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人類遺產，大運河不僅是規模龐大的航運工程體系，同時又是規模巨大的文化遺產廊道。當前，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成為運河沿線城市的熱門話題，大運河文化帶建設離不開對運河書香文脈的傳承。本文擬對大運河書香文脈資源進行梳理，並對大運河書香文脈的傳承與弘揚提出建議，希望能對讀者瞭解大運河文化，閱讀大運河，推進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有所裨益。
大運河文化的特徵
大運河文化是運河經濟的繁榮所帶來的運河城市的興起、文學藝術的融合、不同文化背景的參與所形成的多元一體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及思想領域的合成。本文討論的運河文化範疇為中國大運河的範疇，包括隋唐大運河、元明清大運河和其延伸段浙東運河。
筆者認為，運河文化最根本的特徵是交流。大運河首先是為了漕運的目的而修建的，大運河的原始功能是運輸，而貨物運輸與人的流動，帶來了文化的交流，這才有了大運河文化。大運河在千百年的疏浚、修築過程中，其流經的各個城市都被賦予了不同的文化特徵，在為沿線城市提供著地理、交通、經濟與文化聯繫的同時，也促使運河兩岸的城市自身不斷髮展，形成了一個以運河為淵藪的城市共同體。經濟上聯繫著南北、東西，在文化上橫貫著京津、燕趙、齊魯、淮揚、江南、中原等區域文化。
大運河作為我國古代貫通南北的唯一交通大動脈，不僅促進了我國古代經濟發展，而且在其發揮重要作用的過程中，吸納沿線各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明成果，積澱形成了內涵深厚、千姿百態的運河文化。中華民族文化是多元一體的文化，而大運河的開通，促進了南北文化和中外文化的大交流，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運河文化。運河文化以其博大的包容性和開放性，吸收了燕趙文化、齊魯文化、中原文化、西楚文化、吳越文化的精華，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大運河文化無論是在物質文化上還是精神文化上，都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因此，運河文化不單是一種鄉土文化或商業文化，而是一種以交流、開放、融合、進步為特點的動態文化。而這一特點也為大運河書香文脈的傳承帶來了渠道與便利。
大運河書香文脈資源解析
大運河沿線除了留下眾多的物質遺存外，還有豐富的書香文脈資源。
運河與書法
隋唐時期，書法藝術、繪畫藝術快速發展，這離不開大運河的作用。科舉考試製度的推行，書法作為一項基本的應試項目，極大地促進了讀書人學習和練習書法的熱情。隨著大運河的貫通，書法藝術得到廣泛的交流，造成了隋唐時期中國書法史上的空前繁榮，出現了許多書法大師，如隋代的智永和尚，唐代的賀知章、張旭、歐陽詢、褚遂良、顏真卿、李邕、徐浩、懷素、孫過庭、柳公權，以及五代的楊凝式等。盛唐時期，揚州、蘇州等地依運河之便，經濟發達，文化昌盛，除張旭、懷素外，留名書法界的還有揚州江都的李邕，蘇州人孫過庭，泰州人張懷瓘。張懷瓘將中國書法字體分類為十體，是現今將漢字分為真、行、草、隸、篆五體的重要基礎。顏真卿曾在運河邊的德州平原任太守，故稱“顏平原”。
甘露帖
“宋四家”蘇、黃、米、蔡中蘇東坡長期在運河沿岸任職，足跡遍及江南運河邊多個城市。米芾居住在鎮江時創作了《甘露帖》，把運河邊米芾住宅的境況描寫得生動傳神。元明清三代運河流域的書法名家更是人才輩出。元代，趙孟頫、鮮于樞都是在元大都任職，後來鮮于樞被貶定居杭州。明代吳門書派。明代中期運河邊的蘇州周邊出現了徐有貞、沈周等一批書畫家，力主上接唐宋，遠接魏晉，後有祝允明、文徵明等推動和帶領，形成了影響深遠的“吳門書派”。曠古奇才徐渭，紹興人。自評：“書法第一、詩第二、文第三、畫第四。”
