并在同年五月将父兄司马懿和司马师追封为晋宣王和晋景王。本来司马昭的伐吴是欲建不世之功给自己在政治上进位提供支持，而此时灭蜀的功业已经足以让他达到预期的政治地位。我们从上面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咸熙二年的司马昭已经“建天子旌旗”，晋国设置公卿百官，从礼仪到机构设置，“造晋”的工作已经实质性完成，新王朝已然呼之欲出。所以，本来就不是以澄清宇内为目标的司马昭，

在伐吴这个问题上，司马昭之心，未必路人皆知。在司马昭的时代，已经取得上游之势的司马昭却“雷声大雨点小”，甚至完全不见“雨”，屡有伐吴之议，却无伐吴之实，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令人疑惑的现象。但是，当我们了解到司马昭真正的野心之后，这样的疑问就会烟消云散了。

当时间推进到司马炎的时代，魏晋鼎革已然完成，而晋武帝司马炎是想要成就一番媲美父祖的功业的，有志于澄清宇内。但是，在伐吴这个问题上，司马炎看起来同样踌躇迟疑，伐吴战争在西晋建立十五年之后才付诸行动。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二、受成之主司马炎的软肋

司马昭因为灭蜀之功勋，顺利地跨出了魏晋禅代之路上的关键性一步。而魏晋禅代的最终实现，则是由其子司马炎来完成的。虽然顶着“开国之君”的光环，但司马炎却无法在伐吴问题上随心所欲，西晋初年的他存在着

名为开创，实为受成的晋武帝司马炎

（一）西晋朝堂上的对立

日本学者，汉学家福原启郎在《晋武帝司马炎》一书中曾经谈到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虽然司马炎可能在政治才能，甚至个人气量方面都高于魏文帝曹丕，但是年轻的司马炎同样没有经历足够的政治历练，他们具有“受成之主”的共同特质。受到福原启郎的这个观点的启发，笔者认为晋初的司马炎虽然有志于通过伐吴来一统天下，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威望不足而受制于功臣集团，其实是他在内政方面存在的一大软肋。

笔者觉得需要先加以解释的是，所谓司马炎“受成之主”包含了这样两方面的实际内容。第一，无论在政绩还是军功方面，即位之初的司马炎本身并没有拿得出手的成绩，他甚至没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权力班子，他的上位完全是得益于功臣和宗室的支持；第二，司马昭生前所说的，“此景王之天下”无疑给司马炎的施政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阴影——齐王司马攸的继位合法性极高。再加上齐王司马攸宗室贤王的美誉和朝中不可小觑的支持力量，使得司马攸获得帝位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强，所以

《晋书·贾充传》：

“充本无南伐之谋，固谏不见用。”

《晋书·杜预传》：

“时帝密有灭吴之计，而朝议多违，唯预、羊祜、张华与帝意合。”

通过上面两段材料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司马炎本人很想伐吴，朝中也有部分大臣支持他的伐吴意愿。但是，这些能实际左右晋初政局的功臣人物之间，对于是否伐吴又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西晋开国元勋贾充是伐吴的反对者

台湾学者徐高阮在《山涛论》中，把党争作为司马炎伐吴决策缓缓来迟的内政背景来解读。他认为晋初伐吴决策的争执，实际上是西晋党争在对外政策上的延续。贾充等人反对伐吴，还有着为了阻止羊祜因为卓著的战功而获得在中枢压倒自己优势的企图；复旦大学仇鹿鸣老师对此观点似乎不太同意，他站在重新认识贾充这一复杂历史人物的立场，将贾充的反对伐吴，视为他只是想要维护晋初政局平衡。特别是当时齐王司马攸因为尚在服丧，无法参加伐吴战争。贾充为了避免司马炎因为伐吴胜利得以加强皇权从而突破“受成之主”的桎梏，而不是因为和“伐吴派”羊祜的党争的结果。

其实在笔者看来，上述两种看法都有逻辑的合理性，而且也可以理解为，其实也正是因为司马炎在西晋初年“受成之主”的软肋，才给晋初所谓的党争对于伐吴决策的影响留下了激辩的空间。

