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戰爭》
[加] 塞繆爾·霍利著
方宇譯
後浪丨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2019年7月出版
504頁，9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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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孫衛國
1592年5月23日，豐臣秀吉派遣十五萬大軍，分為九個軍團，渡過對馬海峽，發動侵朝戰爭。明朝很快應朝鮮王朝請求，派大軍赴援。戰爭持續七年，直到1598年12月，日軍最後一批撤回，方告結束。這是近世東亞所發生的一場世界性大戰，隨後參戰三國的政治格局都發生了鉅變，對近世東亞的歷史走向有著深刻影響，餘波一直延續到今天。這場戰爭不僅引起中日韓三國學者極大關注，對西方學者也有一定吸引力，出版了幾部英文著作，加拿大籍學者塞繆爾·霍利（Samuel Hawley）的《壬辰戰爭》（The Imjin War）即其中比較重要的一部，且被譯成了中文，理應給予適當的學術評價。
塞繆爾·霍利
與其屢遭退稿的暢銷書
塞繆爾·霍利出生於韓國首爾，在加拿大讀完大學和研究生，之後又回到韓國，曾任延世大學助理教授。他發現，壬辰戰爭對英語世界的讀者來說，“幾乎不為人知”（新版“序言”頁1），於是，花了四年時間，在2003年完成書稿。他“將本書描述為面向大眾的通俗歷史讀物”（同上），故聯繫“文學經紀人和出版機構”，卻得到四十七封拒絕信。最終於2005年10月，由英國皇家亞洲協會韓國分會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研究所聯合出版。初版兩千冊，很快售罄，2008年再版，2014年推出修訂版。作為一部敘述遠離西方的古代東亞戰爭的英文通俗讀物，這樣的銷售業績相當可觀。中譯本“出版後記”稱讚本書“是一部史詩，一部關於朝鮮這個‘美麗而悲傷的國度’的史詩”（頁493），評價之高，無與倫比。
全書以日本侵略朝鮮的戰爭經過為主線，以電影蒙太奇的方式，穿插介紹發生在中、日、朝三國間的國家大事。既有朝鮮戰場上拼殺的戰爭場景，也有發生在三國後方的戰爭準備、黨爭事件、三國間的外交往來，還有琉球、菲律賓與日本之間的糾葛，以立體的方式，完整地將這場東亞世界大戰的多重層面敘述出來，文筆生動，引人入勝，是一部關於壬辰戰爭以及近世東亞史重要的通俗歷史讀物。
特點：
一部以文學手法寫作的歷史著作
塞繆爾·霍利在韓國完成本書，他自言以《壬辰戰爭》為書名，乃是“鑑於本書主要依據的是朝鮮資料和朝鮮人的視角”（《前言》，頁2），但他西方人的身份，使得本書跟一般韓國人的著作又有所不同。中日韓三國學者在研究這場戰爭時，都難免受到各自民族國家認同的限制，對戰爭的敘述總會有一些侷限，塞繆爾作為一位“局外人”，這樣的限制會少很多，這也就決定了本書的特點。
第一，本書中文譯名《壬辰戰爭》只是英文書名的正標題，沒有翻譯的副標題“Japan’s Sixteenth-Century Invasion of Korea and Attempt to Conquer China”（“十六世紀日本對朝鮮的侵略及其征服中國的企圖”），呈現了本書的主要特色：以日本侵略朝鮮的戰爭歷程為主要線索加以敘述。儘管作者自陳試圖以朝鮮人的視角來寫，其實並非完全如此。戰爭是日本豐臣秀吉發動的，以豐臣秀吉為中心，日本侵略軍的行動作為本書主要敘述脈絡，朝鮮與明軍的行動都是被動應對，敘述時也是作為次要和輔助性的。