運河與繪畫
清明上河圖。《清明上河圖》是現存最出名的反映運河主題的名畫，為中國十大傳世名畫。這是北宋畫家張擇端僅見的存世精品圖。他是山東諸城人，少時遊學汴京，後習繪畫，入為畫院翰林，徽宗時完成《清明上河圖》。他抓住“清明上河”這一主題，把民俗節日、市民生活、市場盛況與滔滔運河結合起來，繪出這一傳世名作。此畫場面宏大，人物眾多，突出了城郊、運河、城市三個主要部分，人物上千，風光數十里，三教九流，七十二行。它不僅是我國古代繪畫藝術中最傑出的現實主義作品，同時，對研究我國曆史學、社會學以及古代建築者具有重要的價值。
“元四家”的書畫。元代，人物畫、花鳥畫走向低潮，而山水畫卻達到高峰，著名的為“元四家”，這是元代山水畫的四位代表畫家的合稱。指趙孟頫、黃公望、王蒙、吳鎮四人。趙孟頫為浙江吳興人，是宋畫向元畫過渡時期的畫家，具有開風之功。他精通詩、書、畫、經。傳世畫作有《三馬圖》等。書法作品更為後人推崇，世稱“趙體”。黃公望曾為道士，寄情山水，故山水畫的造詣極高。其畫筆勢雄偉，蒼茫簡遠，傳世作品有《富春山居圖》和《九峰雪霽圖》等。王蒙亦為浙江吳興人，他的山水畫，融各家之法獨創一格，取景多山重水複，屋宇人物點綴得宜，被明人董其昌譽為“天下第一”。吳鎮為嘉興人，善畫山水竹木，筆力勁爽。代表作有《漁父圖》，在山水墨色的深沉中，漁父高士的寧靜與平淡溢於畫作。
吳門畫派。其代表人物為沈周、文徵明、唐伯虎、仇英等。沈周是明初的書畫家，是吳門畫派的創立者，他在摩習前人作品的基礎上自成一格，在技法上有超越前人的突破與創新，技法與題材都十分寬泛，成為後世書畫家競相膜拜的一代宗師。文徵明、唐伯虎都是出自沈周的門下，文徵明發展了沈周筆墨中雅緻清淡的一面，唐伯虎則結合工整縝密的宋畫風格，發揮了沈周秀麗清新一面。仇英屬於當時的匠人，出身漆工，畫風接近唐伯虎。吳門畫派的成就在於重“技”轉向重“文”，各位畫家均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兼擅詩文書畫，長於各類題材，所以形成一代畫風，使宋元以來的“文人畫”得到全面的發展。
揚州畫派。清代康熙中期至乾隆末年,在揚州地區活躍著一批來自全國的風格各異的職業畫家，在中國的繪畫史上，這批畫家領風氣之先，講求創新，以水墨寫意技法表達畫境，而且，幾乎都是詩書畫全能，這些畫家是汪士慎、鄭板橋、高翔、金農、李鱔、黃慎、李方膺、羅聘、高鳳翰、李勉、陳撰、邊壽民等人，後世或將其中八人稱為“揚州八怪”，在繪畫史上歸於“揚州畫派”。
大運河與詩詞小說
發達的經濟，迷人的風光，五光十色的民族風俗是大運河成為文學藝術的搖籃，許多歷史名著的作者誕生在運河岸旁,如《竇娥冤》的作者關漢卿，《西遊記》的作者吳承恩都誕生在這裡。中國的文學史，似乎也與中國的地形地貌有關，山川與詩歌共生，小說與大河流傳。中國的“唐詩之路”就是基於隋唐大運河背景之下的文化之路。有不少文人記述運河沿岸的故事，寫出了《紅樓夢》《金瓶梅》等不朽的戲曲小說。
大運河與戲劇曲藝
運河帶動南北民歌曲藝相互交流。早在明朝時期，南方各省的民歌就已經沿著運河傳往北京，據《中國曲藝志》記載，“明朝時北京各種小曲的來源，除北京民間曲調外，最重要的是沿著運河北上的南方各省的民間小調”，與此同時，北方民歌也沿著大運河傳往南方各省，“在這期間，產生於北方的《寄生草》《哭皇天》《打棗杆》和流行於湖廣的《羅江怨》等曲調通過大運河和長江的船歌，相繼流入江蘇”。南北民歌沿運河的傳播必然造成南北民歌及曲藝的相互交流。南方評話和北方評書在清初得到豐富發展，南方評話包括揚州評話和蘇州評話，揚州因為處運河運輸中心和經濟中心，歷史悠久，藝人眾多，且各有絕活。蘇州評話活躍於東起上海，西至常州，北起常熟，南到杭州的長江三角洲地區。
