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之初，前往日本留学是一种社会潮流和风尚，如同今天的“留学潮”一样，而在此前1000多年来，都是日本派留学生到中国学习，而这完全是因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当时无论是公费还是自费，日本都是首选留学之地，而之所以选择去日本，就是因为日本是中国的近邻，留学费用较之欧美等国低廉很多，因为“遣西洋一人之费，可供派东洋十人之用”，因此与其派遣学生到西洋留学，不如派遣学生赴东洋留学。
张之洞《劝学篇》
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中，也明确阐述了这一根本原因：“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1.路近省费可多遣；2.去华近易考察；3.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4.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因此“取径东洋，力省效速。”
当年赴日本留学的人，几乎都要先过语言关，只有日语达到一定水准之后，才能进入日本各类高等专门学校进行专业学习，因此弘文学院就成为许多中国留学生的打卡之地，那么弘文学院究竟是怎样一所学校呢？
弘文学院校门
弘文学院位于日本东京牛込西五轩町，是日本最早专门接受中国公派留学生的语言学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所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学校，号称是“中国留学生教育的大本营”，这所学校初名为亦乐书院，创建于1896年，当时正值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不久，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遴选并派出了第一批公费留学生赴日本留学，这批留学生共有13人，其中年龄最小者唐宝锷都已经年满18周岁，时任日本伊藤博文内阁外务大臣兼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把来自中国留学生的教育委托给了一个名为嘉纳治五郎的人，而这个嘉纳治五郎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嘉纳治五郎
嘉纳治五郎是日本著名教育家，当时正担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而东京高师是培养全日本中学教员教育的学校，也是日本中等师范教育的骨干学校，在西园寺公望的关照和安排下，嘉纳治五郎又承担起了中国留学生在上日本高等专门学校之前的日语等科目的补习教育了，为此，嘉纳治五郎在神田三崎町租借一所房子作为校舍兼宿舍，安排本田增次郎任监督，并聘专门教师数名教授这13名中国留学生，这所颇类似中国私塾式的学校，被命名为亦乐书院。
亦乐书院师生合影
由于初期中国留学生人数较少，亦乐书院尚可应对，但随着中国留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多，亦乐书院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实际需求，因此嘉纳治五郎于1902年1月迁址牛込西五轩町扩大办学规模，并正式成立了弘文学院，因校名中的“弘”字与乾隆帝名字爱新觉罗·弘历中的“弘”为同一个字，为避乾隆帝御讳，后来又更名为宏文学院，因此无论是弘文学院还是宏文学院，都是指同一所学校。
弘文学院设普通科和若干速成科，其中比较正规的是普通科，学制为三年，主要教授内容为日本语和普通学科知识，类似于现代中学课程，主要是补习数学、物理、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图画、体操、英语乃至修身等课程，同时另设速成师范科、速成警务科、速成理化科、速成音乐科等速成科，这些速成科学制只有6个月、8个月或一年不等，弘文学院在校生最高峰时曾达到7000多人。
《浙江留日学生同乡录》
为了更好地因材施教，嘉纳治五郎在弘文学院正式成立后不久，前往中国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访问和考察，特别是在武汉访问和考察期间，他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进行了多次会见，张之洞在日本的名气很大，这得益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对张之洞的评价：“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 嘉纳治五郎的武汉之行，不但加深了与张之洞的关系，也扩大了弘文学院的招生渠道，由此吸引了更多中国留学生进入弘文学院学习。
张之洞
日本自经过明治维新运动，一跃而成东亚最强盛之国家，必有许多可学之处， 因此在二十世纪初不仅有清中央政府派遣的留学生，也有地方政府派遣的留学生，还有教育机构派遣的留学生，浙江的“求是书院”就曾于1898年4月遴选并资助了何燏时、陈榥、陆世芬和钱承志等四名高材生赴日本留学。
如果你对东京弘文学院还有些许印象的话，几乎都是从学习鲁迅生平经历时留下的印象，因为鲁迅的许多文章都曾被收录到初中和高中的语文教材中，尤其是在文革时期，只有鲁迅等人的书籍可以阅读，因此对来自浙江绍兴的鲁迅最熟悉了，由于入读弘文学院的中国留学生数不胜数，因此这里只列举鲁迅等人的情况，借以管中窥豹吧。
1902年秋浙江籍留日生合影
鲁迅是于1902年3月赴日本留学的，并以周树人之名注册并入读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与浙江老乡钱家治（字均夫，钱学森之父）和厉家福（字绥之，浙江医科大学创始人）同班同寝室，经过两年多的朝夕相处，彼此结成了刎颈之交，鲁迅还在这里与同样来自浙江的许寿裳相识并成为挚友，由此开启了他们之间长达35年的友谊。
鲁迅与许寿裳、蒋抑厄合影
1904年7月，鲁迅与钱家治、厉家福、许寿裳等人从弘文学院毕业，鲁迅曾与厉家福相约一起学医，因此他们分别考入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和金泽医学专门学校，而钱家治和许寿裳则考入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从而结束了他们在弘文学院的学习，并由此开启了另一段留学生活。
鲁迅（周树人）的毕业证书
当时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有些不务正业而过于关注政治，极少有人能够安心学业并顺利取得学位，绝大多数人都被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所影响，逐渐走上了从事反清革命的道路，这其中不乏一些公费生，他们拿着清政府支付的留学费用而从事反清的革命活动，这也是留日生中多出政治家的根本原因，而同时期乃至稍后一些留学欧美的学人，大都以追求学位为目的，因此多出学者、教授和科学家，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
驻日公使杨枢为鲁迅入仙台医专写的推荐信
清政府学部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对无论是留东洋还是留西洋的留学生，还专门在北京设立考场，组织游学毕业生考试，并以考试成绩甄别优劣者，考试成绩分为最优等、优等、中等三级，并授予举人或进士待遇，有相当多的留日生都不能通过考试。
这里以鲁迅的好友厉家福为例进行说明，他于1909年回国时参加了考试，以“优等”成绩考取了“医学举人”，1910年再次赴京参加了在紫禁城保和殿举办的复试，并以“殿试一等”的成绩，被授予医学部主事，按照清朝官员序列，各部主事为正六品衔，而科举时期考中进士者才被授予正六品衔。
厉家福的考试成绩单
中国赴日留学生走过了一条由少到多并最终衰落的过程，尤其是1905年11月中国留日生为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在东京的留日学生有8000多人参加了罢课抗议活动，大约有3000余名留日生被退学遣送回国，及至1909年7月，弘文学院最终因中国留学生日趋减少而关闭。
中国留日生在弘文学院及其他各类高等专门学校完成学业后，主要流向有两大领域，一是从事革命活动并最终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诸如黄兴、方鼎英、陈天华、李书诚、林伯渠、杨度、胡汉民等人；二是活跃于中国教育界，除了文中提到的鲁迅、钱家治、许寿裳、厉家福之外，还有胡元倓、朱剑凡、侯鸿鉴、杨昌济、陈师曾、邓以蛰等人。
尽管弘文学院仅存在了八年，但它在中日留学生教育史上的贡献却是巨大的，尤其是对中国留学生的巨大影响，而从弘文学院走出的中国学人，更是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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