豐臣秀吉
豐臣秀吉是整本書的焦點人物，他的一舉一動、子嗣情況、心路歷程、個人喜好、行為習慣等都成為全書關注的重心，構成全書敘述的一條重要線索。作者看來這些都與戰爭走向密切相關。即如1589年6月，他的長子鶴松出生，取名“舍”。1591年9月，舍病死。四個月後，他收二十三歲的外甥秀次為養子和繼承人，傳關白之位於他，自己做了太閣。因為沒有嫡系子嗣，豐臣秀吉覺得很有必要完成征服明朝的任務，因而他決定發動侵朝戰爭。1592年8月30日，母親大政所病逝，他非常傷心，侵略中國的野心也大打折扣。1593年8月29日，秀吉侍妾澱殿在大阪再誕下一子，取名為“拾”，即後來的秀賴。秀吉對兒子的關心勝過朝鮮戰事，他遂離開朝鮮戰爭指揮部所在地名護屋，直到去世，再也沒回去。在作者看來，是否有嫡系的繼承人，左右著豐臣秀吉的侵朝決心。同時，對秀吉的個人愛好，如講究茶道、痴迷能劇，在敘述大戰之餘，總不吝筆墨，呈現他的生活方式。
更為重要的是，本書一直堅信1592年5月，豐臣秀吉派日本九個軍團侵朝的最終目的是打通朝鮮半島的道路，攻入明朝，最終佔領北京。當小西行長與加藤清正等率部進入漢城時，豐臣秀吉接到戰報，躊躇滿志，以為攻佔北京指日可待，因而給養子秀次寫信，分二十五條勾勒他建立海外帝國的計劃，此即所謂“二十五條覺書”。他認定朝鮮之役勝利在望，“朝鮮將是繼本州、四國和九州之後，日本的第四個‘島嶼’”（頁131），進而在信中安排據守京都、漢城、北京的人選，顯得自信滿滿，十分囂張。當封貢和談失敗之後，1597年第二次發動侵朝戰爭時，“前一次的目的是先征服中國，再征服全亞洲，而第二次入侵只是為了奪取土地”（頁321）。與此同時，書中對日軍九個軍團和指揮官的情況，尤其是第一軍團小西行長與第二軍團加藤清正，給予了非常細緻的敘述。
有關封貢和談，在作者看來，幾乎可以說是小西行長與沈惟敬、謝用梓、徐一貫等所設的一個極具欺騙性的騙局。因為小西行長、內藤如安篡改了明朝的要求，按照他們認為豐臣秀吉的喜好加以陳述；而宋應昌與沈惟敬等又將日本的要求，循著明廷能夠接受的條款篡改。雙方都欺瞞了上司，以致最後當明朝冊封使來到大阪城行冊封禮，西笑承兌翻譯明神宗冊封詔書時，豐臣秀吉才最終明白所謂的“封貢”完全不是他所設想的樣子，當場發飆，和談失敗。對雙方為何要行如此欺瞞之事，作者給出了兩個原因：一方面是當時篡改文書是外交上相當普遍的慣例，篡改者並沒有覺得不應該做；另一方面豐臣秀吉自以為是，下屬很難有機會陳述實情，明朝與朝鮮使臣也沒有機會稟報實情，故而最終成為一場鬧劇。這樣的解說，邏輯上說得通，為釐清封貢和談的迷霧，提供了一種解說。
第二，作為一部戰爭史，篇章結構安排，本書具有很不一般的特色。整部書對重要戰役雖有關注，但並不將其作為敘述節點，反而用一些看似不經意的細節或者言辭，作為章節的標題。用敘事的方式，完整地呈現這場戰爭的發生、發展、變化以及最後的落幕，給讀者一個整體印象。這樣的寫法，相當成功。