如果我们再从更加宏观一点的角度来看，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西晋王朝本身是直接代魏而来，并不是一个充满朝气的新兴政权，很多贵族元勋甘于守成，对伐吴并不感兴趣。贾充其人在伐吴一事上的态度和表现，也正好契合了钱穆先生的论断。作为创建西晋的开国元勋，贾充又无疑是功臣集团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甚至司马炎本人能获得世子之位，也有赖于贾充的大力支持。所以贾充在西晋初年的政治态度，对于西晋的伐吴决策的敲定，很显然具有举足轻重影响。贾充的态度，显然成为了司马炎在伐吴定策上，暂时无法解决的软肋。

西晋王朝进取心不强，是很多史家的看法

所以无论是从党争的角度来考察，还是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理解，都无法绕开司马炎“受成之主”这个软肋。因此，笔者觉得，不管党争是不是影响晋初伐吴决策的主要内政因素，贾充和羊祜在伐吴问题上的矛盾立场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实际存在的。而这种矛盾又确实恰恰击中“受成之主”司马炎的软肋，他既无法忽视拥有强大政治势力的，以贾充为首的功臣的意见，又不想“天予不取”放弃伐吴，而“恨于后时”。因此，才会出现关于伐吴的决策不断地被提议，又不断地被否定，然后又再一次地被提议和再一次的被否定，周而复始地出现在晋初的朝堂之上，长久地悬而未决的情况。

所以，在解决“受成之主”地位这个软肋之前，司马炎其实是不能按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来决定晋初国家大政的走向的。张金龙老师在谈到西晋初建的时候，如果司马炎贸然发动伐吴战争，实在是“在政治上是毫无保障的”，笔者觉得也正是指向了司马炎“受成之主”的这个软肋。

更何况，在伐吴这个问题上，除了朝堂之上无休止的争论外，西晋国家还有存在着其他不能马上进行伐吴战争的掣肘，这是司马炎在朝堂之外的另外一个软肋。

（二）伐吴的掣肘——西晋国家的痛点

除了我们以上谈到的西晋之初的党争，大大延迟了伐吴决策的敲定以外，还有几个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了西晋的伐吴进程。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西晋之初，司马炎还无法把伐吴战争作为第一要务，同样值得我们注意。

《晋书·羊祜传》：

“帝将有灭吴之志，以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假节，散骑常侍、卫将军如故。祜率营兵出镇南夏……分以垦田八百余顷，大获其利……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积。”

司马炎虽然有灭吴的雄心，但是在西晋之初，羊祜上任荆州伊始，却“军无百日之粮”，这种情况显然无法保障伐吴这样规模的战争的开展。所以羊祜也不得不在荆州前线开展生产，花了多年的时间准备，才达到“有十年之积”完全的成熟条件。

《晋书·傅玄传》：

“五年，迁太仆。时比年不登，羌胡扰边，诏公卿会议。”

《傅玄传》里所说的“五年”即是泰始五年（269年），在这段时间，秦州因为水旱灾害严重，粮食产量大受影响，出现了“比年不登”的情况，进而导致羌胡扰乱。最终在泰始六年（270年），爆发了以鲜卑秃发树机能为首的大规模军事叛乱。

《晋书·贾充传》：

“秦凉二境，比年屡败，胡虏纵暴，百姓荼毒。遂使异类扇动，害及中州。虽复吴蜀之寇，未尝至此……每虑斯难，忘寝与食。”

秃发树机能叛乱的初期，西晋的局面可以说相当被动。秦州刺史胡烈在万斛堆（地名，属今甘肃），被叛军击杀；随后，由西晋中央派遣的讨伐军又接连受挫，凉州刺史牵弘、杨欣都先后兵败被杀。到了咸宁五年（279年）的时候，形势竟然发展到叛军攻占了凉州州治所在地武威。西北战局的槽糕情况，使得西晋朝堂大为震撼，正如上面的记载所提到的那样，司马炎认为秃发树机能叛乱的为害程度甚至已经超过了蜀汉和东吴，连他本人都因此“忘寝与食”。

秦州刺史胡烈本人也死于这次叛乱

《晋书·马隆传》：

“欣为虏所没，河西断绝，帝每有西顾之忧，临朝而叹曰：‘谁能为我讨此虏通凉州者乎？’朝臣莫对。”