北京八角鼓出現在揚州街頭。乾隆年間北京興起的說唱藝術較有影響的是八角鼓和子弟書。八角鼓原為一種打擊樂器，作為說唱藝術品種出現約在乾隆中葉以後，最早以岔曲命名。清朝中葉，北京八角鼓沿運河傳入了山東、江蘇等地。《中國曲藝音樂集成》記載，“北京的八角鼓，是清代滿族八旗子弟在乾隆年間創始的一種曲藝形式，這種曲藝形式因伴奏使用八角鼓而得名”。據研究，北京八角鼓傳入山東的途徑有兩種，其中之一便是沿大運河經臨清傳入聊城、濟寧等地。聊城八角鼓約在清中葉由北京沿大運河傳入，濟寧八角鼓的傳入時間與聊城大致相同。同樣在清中葉，八角鼓傳入南方重要的運河城市揚州，清中葉張微楨有《湖上竹枝詞》：“忽聽鼓聲敲八角，遊人爭愛本京腔。可見這時八角鼓已經在揚州出現。”清乾嘉年間由北京流傳到魯西的八角鼓，民國時期在聊城、濟寧兩地仍有人演出。明清時期各地的民間小曲、小調互相融合，在各地形成特色鮮明的地方曲藝，如臨清時調、北京時調、天津時調、濟寧平調、揚州清曲等。
明清崑曲北上。馮麗娜在《京杭運河與我國南北音樂文化的交流傳播》中寫道：“明清時期，影響全國的戲曲四大聲腔崑山腔、弋陽腔、海鹽腔、餘姚腔均出自南方，資料表明，它們的北傳，大運河起到了重要的傳播作用。”由於大運河是貫通我國南北的重要交通動脈，其流域商品經濟繁榮，流動人口眾多，具有音樂傳播的良好的外部條件，因而大運河的通行帶動了崑山腔和弋陽腔的北傳。弋陽腔由此在河北興起。據滄州史料記載，有清初，興濟曾出現大量長亭弋陽腔班，由安徽、江西的商人組織在運河沿線進行常年的演出。
京劇徽班進京。公元1790年，乾隆皇帝80歲，各地照例要組織戲班進京賀壽。其中就有來自揚州的高朗亭帶的三慶戲班。戲班從揚州登上平底船，沿著大運河進京而去。三慶班的人馬可能沒想到，他們的賀壽演出竟成為在北京的揚名立萬之作，並在演出中打磨出了京劇的雛形。高朗亭之後，又有四喜、啟秀、霓翠、和春、春臺等戲班相繼乘船沿運河北上進京，這些戲班多以安徽籍藝人為主，故名徽班。在演出過程中，六個戲班逐漸合併為四個，史稱“四大徽班進京”。 在此後的幾十年中，徽班不斷在運河流域南下北上，到處巡演，在演出中不斷吸收各地民間戲曲的精華，風格也逐漸清晰定型。形成了以皮黃為主，兼熔崑腔、吹腔、撥子、羅羅等地方聲腔於一爐的新劇種，其曲調優美，劇本通俗易懂，故而受到北京觀眾的熱烈歡迎。漸漸地，這種帶有北京特點的皮黃戲始稱“京戲”，也叫“京劇”，如今已成為中國的國粹。
大運河與科技書籍
運河流域是古代中國先進的政治、經濟地帶，自然也是古代中國先進的科研文化中心。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有了大運河的滋養，變得如虎添翼。代表中國古代文明的四大發明，主要就是在運河沿線的城市完成，古代許多科技書籍也是在運河沿線產生的。
大運河對天文曆法的影響。運河沿線的北宋科學家、政治家沈括撰寫的《夢溪筆談》，是一部涉及古代中國自然科學、工藝技術及社會歷史現象的綜合性筆記體著作，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評價為中國科學史上的里程碑。《夢溪筆談》一共分30卷，內容涉及天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各個門類學科，其價值非凡。沈括晚年歸退後，居住在運河畔的潤州（今鎮江），卜居處以“夢溪園”為園名。元代科學家郭守敬既是元代大運河開鑿的主持者，又是天文學家，他先後創制和改進了簡儀、高表、仰儀等10多種天文儀器。他在實際觀測的基礎上，編訂了中國當時最優秀的歷法《授時歷》，創立了招差法和孤矢割圓術，精確而圓滿地解決了古歷中定朔、閏月安排和二十四節氣安排以及預推日、月食日期、時刻和見食情的四個主要問題。