從章節安排來看，誠如前面提到，全書六個部分。第一部分“東亞三國”介紹十六世紀東亞三國傳統的中華天下秩序，朝鮮與明朝宗藩關係的特徵，奠定全書的基礎。第六部分“餘波”，簡述戰爭的影響，梳理戰爭以來東亞三國國際關係的變化以及戰爭對當今三國關係的影響。中間四個部分是跟戰爭確切相關的。“戰爭前夜”重點敘述戰爭的歷史背景、日本軍隊的建制，並分析豐臣秀吉侵朝的原因，朝鮮軍隊情況和國內政事狀況。“壬辰倭亂”敘述1592年日軍侵朝經過、主要戰役、朝鮮之抵抗、李舜臣水軍的勝利、朝鮮義兵之蜂起。在作者看來，豐臣秀吉原本信心滿滿，要率大兵直入明朝，但因為李舜臣水軍大敗日水軍，阻遏了日軍海上供給線，使得豐臣秀吉失去了進攻的意願；義兵蜂起，拖累了日軍的進攻，日軍將領也失去再進攻中國的意願。“僵局”橫跨時間最長，從1593年春開始到1597年夏，包括明朝出兵經過，李如松取得的平壤大捷，遭遇的碧蹄館之敗；日軍撤出漢城，明朝派兩使臣前往名護屋，日本使臣前往北京；明朝冊封使的前來，豐臣秀吉之盼望與失望；朝鮮國內之黨爭等等諸多事情，重點關注明軍的救援和明與日本的和談。“丁酉再亂”主要敘述和談失敗之後，豐臣秀吉再度派兵侵朝的目的、與明朝聯軍的戰鬥以及日軍最後撤軍的情況。
與此相關的重要戰役，如日軍首次侵朝戰爭、李舜臣水軍抗擊戰、明軍平壤大捷、碧蹄館之役、晉州之役以及後期的幾次大戰，在全書目錄中並無體現，全都融於整個敘述之中，給人完全不同的印象。一定意義上，說明這些戰役雖然重要，但不足以左右整個戰爭的態勢，只是戰爭中的一環而已，顯示出作者高超的講故事的能力。
第三，本書有強烈的全球史視野，關注的不只是中日朝三國戰爭，還涉及西班牙、葡萄牙、菲律賓、暹羅、印度、琉球等國，實際上是當時豐臣秀吉所能瞭解的整個世界的戰爭。
全書敘述先從1543年汪直（書中譯為王直）給日本種子島主時堯介紹火繩槍入手，葡萄牙的火繩槍傳入了日本。十六世紀六十年代，火繩槍以每年數千支的速度傳播到日本各地，為豐臣秀吉侵朝戰爭提供了火器。當豐臣秀吉趁機攫取大權並統一日本全境之後，他將眼光投向了朝鮮和明朝。戰爭中，雙方火器的使用，顯示出這場戰爭完全不同的特點乃是由冷兵器時代進入熱兵器時代，展示了西方軍事技術因素的重要影響。天主教徒成為日軍主力，以小西行長為首的第一軍團和黑田長政的第三軍團，幾乎可以說是天主教徒為主的軍隊，成為日軍侵朝的主力部隊之一。書中穿插敘述菲律賓總督幾次與豐臣秀吉的交往，成為戰爭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即便在明朝軍隊中，也看到劉綎部隊中有暹羅兵、琉球兵，成為一支 “多國部隊”。戰後，被擄朝鮮人作為奴隸被賣到東南亞、中東甚至歐洲地區，成為影響深遠的事件。這也將這場戰爭的全球性意義揭示出來，更深刻地展示了它的影響力。
總之，本書融學術性與通俗性於一體。為了增強本書的可讀性，作者既關注宏大的戰爭場面，也對最重要的人物——例如豐臣秀吉——的個人生活、心境變化給予相當的關注，兩相結合，更增加了本書的趣味性和可讀性。作者自承本書是以文學手法來寫作的一本歷史著作，這樣的定位相當準確。
缺點：
重視日韓而忽略中國
本書優點突出，缺點亦明顯。應該說，作者對日本史和韓國史有比較精深的瞭解，但中國史則缺乏基本素養，最大的問題，就體現在對明朝將士的漠視。
第一，書中有關中國史的敘述錯謬甚多，對明朝與明軍的評價過於負面。全書對明朝將士的功績幾乎未作肯定性的敘述，總是誇大消極影響。
第一部分介紹明朝歷史背景，談到十六世紀的明朝，“它龐大、富裕、令人驚歎，是眾多偏遠國度名義上的宗主國。不過，它雖然看上去無所不能，實際上已經孱弱不堪，政治、經濟和軍事弊端導致國內危機四起，片刻不得安寧……從16世紀70年代到17世紀第一個十年，危機幾乎成了家常便飯”（頁30）。對明朝基本認識十分消極，評價相當負面，一開篇就定下否定論調。下文凡是提到明朝的事情，都以否定態度作出評說。