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那样，因为叛军攻占了武威，而武威处于扼控河西走廊的东端的位置。这样一来，就出现了《马隆传》里所说的“河西断绝”的情况。面对这样的情况，群臣束手无策，司马炎的“西顾之忧”也正是由此而来，而彼时的当务之急自然是“讨虏”和“打通凉州”，伐吴的事自然也只能暂且放到一边了。

虽然这次叛乱最终被司马炎力排众议提拔的马隆镇压下去，但是这次秃发树机能领导的叛乱，声势浩大而且持续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我们不难想象，旷日持久的平叛战争，必然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从上述史料中我们可以得知，马隆出征的时候，面对马隆在后勤补给方面的要求，“帝从之，又给其三年军资”，司马炎一次性就给了他三年的军需物资。

除此之外，在这期间还有来自于东北和北疆匈奴刘猛等人的叛乱。这些和西北秃发树机能的叛乱一起，对初生的西晋王朝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扰，也使得司马炎其无法抽身专心筹划灭吴战争。

外部的叛乱平定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司马炎就有充分的条件把伐吴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发动灭吴战争了呢？

司马炎必须慎重对待贾充的意见

打破这个软肋，真正完成伐吴定策，司马炎还需要一个契机，而这个契机，出现在西晋咸宁二年。

三、内政驱动下的伐吴定策——姗姗来迟的灭吴之战

《晋书·贾充传》：

“会帝寝疾，充及齐王攸、荀勖参医药。及疾愈，赐绢各五百匹。初，帝疾笃，朝廷属意于攸。河南尹夏侯和谓充曰：‘卿二女婿，亲疏等耳，立人当立德。’充不答。”

咸宁二年（276年）司马炎本人生了一场大病，差一点在壮年就撒手人寰。比起疾病在身体上带来的痛苦，更让司马炎感到要命的是，在他病危期间，贾充竟然首鼠两端，表现出有拥立齐王司马攸的意图。如果说泰始年间的司马炎对贾充还保持优容谦让进行拉拢，在和司马攸的相处也至少能在表面上保持和谐的话，这一次的危机就使司马炎无法在西晋政治中继续扮演一个宽仁的平衡者角色了。他必须有所行动，而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一件不世之功来打破自己“受成之主”的不利地位，彻底解决自己的软肋加强自己的皇权——就像他的父亲司马昭在当年甘露事件之后那样。

司马攸在帝位继承权上，也拥有很高的合法性。

司马昭当年选择了伐蜀，而司马炎这次选择了伐吴。这其实是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在晋初饱受贾充等人干扰的伐吴定策，最后却变成了回击贾充最有力的武器。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没有咸宁二年司马炎那场大病，没有内政方面深刻危机的刺激，也许司马炎还会选择继续扮演一个政治平衡者的角色，耐心地等待这些功臣元老的故去。而灭吴战争的定策和付诸实施，也许会因此等上更长的时间。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西晋的灭吴战争，完全是由于司马炎在内政危机中无法再容忍自己的软肋继续存在，决心要通过灭吴这件事功来提升自己的皇权，进而“最终解决”贾充和司马攸问题，是一场在内政驱动下的对外军事行动。

司马炎决心要通过灭吴这件事功来提升自己的皇权

了解到这一点，我们也许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作为在军事，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都具有优势一方的西晋，在立国长达十五年之后，灭吴之战才得以付诸行动。

结论

本应该在司马昭灭蜀之后，就随即展开的伐吴军事行动，却又在司马炎业已完成魏晋禅代之后的十五年之后才付诸行动。如果单纯从双方的国力对比来看，这确实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但是，当我们了解到司马昭伐蜀背后真正的野心，只是为了在代魏的道路上更进一步，而“受成之主”司马炎在晋初又有着暂时还无法克服的内外软肋之后，就不难理解西晋灭吴之战姗姗来迟的真正原因了。咸宁二年司马炎的危机之后，西晋伐吴进程的骤然加速，实际上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证了灭吴之战这场“南北战争”之所以姗姗来迟，并不是单纯军事层面的问题

伐吴定策，并不是简单的军事层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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