大運河與醫學著作。我國古代的醫學（又稱中醫）很發達。東漢末年的張仲景和華佗，活動範圍主要在運河區域，是中國古代著名的醫學家。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分成《傷寒論》與《金匱要略》兩部書）是後世中醫的重要經典，後人尊張仲景為“醫聖”。華佗擅長外科手術，被人譽為“神醫”。他發明的麻沸散，是一種從植物中提取的麻醉藥，適用於外科手術。這一發明比西方早一千六百多年。唐朝傑出醫學家孫思邈著的《千金方》，記錄了八百多個藥方，在我國醫藥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明代科學家宋應星著的《天工開物》，是我國古代一部綜合性的科學技術著作，是“中國17世紀工藝百科全書”。明朝的李時珍用了27年時間，對中國古代醫學進行了一次完美的總結，寫成鉅著《本草綱目》，裡面記載了藥物一千八百多種，方劑一萬多個，有圖解有註釋，考訂詳細，全面地總結了16世紀以前的中國醫藥學，被譽為“東方醫藥巨典”。
大運河與農業專著。作為古代農業的發達大國，我國古代農學更是取得了傑出的成就，水源充足、得天獨厚大運河區域更是典範。除了先進的農業生產工具、農耕和灌溉方法、水利工程外，還留下了傑出的農學著作。《齊民要術》是北魏時賈思勰所著的一部綜合性農書，也是世界農學史上最早的專著之一，是我國現存最早、最完整的農書。元代王禎的《農書》兼論南北農業技術，是一本很有價值的書籍。明代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基本上囊括了古代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其中又貫穿著徐光啟治國治民的“農政”思想。
農政全書
大運河書香文脈的傳承弘揚
大運河沿線的書香文脈為運河文化的發展與傳承提供重要的資源、靈感與思路。切實保護和傳承好大運河書香文脈，不僅具有豐碩的歷史文化價值，而且具有巨大的經濟社會價值。
傳承運河書香文脈，推進運河文化傳播。要在重要運河閱讀遺存設立標誌牌和解讀牌，圖文並茂，形象生動地展示運河遺產點歷史演變及其真實性、完整性和突出普遍價值，讓市民和遊客瞭解並尊重悠久的大運河文化。要利用運河閱讀遺存建立書房、書店等閱讀空間，使古老的運河書香文脈繼續為城市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作出積極的貢獻。
挖掘提煉大運河文化價值，建設新的運河書香文脈。要通過加強對運河書香文化的挖掘和提煉，構建新的運河書香文脈。電子工業出版社的“京杭大運河遺產保護出版工程”、《中國大運河百問》，中國建材工業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大運河遺產》《中國大運河文化》，鳳凰出版集團出版的《中國運河志》等一批研究運河的成果，體現了介紹運河知識、傳播運河文化、促進運河發展、踐行運河保護的理念。傳承運河書香文脈需要對大運河遺產價值與精神內涵作深度梳理與挖掘，形成一批論文、叢書等研究成果，引導全社會研究運河、傳承運河文脈，打造書香運河。
中國運河志
中國運河志
利用運河書香文脈資源，發展運河文化產業。運河書香文脈資源是做好運河文化產業開發工作的基礎。要聚合大運河沿線的文化元素髮展相關的運河文化產業，如利用運河書香資源開發文創產品，設計旅遊紀念品。運河文化的研究項目、宣傳推廣項目、公眾參與項目、教育項目、展示和旅遊項目等都離不開運河書香文脈資源。通過發展運河文化產業，發展運河文化旅遊業，促進運河書香文脈的弘揚。
作者石鋒系揚州工業職業技術學院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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