講到明朝火器時，作者說，“明朝雖然兵多將廣，卻缺乏先進的火器，只有舊式的佛郎機銃和做工不良、可能在槍手臉龐炸裂的鳥銃”（頁81）。這種說法體現出作者對明朝火器缺乏基本瞭解。事實上，明朝當時的重型火炮，遠比日本的火繩槍優越。李如松攻城之時，明朝火炮攻擊，日軍根本無法抵擋。作者進而抹殺明軍援朝的功績，說：“需要強調的是，明軍的參戰並非決定性因素，日本人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明軍的到來只是加快了它的到來。”（頁216）
作者對明軍將士的評價極為負面，“和絕大多數的明朝士兵一樣，李如松的遠征軍主要是有僱傭兵和徵召來的流民、不法之徒或時運不濟的農民組成。他們的愛國之心十分淡薄，參軍的主要目的是獲得食物、金錢和搜刮戰利品的機會，所謂的軍紀不過是上級軍官的死亡威脅，否則他們常常目無法紀，有時對友軍的威脅甚至比對敵人還大”（頁227-228），進而否定明朝出兵的意義，“雖然明朝尊重東邊忠心耿耿的屬國，它的存亡卻不是明朝最為關心的。明朝首要的目標是保護自己的邊界……在接下來的戰爭中，朝鮮人從中國人那裡得到的軍事援助必定比他們請求的要少，而由此帶來的麻煩比預想的更多”（頁228）。這些只是籠統的論斷，並沒有舉出具體事例。
事實上，明朝派往朝鮮的部隊，是當時最精銳的部隊，由遼兵、九邊兵、南兵、西南夷兵等組成。壬辰援朝時，特別給兵部侍郎宋應昌加經略銜，為最高統帥；朝中最具威望的總兵李如松為提督，手下也都是身經百戰、意氣風發的將領。丁酉再亂，明朝派遣的依然是最能征善戰的將領和朝中精兵，卻被視作僱傭兵和流民，顯示作者的無知！明朝出兵完全是出於宗主國的義務，堅持宗藩關係中的“事大字小”原則，從維護藩屬國朝鮮的利益出發，朝中從未擔心日本會威脅邊境的安全。如果作者通讀過《朝鮮王朝宣祖實錄》通篇記錄的對明朝“再造藩邦”的恩情，絕不會得出那樣毫無根據、肆意貶低的結論。
第二，依從日本、韓國的說法，對日本軍隊與韓國義兵的作用過於誇大，完全是日本、韓國學術界說法的翻版。
誠如前面提到的，作者漠視明軍的功績，給予十分消極的評價，因為作者實際上是在韓、日學術研究基礎上的綜合陳述，反映當下日本、韓國學術界評價這場戰爭的基本論調，他們強調明朝的衰敗與明軍的貪婪，絲毫看不到明軍的英勇善戰。如果與書中對朝鮮的敘述對比，這樣的判斷就更有依據。
儘管全書以日本侵略為主線加以敘述，但對朝鮮的情況也十分重視，評價相當積極，重視李舜臣的水軍與朝鮮義兵的敘述。作者特別強調，日軍侵朝首先在水軍上失利，沒有強大的水軍，是豐臣秀吉侵朝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儘管朝鮮慶尚道右水使元均與左水使樸泓在日軍入侵之初，鑿沉戰艦，放棄抵抗，但全羅道左水使李舜臣與右水使李億祺聯合作戰，多次擊敗日水軍，甚至於被作者視為起到關鍵性作用。1592年6-8月間，李舜臣指揮的水軍多次擊敗日水軍，朝鮮水軍掌握了黃海的制海權，阻斷了日軍打通黃海的水上運輸線的企圖，從而使得日軍糧草無法及時提供。隨後作者對李舜臣的戰功，給予相當充分的敘述和極高的評價，將之視為擊敗日軍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同時，特別強調，各部日軍在各道遇到的朝鮮反抗力量來自三方面：義兵、僧兵和重新集結的官軍。1592年初夏，各地義兵蜂起，首領多是兩班階層。重要的義兵出現在慶尚道，金沔、鄭仁弘、郭再佑、高敬命、金千鎰、趙憲等義兵首領開始湧現。作者指出，日軍佔領平壤以後，在朝鮮半島上只佔有從釜山到平壤的交通要道周圍狹長的地帶，其餘大部分地區大多由朝鮮義兵控制，日軍處於比較被動的地步。書中提到：“1593年年初，日本侵朝軍的勢頭開始減弱”（頁225），“他們在朝鮮的有生力量不足以鎮壓地方義兵，鞏固對半島的統治”（頁225-226），對朝鮮義兵的作用給予極高評價。
綜合而論，李舜臣的水軍戰績固然值得肯定，但是誠如書中強調的，豐臣秀吉一開始就不看重水軍建設，在十五萬侵朝大軍中，水軍只有一萬人，日軍主要部隊是陸上步兵，陸上戰鬥才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儘管朝鮮義兵在兩次晉州之役、幸州之役中曾與日軍正面對抗，甚至取得過局部戰鬥的勝利，但都不足以扭轉整個戰局。事實上，最為關鍵的戰役，如平壤大捷、碧蹄館之役、稷山大捷、島山之戰、泗川之役等，以及最後的露梁海戰，都是明軍作為主要力量與日軍正面戰鬥。與此同時，1593年春，李如松取得平壤大捷，小西行長等率部如潮水般退回漢城；1597年10月，楊鎬取得稷山大捷，擊敗了黑田長政，阻遏了日軍北上，解救了漢城危機。這些真正左右整個戰局的戰役，明軍的英勇表現才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明軍戰績在《朝鮮宣祖實錄》等史料中，有十分詳盡的記錄，戰後朝鮮君臣反覆強調明朝“再造藩邦”的恩情，甚至於為明軍將領立生祠供奉，就是明證。
第三，本書參考文獻，基本上是以二手材料為基礎，很少探研原始材料，尤其對原始漢文材料，幾乎未作深入考察，完全漠視中文學術成果。
誠如作者在新版“序言”中所說，有一位韓國人金景美每週兩次為他翻譯各種朝鮮文資料，這是他寫作本書重要的資料來源。看起來，似乎作者閱讀韓文的能力有限，他閱讀漢文尤其是古漢文的能力，也值得懷疑。在參考文獻中，幾乎很少有原始的漢文書籍目錄，英文、韓文與日文著作是他寫作本書的主要資料來源，具體分為三部分：西方人的英文著述；日本人的英文著述；日文和韓文著作。參考文獻目錄十四頁，沒有一本中國學者的著作。儘管書中也提及《明神宗實錄》，參考文獻中並未列出來；貌似也有幾種朝鮮人的文集，但作者並不一定認真閱讀過。不難看出，作者寫作本書最重要的資料，除了英文著作，就是日文與韓文著作，因而他對這場戰爭的建構，是基於韓國、日本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他們的學術研究狀況，而絲毫沒有關注中國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從另一個方面來說，也反映出中國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幾乎沒有任何國際話語權，說明中國學術界研究的滯後性，我們需要好好反省。
總之，本書是一部參考英、韓、日文資料，以日本侵略朝鮮為主要線索，同時將朝鮮李舜臣的水軍與朝鮮義兵視作戰爭關鍵因素，卻忽視了明軍貢獻的著作。某種意義上，它是韓、日學術成果直接影響下的產物，儘管有偏見，很難說是真正的“史詩”，但也不失為一部融學術性與通俗性於一體、可讀性很強的通俗歷史讀物。
孫衛國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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